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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考试与留学生选拔:名人庚款留学记忆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庚款留学的名人可谓不少,胡适是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初期他选择入读康奈尔大学。钱锺书则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庚款考试主要有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考试,清华主持的是留美庚款考试。在抗战背景下,主持留美考试实属不易,1940年8月,考试便在重庆、昆明、香港举行了。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正式公布不久,清华评议会就公布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

留美考试与留学生选拔:名人庚款留学记忆

通过庚款留学名人可谓不少,胡适是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初期他选择入读康奈尔大学。钱锺书则是中英庚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在各个领域做出了贡献。

庚款考试主要有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考试,清华主持的是留美庚款考试。庚款考试的选拔还是相当有难度的,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当时从上海交大去参加1934年7月的留美考试,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况:第一天体检,考试要考4天,8门课,有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水力学结构力学水利工程。考试强度极大,考完的张光斗回到上海交大就病倒了,睡了7天。学生考上后还会被安排在国内各水利单位实习,了解国内水利建设情况,以备第二年出国学习,临行前,清华校长梅贻琦更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嘱咐他们好好学习。[2]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国民政府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这当然与国家的需要息息相关,这一倾向也体现在留学科目的设置上。叶公超在《留学与求学》一文中便不讳言:“政府派送留学生似乎应当根据两种原则:一,我们目前所急需的知识,二,基本的学术工具。……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各种课目都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在任何大学里各系的功课是应当平均发展的。但在今日中国之情形下,我们派送留学生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因此对于留学课目的选定应当更加检点,更加切近我们的需要。譬如,与其派人去学戏剧技术,莫如多送一个人去研究害虫或土壤的分析;与其派人去学政治学,不如多派一个人去研究炼钢的问题;与其派人到英国去研究英国文学,不如派人到英国去学纺织,或造纸。这当然不是说戏剧,政治,文学根本是次要的课目,不过从实际上着眼,这里似乎有缓急轻重的差别。”[3]

确实,在当时国家经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专业的实用性和紧迫性才是公费留学的主要考量,以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为例,在清华校务会筹办的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确定的22个科目中,文法方面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除医学(外科)、制药学、农学、纺织外,其余16门均为理工科目。

关于这次考试的情况,何炳棣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在抗战背景下,主持留美考试实属不易,1940年8月,考试便在重庆、昆明香港举行了。对于因为战乱而中断个人计划的何炳棣来说,他迫切想抓住这个机会。在清华园学习得如鱼得水的何炳棣21岁便从清华毕业,曾梦想25岁前得到博士学位,却在大学毕业数年后才有机会参加留美考试。虽然时间紧迫,他仍积极准备经济史的考试。除党义(不计分)、国文、英文外,每门要考五个专门科目。经济史的5科目是: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学原理、西洋通史和经济地理。5科中只有西洋通史是何炳棣读过的。幸而他有不少机会请教身边师长。政治学系学长陈明翥、靳文翰都把留学考试经验和诀窍分享给他,联大教授伍启元把他从英国带回的经济名著给何炳棣借阅,何还专程请教陈岱孙先生,陈认为经济学原理中以纯理论部分(供、求、价格)最能鉴别考生高下,建议精读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然而,考场中,让何炳棣震惊的是经济学原理三个试题无一涉及供、求、价值原理,其一是关于欧战末期及战后俄国卢布和德国马克贬值的历史。这题目何炳棣几乎一字答不出。公榜后,考取经济史科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吴保安(即吴于廑,后为知名史学家)。

而跟他一样考运不佳的还有何炳棣在清华历史系的学长陈鍫,他是陈岱孙堂弟,古文功底颇为扎实,然而在考中英庚款中却失利了,回头分析,他认为主要是中国通史的考题过于出奇,当时通史的三题为:①评估近人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之成绩。②评估近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绩。③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这最后一题“三白”着实难倒不少人,何炳棣也认为这题目覆盖面不够,且过于偏,不能客观衡量学生水平。但不管怎样,在竞争激烈的留学考试中,何炳棣做好准备又一次上战场“尽人事,听天命”了。(www.xing528.com)

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正式公布不久,清华评议会就公布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人文社科方面科目比往届多了不少,让摩拳擦掌的考生非常兴奋,很多联大三校文、史、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教员助教、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马上开始全力准备。最后清华正式公布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中,人文社科科目包括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会计学、师范教育等。经过4天8门课的考试,公榜时,何炳棣以总平均78.5分的高分列为全体22科目公费生之首,也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光荣。20世纪60年代何在香港访问史学家全汉昇时,全的夫人一开门就大声喊他“状元哥”。这一声“状元哥” 让他好不得意。

那一年的考题很合何炳棣胃口,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在史学方法的题目中,要求列出西洋史学中三大名著,并任选一部加以评估。他曾精读过吉朋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在答卷上,他一字不差地默出了吉朋精彩的论断:

The various modes of worship,which prevailed in the Roman world,were all considered by the people,as equally true;by the philosopher,as equally false;and by the magistrate,as equally useful.[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4]

幸运考上的他一扫心中阴霾,开始热切准备留学生活。而他的故事,或许正是千万个当年留学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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