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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地记中的佛教特征与山志溯源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个特征,使山川记在内容上,于佛教事迹有所偏重。从山川记的作者身份来看,自魏晋至于明清、民国,共有两种力量参与山志的创作。魏晋的山川记,作为对于山川认知的典范,在后来地理学范围内,有两条流变途径,第一种是流变为方志中的山志,其形式,依然是条目形式,依托于地方志中,以图、志的形式展开。第二种是延续六朝时期的山川记的形式,以专书的形式出现。

汉魏六朝地记中的佛教特征与山志溯源

山川记,之所以能从地记中分衍出来而大量涌现,和佛道人士的关注有密切关系。魏晋山川记的作者多为道士僧侣隐者,如具有仙道身份的葛洪、徐灵期、宋居士等。在今天可见的17部著作中,徐灵期撰有3部,葛洪撰有2部,宋居士撰有1部,释慧远撰有1部。而有些作者与佛道人士交往密切,如释慧远写有《庐山略记》,其诗社成员张野、周景式也撰有《庐山记》。而殷武的《名山记》为总记诸山,亦多记神仙事。其山亦多为仙道名山,如衡山、罗浮山、庐山、虎丘山。可知在魏晋时最早有记的山,多为佛道名山。这是山川记在产生初期的鲜明特征。

这个特征,使山川记在内容上,于佛教事迹有所偏重。如徐灵期记载衡山的《南岳记》,“仙岭数百步得桂英岩,昔人于此采桂英”(隋杜公瞻《编珠》卷一),“仙人坛,青石而有白石文,可容人坐。东望湘水如白带,水声如琴,鸟鸣如歌”[66]。其中多写一山之佛道故事。

至唐宋时期,其山记著作,依然大量为道教人士所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南岳小录”提要中直接称为名山洞府之书:“唐世名山洞府之书,如卢鸿一《嵩山记》、张密《庐山杂记》、令狐见尧《玉笥山记》、杜光庭《武夷山记》。”[67]《直斋书录解题》中所收集佛道人士所撰写的山记,有“《五岳诸山记》一卷,无名氏撰,多鄙诞不经;《王屋山记》一卷,唐乾符三年道士李归一撰;《青城山记》一卷,蜀道士杜光庭撰;《玉笥山记》一卷,唐道士令狐见尧撰;《天台山记》一卷,唐道士徐灵府撰。”宋代现存本则有倪守约的《赤松山志》,《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首序皇初起、皇初平兄弟仙迹,以著是山灵异,为全书纲领。次丹类,次洞穴类,次山类,次水类,次宫宇类,次制诰类,次碑籍类。”[68]对于同一山,并存两种记的,如宋郑樵《通志》中:“《南岳衡山记》一卷,又一卷宋居士撰。”[69]

同时,还有一部分山记为郡县长官所撰。《直斋书录解题》:“《庐山记》五卷,屯田员外郎嘉禾陈舜俞令举撰,刘涣凝之、李常公择皆为之序;《茅山记》一卷,嘉祐六年句容令陈倩修;《霍山记》一卷,知循州林须撰。郡县长官之外,也有一些地方职官所撰,如《罗浮山记》一卷,庐陵郭之美撰,皇祐辛卯序;《豫章西山记》一卷,赞皇李上文撰。”[70]这些山记,有些所写并非佛道名山,也非国家必撰之行政文献,而大多是州郡地方官员的一种知识兴趣。

从总体上看,佛道名山有志者,产生时间较早。后来的山志著作多在僧道基础上修改。如五岳中,华、衡在六朝、唐宋时均有大量山记,而很多非佛道之名山,如泰山之志,至明中叶,在志山写水风气大为繁盛时,才开始有山志之作。即明代嘉靖年间汪子卿《泰山志》,为现存最早的泰山志。而同属五岳的华、衡诸山却先行一步。(汉代《封禅仪记》中对泰山的描写,并不是山志的文体形态。)更晚的山志,如雁荡山,潘潢《雁山志》序:“《雁山集》一卷,国初僧永昇编次,详略无法,猥杂伪作,不足征。至是大夫荡南朱公自吉安归老山中,搜落选幽,凡得残碑缺简,贤儒父老之所传述,合如干简,勒成四卷,号《雁山志》。”[71]直到民国,方有所作。(www.xing528.com)

从山川记的作者身份来看,自魏晋至于明清、民国,共有两种力量参与山志的创作。一为郡守等地方官员,一为僧道等方内人士。郡守之山记和僧道之山记,因作者身份不同,记载的侧重点不同,至于后世,则各有不同的传承体系。

佛道人士所撰的山志,实在志佛、志神仙。如杜光庭《青城山记》序:“神州之内有名山,五岳列于五方。《山海经》所谓五岳各领名山三百六十,凡一千八百。有神仙洞室,福地灵墟,显于仙经,载于山志。其山皆上应列宿,傍系星官,上帝俾正神所居,以司善恶。”[72]可知其山记重志神仙。即使到民国期间,在二十三年,印光法师作《重修峨眉山志序》:“良以三山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致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事,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也。故为略示其意。”言志山必在志佛。

而儒士文人所作的山记,多在一山之实录。宋代陈舜俞,时任江西南康郡监税,作《庐山记》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他“每恨慧远、周景式辈作山记疏略”,“取《九州图经》前人杂录,稽之本史,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73]。吴宗慈《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校本》李常序,言其记庐山之“高下广狭、山石水泉,与夫浮屠老子之宫庙,逸人达士之居舍,废兴衰盛、碑刻诗什,莫不毕载。而又作俯仰之图,记寻山先后之次,泓泉块石,无使遗者”。学界一般在山志溯源上认可官修或儒士所修。

魏晋的山川记,作为对于山川认知的典范,在后来地理学范围内,有两条流变途径,第一种是流变为方志中的山志,其形式,依然是条目形式,依托于地方志中,以图、志的形式展开。第二种是延续六朝时期的山川记的形式,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唐代的山水记,在《宋史·艺文志》史部存录有《诸山记》《嵩岳记》《华山记》《衡山记》《峨眉山记》《庐山记》《顾渚山记》《玉笥山记》《九华山记》《九华山旧录》《成都记》《南蛮记》《王屋山记》《武夷山记》《罗浮山记》《湘中新记》《茅山记》《豫章西山记》《雁山行记》《句曲山记》《九华山新录》《续庐山记》《四明山记》《南岳衡山记》《清溪山记》《水山记》《茅山新记》《续庐山记》[74],以记为名,以条目为书写形式,在内容和体制上与六朝山川记是同一文体类型。但是这种文献并不在方志体系中,其主要文体功能在于保存传承关于一山之知识总体。之后宋元明清一直有所延续,这是在地理学科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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