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言：“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14]如两晋时代礼学鸿儒贺循，在《晋书》本传中记载他为“会稽山阴人，博览众书，曾撰《会稽记》”。又如雷次宗“尤明《三礼》《毛诗》”，同时也为地学大家。又如张华著有《博物志》，将“博物”的内涵主要应用在对地理风俗的介绍之上。张华撰《博物志》言：“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张华又写有《地理赞》。从上述记载中可见当时文人对于地理的关注。而晋书中以博学著称的不在少数，如颇为张华赏识的王粲、束皙，均“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其中最主要的知识是和地理风俗有关。在魏晋的各种著作中，都流露了魏晋士人自觉的地理认知动机。
晋或宋初所作佚名的《武陵先贤传》：“潘京世长为郡主簿，太守赵伟甚器之。问京：‘贵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破。光武时，移治东山之上，遂尔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曰‘高平曰陵’，于是名焉。”[15]
潘京对于一地的认知结构颇同于地记的内容。可见，魏晋时人对地理的认知有一定的共识。又《三国志》中记载朱育作为当时会稽郡的门下书佐，对本乡本土的各类著名人物、建制沿革、名山大川等都了如指掌，面对濮阳府君的提问，对答如流，而朱育实际上撰有《会稽土地志》。可知，魏晋士人的地学修养和当时的地记创作密切相关。
考察地记创作者的身份，或为太守，或为书佐，或为主簿，均为一县首长或掌管文籍者，其虽与咨政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国家固定的行政文献，也不是任何地域都有的文献。显然地记之作，是士大夫自我的知识兴趣，是当时部分地方人士的一种地学修养。从东汉通儒的知识背景走到魏晋士人史地文皆通的实学修养，士人的地学知识取径大大拓展。(www.xing528.com)
《宋书》刘粹附传刘损，“随父闲居京口，撰《京口记》。未尝应召，后官至吴郡太守”[16]。《南史》本传，顾野王十二岁作《建安地记》。
刘损的《京口记》是在其任官之前所作，顾野王作《建安地记》时，年仅十二，更无官职可言。可知“地记”这一文体，已开始成为具有地学修养的文人进行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后来地记中的文学色彩，充分而详细的山水描绘，就得益于作者的这种文人身份。大批具有文人身份的士人，进入地记创作中，并以博物见称于世，这种模范作用，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知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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