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政治觉悟与行动多样

商人是晚清中国组织得最好、力量最强大的社会群体之一。正如兰钦（Mary Rankin 1986）和罗威廉（Willian Rowe 1984，1989）所表明的，他们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经济功能和范畴。浙江的绅商管理福利工程，资助地方教育，组织民兵，主持道路建设（Rankin 1986：chaps.3—5）。兰钦（ibid.：29，301）认为，包括商人在内的精英阶层管理功能的扩展，同时也会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她论述说，在回应国内和外国的压力时，他们发起的行动突破了地方利益，进入到国家政治舞台。^[20]罗威廉（Rowe 1989：273）赞同兰钦关于上层商人的政治觉悟正在提高的估计，他看到了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汉口商人和市民中间看到了“对外国人日益增长的敌对行为。这种敌对行为，与其说产生于天生的犯罪性或者文化沙文主义，不如说产生于由外国对中国的蛮横态度而引起的一种朴素民族主义的憎恨”。

至少有三种中国学者关于晚清商人和商人组织的研究（虞和平1993，徐鼎新、钱小明1992，朱英1991）认为，商人尤其是新建立的商会代表着一个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朱英（1991：13）论证说：“新式商人社团诞生后，工商业者的组织程度大为加强，阶级意识也萌发增长，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资产阶级开始承担领导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重任。”他还更为具体地论证了商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主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及结团体的思想（1991：43—52）。同样地，虞和平（1993：第五章）指出，尽管除了在19世纪末曾经发表改革建议以外，商人之前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20世纪初年建立商会以后，他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徐鼎新和钱小明（1992：24—27）在他们有关上海商会的研究中指出，上海商人和实业家是第一批把西方观念介绍到中国的人。郑观应、张謇、徐润、祝大椿和朱云佐等一些有影响的商人，都大力提倡西学。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商人开始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并在《江南商务报》、《商务报》和《选报》等商人报刊上发表他们关于商战的观点（徐鼎新、钱小明1992：29，33）。 “新的社会阶级”——徐鼎新和钱小明所使用的术语（同上书：35）——的政治觉悟导致了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要求自治、宪政改革、1911年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政治行动（同上书：第三至五章）。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对有关商人政治觉悟的这种评价提出了质疑。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93）认为兰钦和罗威廉夸大了商人在政府干涉和官府控制之外的独立性。事实上，徐鼎新自己在先前一项关于上海绅商的研究中，就强调了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依赖性：很多大商人如严信厚、孙多鑫、徐润就是官员出身，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人通过捐买荣誉性的官位来积极谋取官员的特权和保护，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叶澄衷、朱葆三、祝大椿、许春荣、邵琴涛和曾少卿（徐鼎新1990：53—55）。^[21]至于西方观念，徐鼎新认为工商界人士能够吸收的极其有限（同上书：56）。

最低估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觉悟的观点是由张亦工和徐思彦提出的（1992）。他们认为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商会所代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都是被动的，确实实践了“在商言商”的箴言（同上书：110，114）。上海商会虽然参与了宪政改革、收回路权运动和1911年革命，但在这三场运动中都只不过起了边缘性作用。上海商人参加这些政治运动，并不是作为社群领袖而采取的行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以使事态更快地回到稳定和正常的状态（同上书：111—114）。

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因素。商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典型的不连续性，取决于不同的问题和环境。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几点概括性的评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人在政治上是实用主义的，他们对政治讨论和理论建设不感兴趣，也不擅长。尽管徐鼎新和钱小明（1992）认为商人是第一批将西方观念介绍进中国的人，但在晚清时期，确实没有多少出版物是专门针对商人读者的，为数不多的几种商人期刊也很少谈论政治事件（张枬、王忍之1962）。当时的一名商人就指责说：“商人不肯留心时事，连报也不看看，所以知识不开通”（同上书，第一卷下册：891）。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约上千种报纸、文学杂志和期刊中，只有三种是由商人出版并面向商人群体的：《工商学报》（1898年创办于上海，周刊）、《江南商务报》（1900年创办于上海）和《商务报》（1903年创办于北京，季刊）。这几种杂志没有一种发表过哪怕一篇有关美国虐待中国移民或者抵制运动的文章。最有影响的《商务报》显然有官方背景（《近代期刊篇名目录》下册1979：1151），在它1903年12月到1906年1月期间出版的70期报纸中，几乎全部文章都是严格针对某些具体商务事宜的，没有一篇与宪政改革有关（同上书：1151—1153）。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发表的数百篇重要的政治评论中，没有一篇是在商人报刊上发表的，在其他地方发表的一篇，还是由一个商学会撰写的（张枬、王忍之1962），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政治实用主义毕竟不同于政治冷漠。商人在与他们商业事务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非常积极，商人们把发展工商业看作一种救国道路。1904年，绅商孙多鑫、孙多森和徐润建立了上海商学会，以启蒙商人，发展贸易（《时报》1904年8月25日）。在同年建立的沪学会，商人学者也很有影响。沪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它的领导人、教育家马相伯在商界和政界都有广泛的联系。^[22]沪学会的宗旨为“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83）。在抵制运动中，商学会和沪学会都组织了一些号召进行抵制的集会。^[23]商人的政治实用主义，也反映在他们就事论事的方式以及在目标难以实现时随时准备退缩或者妥协的态度上（张亦工、徐思彦1992）。

商人具有官方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和与政府越来越疏远的知识分子相比，富商和社群领袖与官方体制的联系肯定要更为紧密。在晚清，拥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人阶级上层是一个称作“绅商”的混合体^[24]，其中一部分是由士绅（传统士人和致仕官员）转化而来的商人^[25]，另一部分主要由通过捐买官衔而具有绅士地位的商人组成。叶澄衷、朱葆三（经营煤油和五金器皿）、祝大椿、周舜卿（铁业）、许春荣、邵琴涛（洋布业）和曾少卿（大米和海产品销售）等大批发商都有官衔。(www.xing528.com)

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本身推行改革政策——如清政府1901年之后推行新政时，或者当国家本身与外国列强发生争端——如美国虐待中国移民的事件时，商人无须采取反叛的方式就可以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当清政府开始鼓励发展实业时，孙氏兄弟建立了他们的商学会。就抵制美货运动来说，来自外务部和商部的官员们都表示支持（见第五章）。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官商关系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因为清政府是诸多现代化计划的发起者。新近的一项有关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甚至这样评论：

颠覆中国2 100年的君主制度及其理论基础的真正的现代革 命，不是1911年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革命，而是 晚清政府1901—1910年的新政为中心的思想革命和制度革命。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的英雄并不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那些自称为 革命者的人，而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试图推翻的满清政府、保守 的满汉官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士绅。……新政革命及其成就是 1911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的中国后帝制时代在思想方面和制 度方面发展进程的真正基础。（Reynolds 1993：1）

由此看来，与官方的紧密联系并非必然意味着商人不具有在社会上占据领导地位的资格。正如另一名学者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产物，同样也是国家的产物。”（Chamberlain 1993：204）

尽管商人有其先天的保守性，但一些商人在抵制运动中仍然十分积极。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按照家乡和行业的不同组织起来，因而往往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对于抵制运动有着相当复杂的意义。一些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并不经营美国商品，他们支持抵制运动出于同乡亲情（很多在美华人来自这两个地区），而那些确实还在销售美国商品的商人则被看作是破坏爱国事业。不过，上海的商人多种多样。有关研究已经表明，群体的多样性对于民众行动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那些特别感兴趣而又富有资源的群体成员，不论有无其他成员的帮助，都会为整个集体带来公益性的福祉（或者会使运动首先发动起来）（Marwell and Oliver 1993：21—27; Hardin 1982：67—89）。

商人激进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个社会经历深刻转型时，社会群体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往往也会更加富于变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如此，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结盟随时可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把抵制运动中的商人看作是机会主义者，要比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积极或者在政治上不积极都更为准确。当上海商人在抵制运动的第一阶段担当社会领袖时，他们更容易屈从于大众的压力;而当抵制运动开始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很快地转向政府寻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