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雍正施行严猛政策，迅速取得成果

康熙的宽大政策在其晚年造成了许多弊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吏治废弛，用雍正的话说就是“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需要进行一番整治。

雍正的性格比较刚毅，但急躁且又残忍，康熙曾批评他“喜怒不定”，之后虽极力加以改正，但仍然没有彻底改变，狂喜狂怒之事时有发生。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从政特点。

雍正从政尚严猛，做事雷厉风行。

他针对康熙末年以来的实际情况，认为宽仁不合时宜。他曾对云贵总督鄂尔泰说：“好好严猛去做吧，宽一点就是上天的恩惠。如果哪一天可以宽仁了，是我君臣的大福，天地神明的恩德啊。”这就明确表述了自己的严猛思想倾向。

雍正的严猛，从即位之初就定下了基调。他刚刚即位，就颁布敕谕十一道，戒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严绝贪污纳贿，肃清乡愿恶习，警告玩忽职守者。

一场反腐倡廉的斗争打响了。

从雍正元年开始，在中央以怡亲王允祥主管清查户部，勒限贪欠官员赔补；在亏欠严重的省份，派出钦差大臣率领随员随往清查。此举清出了大量亏欠，惩罚了一批贪官污吏，使康熙末年的吏治有所好转。

为了使自己的政策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他提拔了一批以苛察为能事的官员，其中就有非正途出身、荣为封疆大吏的田文镜、李卫，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很符合雍正的要求的。他还指示田文镜、李卫等人各抒居官行政所见，分门别类，颁发州县，以为参考。(www.xing528.com)

对于那些以宽仁为务的官吏，他也多方劝导，让他们走上严猛的道路，他要求云南巡抚杨名时“宽以济猛，猛以济宽”，要求湖广总督杨宗仁“宽严相济”，就是让他们注意严猛政策的施为。

雍正多疑的性格也造成了滥杀。他对诸兄弟的残虐以及对心腹重臣年羹尧、隆科多的处置即为此例。而雍正晚年，对忠君体国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竟因传言而处以死罪，幸亏雍正早死，岳钟琪方免诛戮。

雍正一朝的“文字狱”也比较多，他在位十三年，便有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陆生楠、谢济世、曾静等大案，每一案都牵连广泛，除了曾静因雍正另有所用，因祸得福，其他人都或处死，或流放，或充军，或贬奴，或压制，绝无幸免。

雍正很注意严格考察吏治，但也并非一味严猛，对人才还是爱护的。他说：“人才难得，如果过于苛刻，就会因为一点小毛病让很多人才荒废。”

雍正很注意体察下情，鉴于清朝官吏的薪俸比较低的状况，他默认了地方官对火耗银的征收，只是要求官吏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只要不伤廉洁，不致贪滥，既不能因侵贪让百姓受苦，也不能因沽名钓誉去走极端。取还是不取，他们自己说了算，只要他们没做错就行了。雍正甚至将这种做法合法化，实行“耗羡归公”，即将非法的附加税火耗银变成国家的正式赋税，由督抚统一管理，按官吏的不同品级发给数量不等的“养廉银”，从而既保证了官吏“所当取”的收入，又将官吏对百姓的贪污勒索有所限制，对减轻百姓的负担有一定好处。

雍正的“宽”只是偶尔为之，不能掩盖其“严猛”的实质，但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正如章学诚所言：“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然而也应该看到有许多弊端，后来乾隆评论说：“我父皇即位之初，见人心浮躁，政事废弛，当官的不办事，当民的不畏法，不得不大力整顿，以除积弊，大臣们都误以为我父皇崇尚严厉。有些官员执行政策出现偏差，以至于官府办事过于严苛，使百姓们大受困扰。”如江西巡抚布兰泰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过于严苛，而等待雍正去改正。封疆大吏尚如此，幸进之人就更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