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时期的美术界繁荣与文化抗战书籍概要

抗战时期的重庆，全国美术界大师名家的集中和画坛的空前繁荣，跟戏剧、音乐界的情况类似。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设在陪都沙磁区凤凰山上。美术教育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大都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蜀中艺专等学校的教授，连同其他著名画家徐悲鸿、丰子恺、吕斯伯、傅抱石、黄君璧、王临乙等。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或远近郊区的美术家著名的还有张善子、吕凤子、许士祺、吴作人、林风眠、叶浅予、廖冰兄、丁聪等。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专门的组织按美术的门类来分，就有三种全国性的协会，即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同时，由于陪都艺术教育的发达，国民政府教育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又极为重视，美术的发展，无论什么门类，都取得空前未有的重大成就，并代表着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

▲徐悲鸿《风雨鸡鸣》

徐悲鸿是兼通西画和国画，名声远播国内外的成就最大的画家。1937年10月，他随南京中央大学内迁抵达重庆，继续在陪都沙磁区内的中央大学任教。他早年留学法国、德国、意大利，九年留学生涯使他深得西方美术的精髓，并用以发展中国国画，又以画马驰名海内外，成为独步中国现代画坛的一代大师。他来到重庆后，与中央大学同仁发起组成嘉陵美术会，被聘为委员。在渝期间，他创作有油画《月夜》《自画像》，中国画《巴之贫妇》《风雨鸡鸣》《巴人吸水》等，寄寓他对四川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对抗战胜利的期望。

张善子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胞兄，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他由苏州经武汉，全家抵达重庆，参加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的赈济难民的工作，同时从事美术创作。他创作有《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正气歌》等人物画像和四维八德人物画像。1938年八一三周年纪念，张善子创作《怒吼吧，中国》，画面上端为怒吼的老虎，下端为摇摇欲坠的日本富士山，寓抗战必胜之意，并在画上题诗曰：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那抗战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复失地决不休……

1938年底，张善子带着他和张大千的作品共80余幅赴欧美各国宣传展出。在美国，他一面举行画展，一面到美国各大学及民众团体宣传中国抗战。罗斯福邀请他去白宫做客，他将《怒吼吧，中国》的巨幅图赠予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利。他在欧美两年期间，举行了100余次画展，募捐援华款100万余元。1940年10月4日回到重庆。(www.xing528.com)

丰子恺是著名的文作家，兼画家和音乐家。他师从李叔同，画得一手好画，并创作一种和他的散文一样轻松幽默充满睿智的漫画，可谓别开生面，风行陪都。他曾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后辞职专以卖画维持生计。丰子恺的作品《缘缘堂随笔》充满生活情趣，轻松幽默自然，常将一般人忽略的生活细节抓住，写得有声有色，使人叹服。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

漫画以其印刷排版技术要求不高，常在报纸和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于1940年12月21日成立之后，还在重庆举行过两次全国漫画展览会。为推进漫画运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漫画队自1939年3月在中央公园球场举行漫画展览之后，同年12月还从桂林来重庆举办连环画和木刻展览。教育部长陈立夫在1939年1月举办的“重庆市儿童抗敌图画展”中感言说，画展的目的是“于美术之陶冶以外，兼重抗敌意识之灌输”，使儿童产生“深切之民族意识，而能尽其生命之全力，以光大吾国民族之文化，保卫吾民族国家之领土，藉以雪吾国耻，解吾国难”。

木刻作为中国固有的传统艺术，到20世纪30年代得到鲁迅的支持和指导，融入西方木刻的精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抗战时期，大批木刻画家集中于陪都，先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后迁至桂林。重庆于1942年1月3日又另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是大后方另一支最活跃的美术队伍。王琦、刘铁华、丁正献、汪刃锋、王树艺、罗颂清、陆地等人，是木刻界最活跃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漫画一样，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书籍和刊物的封面大量采用真实、生动而意味隽永的木刻画，凸显了他们存在的特殊价值。多次大规模的木刻画展，同其他画展一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在渝参展或发表的作品常常包括全国各地的，也有来自延安的优秀之作。徐悲鸿参观展览后大加推崇，当场选购了古元的《哥哥的假期》《割草》等几幅原作，并在重庆《新民报》撰文说：“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其作品为世界艺术竞争的选手。”同时对李桦、华山、力群、焦心河的作品也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木刻研究会和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于1943年联合选编《中国新兴木刻画集》，1945年12月在美国由纽约亚细亚出版公司向美国图书市场推出。画集中选有李桦、王琦、古元、王树艺、力群等30余人的作品95幅。编选者按题材编排，反映出中国抗战木刻的发展轨迹和抗战发展史。

抗战时期的重庆尽管面临频繁战乱，交通不便，出行艰难，各种文化机构经费短缺，加之日军对中国大后方实行海陆空立体交通封锁政策等不利因素，但是，重庆文化界仍然创造了空前繁荣的文化奇迹，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古元木刻版画《哥哥的假期》

重庆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的种种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化是人的存在形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残酷的战争可以摧毁人们的家园，但绝不可能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征服侵略者，以及传承文明等方面所显示出的力量和作用，是武器和军队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重庆抗战文化的历史贡献。

[1]张弓等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343页。

[2]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

[3]向纯武：《抗日时期的四川报刊》，载钟树梁主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4]周恩来：《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载《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4日。

[5]张治中：《谈电影——在“中制”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