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茶叶、瓷器和丝绸主要输出

清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商品的种类繁杂，但丝绸、瓷器和茶叶始终是商品贸易的大宗。中国丝绸自汉代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之后随着技术的革新，到清代其品质愈益精美华彩，成为西方各国争相购买的商品。瓷器亦是如此，中国先进工艺水平所打造的各类瓷器，早已广受海外欢迎，因此成为中国大宗出口的重要商品。令人惊讶的是茶叶贸易的崛起，到18世纪西方人开始大规模的消费茶叶，中国的优质茶叶随之大量出口到西方，很快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帝在致英吉利国王书中说：

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2]

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茶叶、瓷器、丝斤等物是西洋各国所必需之物品，中国是出于体恤才允许这三大宗商品出口英国及西洋各国。从乾隆将三类商品的排序为茶叶、瓷器和丝绸来看，一方面是清代以此三大类为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另一方面则说明清代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茶叶成为了对外输出首屈一指的大宗，丝绸出口已相对靠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在清代已经变成了茶叶之路。

清代以后，丝绸在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商品中已由主导位置渐渐让位于茶叶和瓷器等商品。但丝绸作为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仍相当突出，康熙年间，法国来华传教士说：“广州的丝绸不失为优质的料子，尤其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该省的绸料销售量很大，甚至居中国各省之冠。”^[13]当然，这些丝绸不一定都是广东出产的，更多是由各地商人从长江三角洲地区贩运到广州再加工，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中云：

惟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载运回国。^[14]

李侍尧使用的时间概念是“每年”，这至少表明在一口通商前后已经是一种常态现象。而每年从广东出口海外的丝绸价值差不多在七八十万两银子，甚至超过百万两，所有这些用于出口的丝绸又主要来源于江浙等地。

清前期丝绸出口量每年并不均衡，也并非一直呈增长势头，但除少数年份外，大多年份都至少在1万匹以上。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丝绸数据可见一斑。

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丝绸数量（单位：匹）^[15]

这一数据仅是清前期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购买的丝绸数量，如果把出口到其他地区或由其他贸易渠道转运的丝绸也统计在内，那么数量应当更为庞大。乾隆以后，每年从广州出口的生丝及丝绸就达几十万斤之多。1830年，广州生丝出口达到705300斤。从乾隆到道光年间，这批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生丝，每年平均价值在20万两至50万两白银之间。美国也是中国生丝和丝绸输出的重要市场，在某些年份，输往美国的生丝和丝绸还要大大超过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英国，如1832年英国商人购买的中国丝绸为54683匹，而美国则在广州采购了215219匹。^[16]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都是进口丝绸的主要地区，也表明中国丝绸的出口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此外，丝绸也是亚洲各国的重要进口货物，清初顾炎武说：“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州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17]因为中国丝绸的独特精美，广受东西方国家的欢迎。据日本《唐蛮货物帐》记载，“1711年度，54艘唐船输入日本的商品中有丝50276斤，平均每艘船载有931斤，另有织物202149匹，平均每船3743匹，织物中包括丝织物”。^[18]即早在康熙年间，输往日本的丝绸货物总量已较为庞大。

鸦片战争后，丝绸出口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邱捷教授通过对鸦片战争后1867和1868年的广州丝绸类出口（包括生丝和丝经、野蚕丝、丝匹头、丝带和腰带）数量统计，出口总量为42891担，价值20732134元。因此，“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广州丝绸出口无论数量还是货值已经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前了”。^[19]这一数据仅仅是广州一口而已，其实，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上海、福州、宁波等作为通商口岸，此前江浙等省商民贩运丝斤来粤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而是直接在临近通商口岸进行出口贸易。因此，通过广州输出的丝绸货物并不代表全国丝绸出口的总量。可以肯定地说，鸦片战争后，中国丝斤的出口通过不同的口岸，反而进入了一个历史高峰期。因为丝绸的大量出口，导致大批稻田被改造成了桑基鱼塘，发展蚕桑业。这一现象广东尤其明显，如南海县九江乡在道光年间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0]从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丝绸出口量的庞大。

瓷器也是清代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经过长期的技术探索积累，清代中国的制瓷工艺愈发进步，制作的瓷器更加精美细致。瓷器质地较脆且容易破碎，更适合海上大规模运输。可以说，瓷器大规模出口得益于海上对外贸易的繁荣，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内瓷器工艺的不断改进。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www.xing528.com)

清初海禁、迁海时期，海外商人受制于中国的政策，只能转向日本购买与景德镇瓷器相类似的伊万里瓷器，转运到欧洲各国。康熙开海后，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得以正常贸易，并成为外商争相抢购的货物，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要位置。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商舶“马克利斯菲尔”号被允许进入广州湾，在返航时，运载了53箱瓷器和大量的茶叶，并在广州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说在1715年）。此后，英国的中国瓷器市场持续地扩大，估计约有2500万到 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伦敦等港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初，抵达广州的法国商舶“安菲托里脱”号，在返航时，装满了以江西景德镇为主的瓷器 160箱。法国东印度公司为这次远航成功，在报刊上刊登了醒目的广告，说这批瓷器有咖啡壶、盛放调味品的盒、花瓶、水罐、各种大小的盘和碟、茶杯、酒杯以及理发师用的脸盆等“极上等的瓷器”，估计有数万件之多。仅在两个月内，这批数量庞大的瓷器被一抢而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安菲托里脱”号再度远航广州，在返航时又运载了瓷器140箱。^[21]

清代外销瓷器除了以景德镇青花瓷、彩瓷等具有中国传统花色品种外，瓷器制造商还根据外国人欣赏品味，开发迎合海外市场要求的瓷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中国瓷器制造商为了适应西方各国文化的需求，创造性地发明了“广彩”，根据西方商人提供的式样、品种、图案进行瓷器深度加工，“嘉道间，广窑瓷地白色，略似景德镇所制，审其所言，实即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趋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22]这就是所谓的“广彩”。可见，广彩的出现正是中西海洋贸易中物质文明交往与碰撞的产物。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美国旅行家参观了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情形时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23]而这种工场当时竟有100多家，这表明中国瓷器外销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能够灵活地、成熟地根据需求订单进行大规模生产加工出口。广彩在欧美各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特别上流社会更加酷爱广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到广州订造有法国甲胄纹的广彩，运回法国后，放在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喜爱广彩，也将广彩在宫内陈列展览。

瓷器的外销，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茶叶、丝绸贸易的兴盛。由于丝绸和茶叶体积较大，质量又轻，所以商船都会购置大批瓷器压舱，这既有利于船只在海上平稳航行，又多载运了一批精美的瓷器，可谓一举两得。即便是专门从事贩运丝绸或茶叶的西方商人，回航时也会因压舱问题而载回一批瓷器。换句话说，茶叶或丝绸往往是和瓷器捆绑在一起的。茶叶和瓷器紧密相连，还与欧洲人的饮茶风尚相关。作为茶具的瓷器也风靡欧洲，甚是畅销，然而，到了18世纪末，中国瓷器出口开始逐渐萎缩，此时瓷器制造的生产技艺不再是中国独有，英国、法国、德国等开始设立制瓷工厂大规模生产瓷器。

茶叶作为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从清代开始。尽管明代中国已有茶叶通过海洋贸易出口，但欧洲在17世纪中叶，饮茶之风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直到18世纪，欧洲的饮茶之风才从上层社会普遍渗入到普通平民之家。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早在独立前已习惯喝茶。正因为，西方人开始大规模消费茶叶，中国优质的茶叶随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海外各地，茶叶一跃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最大宗商品，正如威廉·C·亨特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24]这些茶叶大多通过广州外销海外市场，又如道光《厦门志》卷5《船政·洋船》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厦门正口始设贩夷洋船，准载土产茶叶碗伞等货由海关汛口挂验出口。……内地茶商均由海运茶至粤。”

荷兰在清代的欧洲茶叶市场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中荷茶叶贸易起初是间接贸易，中国商船将茶叶等运送到巴达维亚，再由荷兰人转销到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北美地区。18世纪欧洲饮茶风盛行，荷兰贩运中国茶叶规模相当庞大。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荷印当局订购6至7万磅茶叶，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万磅，到1719年，荷兰的订茶量达20万磅。而茶叶贸易的兴盛发展又造成了茶价的下跌，1698年荷兰每磅武夷茶售价7.75盾，至1701年已经跌至2.32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茶叶贸易之盛况。为了维持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从1727年10月开始，荷兰人从间接贸易改为直接派船到中国进行茶叶贸易，不再经过巴达维亚进行中转。事实证明，荷兰人在这个转变中获利匪浅，茶价在广州与荷兰相差2至3倍。以武夷茶为例，1733年在广州每磅0.73荷盾，到荷兰每磅1.44荷盾。这一年，荷兰在广州购买价值336881荷盾的茶叶，到荷兰后卖得988510荷盾，获利651629荷盾，利润率高达194%。1729至1735年，茶叶在荷中直接贸易中占绝对重要地位。但是，荷兰对华直接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是白银，不像巴达维亚拥有中国所需要的胡椒、香料、铅锡等物，因此造成荷兰白银大量外流，进而出现信用危机。1780至1784年荷兰在英荷战争中失败，又加上1795年荷兰政权更迭等原因，荷兰对欧洲茶叶市场的控制权逐步削弱，在广州外销茶叶中占据的地位显得微不足道。^[25]

虽然荷兰在中西茶叶贸易中逐渐淡出，但中国茶叶对西方的出口贸易仍在进一步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6]此时英国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7世纪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进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至1774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价值中，平均每年茶叶价值占71%。1785至179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85%，19世纪初以后，每年比例在90%以上。从1815年起，东印度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27]就其进口茶叶数量看，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茶数量不断增加，1810年以后，平均每年高达24万担左右。^[28]在1785年至1833年由外国船和英国船从中国输出到欧洲的茶叶数量中，英国的茶叶贸易已经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具体情况如下表：

1785—1833年欧美主要国家在广州的茶叶贸易^[29]

可见，此时广州的茶叶贸易主要为英人所支配，即使欧陆国家与美国所占份额相加，也不及英国份额。英国继荷兰之后取得了中西茶叶贸易的垄断地位。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法国、丹麦、葡萄牙、意大利等商人纷纷来广州参加对华的茶叶贸易。法国、丹麦、瑞典三国在18世纪就至少运出中国茶叶143万担。^[30]事实上，这些茶叶中有不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英国，“广州的出口贷物包括许多项目，但茶叶为最大的一宗。欧洲其他国家的洋行加起来，他们购买茶叶的总数量过去大大超过英国一个行的购买量。根据东印度公司几位董事的调查，这些国家从中国购买了茶叶之后，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偷运至英国出售。原因是英国议会对茶叶的进口税征收的过重，以致偷运私货能获重利。茶叶是偷运英国的主要私货，而且通过它还带进来其他项次要私货。后来私运情况搞到这样严重，以致一位卓越的议员在下院提出报告来说：‘这项非法走私现巳达到可惊程度，不但在沿海一带，而且在帝国内地猖狂进行，影响到国家收入，危害正当商业，破坏人民道德。这是任何好的政府所不能容忍的。’”^[31]18世纪的法国、瑞典、丹麦、美国在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至75%不等，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其他欧洲国家购买的茶叶多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降至12.5%，走私茶叶到英国已无利可图，加之欧洲国家白银来源逐渐枯竭，不得已在17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

美国濒临大西洋的波士顿也是一个重要的茶叶销售市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从此首航广州，主要目的就是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多艘美国商船来华贸易，茶叶在其所载运的中国货物仍占重要位置。表明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大宗商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