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出口海外时，海外各国用什么商品进行交换？清前期，中国尽管国内统一的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但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商品在中国市场难以销售。晚清掌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多年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32]西方国家为了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白银遂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清前期中国白银生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当时作为中国白银主要产地的云南每年可产白银十七八万两，若加上同时期广西、贵州、山西、新疆等地银矿的产量，清前期中国的白银年产量估计约有二十万两。若将同时期中国的产银量与美洲、欧洲以及日本的产银量相比较，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33]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34]而明清时期又是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纸币和铜钱难以适应市场交易，对白银的需求十分旺盛。
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数目十分庞大。有学者估计，明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约280年期间，白银输入中国的数量可能高达51560万两。以清代中荷之间的海洋贸易为例，1728至1734年有9艘荷兰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35至1756年荷兰从巴达维亚城派85艘船到广州，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1757至1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两。如此则从1728至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两白银前往中国。而在1720至1795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35]可见，荷兰与中国的间接或直接贸易，大多以白银支付给中国。
18世纪后半期，英国成了中国最大的茶叶主顾，其支付的白银主要产于美洲。据学者对1700至1753年的50年间统计，英属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到中国贸易，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平均每船109226两。若以109226两作为这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英船共运1944万两白银到中国。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中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至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1760至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至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可见，英人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额非常庞大。英人想扭转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最终把目光锁定在鸦片。
18世纪时，欧洲其他国家输入中国的白银亦不少，1719至1799年，除荷兰商船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估计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中美之间的海洋贸易虽相对较迟，但不久就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对华贸易一开始主要用皮毛、西洋参等特产交换中国商品。但进入19世纪，北美洲海豹在大肆猎杀下濒临灭绝，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皮毛来源枯竭，洋参也因长期充斥广州而滞销。于是源于美洲的白银成了美国支付对华贸易的主要手段。1805至1840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36]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西方国家为了平衡巨大的贸易逆差，最终罔顾人类社会的道德，把鸦片作为商品大批运销到中国，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鸦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用罂粟制造而成，最初是作为药材使用，输入数量并不大。然而到嘉庆年间以后，每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就不断增加，从贸易货值上极大地改变了广东的进口贸易商品结构。在鸦片战争前数十年，鸦片在广州进口商品量值中占据了首位，鸦片货值占主要进口商品货值的百分比愈来愈高，详见下表：
1817—1833年广州主要出口货值表（单位：银圆）[37]
从上表可见，鸦片在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商品货值中所占的比率不断攀升，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已经超过了50%，而白银则降为2.2%。通过海洋贸易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国家主要有哪些？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两广总督阮元奏中说：
臣访得鸦片来路，大端有三：一系大西洋，一系英吉利，一系美利坚。大西洋住居澳门，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英吉利鸦片，访系水梢人等私置，其公司船主尚不敢私带，独美利坚因少国王钤束，竟系船主自带鸦片来粤。[38](www.xing528.com)
可见，经过中国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葡萄牙、英国、美国三国是运输鸦片到中国的主要国家。葡萄牙除直接参与少量的对华鸦片贸易外，还为英国和美国商人提供澳门的港口服务并收取费用，又间接地参与了鸦片贸易。
英国向中国运销鸦片的时间晚于葡萄牙人，但后来居上，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最多。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强迫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决定向中国大量运销鸦片，借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处境。同年，英国国会授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产鸦片实行专卖，1797年又取得鸦片制造垄断权。东印度公司收购鸦片后，集中运往加尔各答等地设立的鸦片加工厂，经过再加工后装箱，将原本零散的鸦片产销重组成了一个集中系统化的产业，实行垄断经营。
鸦片的迅速泛滥，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1800年，嘉庆皇帝下旨严厉禁止鸦片贸易。此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得不放弃直接运送鸦片到中国贩卖，将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这些鸦片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货款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由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散商可在伦敦将汇票兑换成现金。因此，从表面上看，东印度公司并不运输和经营鸦片，实际上散商（又称港脚商人）只是东印度公司生产与运销鸦片的环节之一。马克思对此指出：“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39]散商的职责就是将鸦片走私到广州销售，并将货款转为东印度公司财库对华贸易的资本。
道光十三年（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时间，英国散商疯狂转运鸦片到中国倾销，输入中国的鸦片进一步激增。虽然清政府一再申明禁止鸦片输入，但由于清朝官吏接受外国鸦片贩子的贿赂，借缉私之名，行放纵掩护之实，甚至直接参与走私，终致鸦片输入有增无减。马克思对此说：“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40]
美国商人获悉鸦片能带来高额的回报后，很快就加入了对华鸦片输出。但作为当时鸦片主要产地的印度已被英国垄断控制，美国遂通过不同的途径从土耳其运送鸦片到中国，1805至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已经不少于200箱。美国从土耳其转运大批鸦片输出到中国，很快引起了英国人警觉，感受到了鸦片销售市场的竞争压力，“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最近已有改变，其可能的后果，是会降低中国的鸦片的价格。当前（1815年7月）的高价大大激励了美国船只运入土耳其鸦片；虽然中国人觉得这种鸦片不如印度出产的贵重，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土耳其鸦片运入，对中国市场价格有重大的影响”。[41]以此推测，美国对华输出鸦片的数额也相当大。1821年，由于印度所产鸦片数额激增，英国人又开始允许美商转运印度鸦片，美国对华鸦片输出进一步扩大。据统计，1818至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42]
英美两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对华的鸦片贸易中尝到了甜头。英国通过鸦片贸易扭转了长期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使得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到英国。但这一切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灾难，鸦片不仅使得民众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而且鸦片贸易造成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白银外流，中国社会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要求严禁鸦片输入的呼声此起彼伏，林则徐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43]林则徐奉命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英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虽然条约对鸦片贸易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清政府对鸦片已经禁而不查。这使鸦片的输入又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据学者统计，从1850年至1860年的10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达到618850箱。[44]随着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所制成的“土烟”，不断排挤替代“洋烟”，以及西方国家逐渐将鸦片贸易视为非法，清末鸦片的输入已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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