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初变法：以择术为先的决策

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位仅4年的英宗去世，长子赵顼即位，即宋神宗。神宗即位时刚刚20岁，年轻而富有理想。他跟前面几位皇帝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不像真宗、仁宗那样把守成作为执政的标准，而希望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

神宗甫登皇位，右正言孙觉建议及早确定“国是”。所谓“国是”，就是指国家的“最高国策”“核心路线”。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先召元老派大臣富弼入见。富弼明知神宗想要有所作为，却答非所问，拿出一套大道理来规劝神宗：“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神宗问与辽、夏应如何相处，富弼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对于希望奋发有为的神宗而言，富弼的话等于一盆冷水，使他默然无语。

神宗在富弼处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三天后召王安石入对。神宗问王安石“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回答“以择术为始”，并进而提出“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宋人常以超越汉唐、比肩三代为追求，王安石也正是此意，但他还有另一层含意，就是对所谓“祖宗之法”的不满。“祖宗之法”是宋太祖、太宗建国以后，因应唐末五代以来的弊端而创设的法制，后人把“祖宗之法”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一切形式的变革，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因循守成的挡箭牌。王安石并不赞成一切都遵循“祖宗之法”，他在给仁宗的上书中就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号，所谓的“先王之政”“尧舜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祖宗之法”相对的，本质上是一种托古改制的方略。

神宗对王安石“以尧舜为法”的真实意图了然于胸，他对王安石说“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清楚地表明依靠王安石共同实行变革的想法。尽管如此，神宗仍对更改“祖宗法制”心存疑虑，他接着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这个问题是很尖锐的，“祖宗法制”已经行之百年，而且似乎卓然有效，为什么要改变它？王安石于是撰写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详为剖析。(www.xing528.com)

王安石在奏章中指出，百年无事不是“祖宗之法”的功劳，太平的景象下已经萌生出乱象，改革势在必行。神宗看到奏章后大受触动，他第二天又召王安石入见，说：“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王安石于是详细为神宗讲解改革之法，神宗听后大喜：“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

朱熹说，神宗聪明绝顶，大臣往往不能领会他的意图，一经与王安石交谈，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之意，所以君臣相得甚欢。神宗下定决心，将王安石的变法纲领确立为“国是”。熙宁二年（1069）二月，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然而这一“国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引起大批官员的强烈反对。熙宁三年四月，神宗与司马光对话，神宗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司马光答道：“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对变法“国是”的争议，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为日后党争纷攘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