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传》揭示校园暴力事件与学生抗议行动

金山中学的师生，热衷于排演讽刺喜剧，确实有现实的考量。这所学校，当时是潮州各属的最高学府，教师中相当部分都有欧美日的留学背景，其他的也都有上海、北平、广州的高等学历。潮州沦陷，学校经短暂的停办之后，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下半年，搬到凤凰的福南小盆地复办。

其时，凤凰隶属于饶平县，山高路陡，交通阻塞，偏僻荒凉。但群山环拱的福南小盆地，却山清水秀，茶香米白，且是附近有名的侨乡，文化氛围不亚于某些县城，学校借用为校舍的冠敏家庄，颇为气派堂皇。不久，又扩借哈溪圩（凤凰圩）的市亭为教室，3层楼的陈悦记茶行为校本部和部分教师宿舍，再借用茶行北侧的一座旧四合院为教室，冠敏家庄就成为了学生宿舍。

凤凰与饶平县城三饶，仅数箭之遥，山民朝夕往来，消息传闻，息息相通。民国三十二年（1943）7月，饶平县县长刘竹轩上任伊始，贪污舞弊，鬻官害民，搜刮钱财，中饱私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公愤。刘迫于民众的强烈抨击，不得不挪出一些小钱财，在三饶建了一间难民收容所。收容所落成剪彩前夕，贴出了一副对联，其联曰：

收无靠同胞，莫先于残病；

容有难大众，奚后此疲癃。

由于言不由衷，假仁假义，故于当夜，竟被县城有识之士，大张旗鼓，换成：

瘦竹千竿，横扫直扫，扫金扫银扫国币；

冗轩一角，日烹夜烹，烹色烹肉烹民膏。

“瘦”、“冗”二字，为“收容”的谐音，竹轩之名，直嵌于联颔。此联一出，不胫而走，顿时传遍整个饶平县。不久，用竹轩之名作冠首，抨击当时官场的黑暗，在饶平县比比皆是。有上联曰“竹筒空空，无钱想做官免讲”；其下联则曰“轩斋阔阔，有意思鬻爵可来”。又有一副，其上联云“竹篙打潭，大蟹小虾叫痛”；下联云“轩署宴客，贪官污吏开心”。

其时，当局上峰，慑于民怨，只好通电饶平全县各区乡，拼凑起一个“对刘清算委员会”，并拟对刘进行罚款，用这笔钱在三饶建一个正气亭，以儆效尤。但毕竟官官相护，刘被调往省民政厅进行所谓反省后，一走了事。

像这样的事例，让金中的师生们，倍感警惕。民国三十六年（1947）10月，一个周末，仅因一个事端，差点又酿成一次学潮。其时，金山中学高一下学生刘汉瑞，到乐观戏院观看演出。后排坐着的，恰好是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警卫排的两名士兵。这两个人先是将二郎腿挂在刘汉瑞的座椅，并将烟灰吹到他的面上。当刘汉瑞回首阻止其行为时，他们发现仅是一名金山中学学生，非但未加收敛，更用燃着的烟头，将刘汉瑞的衣背燃穿。刘汉瑞与其论理，他们即行退场，然后纠集10余名士兵，趁散场刘汉瑞行出门口，一拥而上，群起用枪口捅刘，致刘身负重伤，肋骨骨裂。

而在此前的数月，金山中学高二下的学生冯尧远、陈枢信二人，在归湖的曲湾村准备搭电船返校，船员看只有两名学生，便不靠码头，致二人翌日才能搭船回校。第2日登上电船之后，冯尧远向票房交涉，要求票房人员一起到校，说明他们迟到的因由，遭票房人员拒绝和恶骂。船主还自恃与专员同乡，和票房人员将冯揿倒。陈枢信急返校告知同学，全班同学闻讯，奔赴码头，拟揿船主到校道歉并赔偿医药费。此举使船主不满，扬言欲串通专署警卫排，伺机报复。

刘汉瑞被打事件传至学校，全体同学极为愤慨。当夜，全校同学群集于开元寺内空地，主张到警卫排擒凶。校方闻知，急忙阻止，还锁上学校大门。同学们更为愤怒了，即席成立紧急行动委员会，推选何培尧为总负责人，洪定武、林厚生为副总负责人，各班派两名代表，参加紧急行动委员会。是夜10点，紧急行动委员会在开元寺后殿召开会议，决定：

宣布从明日起罢课抗议；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第5区专员郑绍玄提出4项要求，限3日内答复：一是严惩凶手，赔偿医药费，郑绍玄登报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是派代表慰问刘汉瑞同学；三是上街张贴标语，通电潮属各校，争取社会同情和各校支持；四是聘请律师，准备打官司。

罢课第3日，《岭东民国日报》记者以《学生何辜！遭此毒手，请看刘汉瑞伤痕》为题进行报道。舆情汹涌，社会沸腾，百姓哗然。郑绍玄通过学校，答复如下：凶手送法院，依法处理；赔偿医药费；由郑绍玄发表《告金中同学书》，对管束不严，表示歉意；今后将管教部属，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希望同学们早日复课。

其时，学校将《告金中同学书》油印分发并张贴公布。《潮安商报》也同时登出。校方还分别发函给家长，祈请敦促学生早日返校复课。是时，韩山师范、潮安一中、汕头礐石中学、汕头聿怀中学都来函支持，并准备罢课声援。同学们认为凶手送法院是官样文章，不可轻信，决定继续罢课。

学校出动校长、主任及多位教师，分头找紧急行动委员会成员谈话，婉劝大家尽早复课。第6日，郑绍玄通过学校转告同学：法院审理时，可派学生代表参加。在学校的再三规劝下，同学们同意复课并自行解散紧急行动委员会。

郑绍玄也是饮韩江水的人，其籍丰顺县隍九河，民国十六年（1927）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科，曾当过大学教授。在第5区历任行政专员中，是唯一一个无任何军方背景的人。在其任上，除了主持修编《潮州志》，还明知时局堪虞，现状与前景均不乐观，然仍知其不可为而为，竭尽所能，为家乡的战后重建，多做实事。其时，在经过深入的调研之后，他利用存留于公署内的美国战后援助物资，以工代赈，征集民工，兴办了当时潮属地区急需的三大建设项目：一是引韩江水入榕江的大型水利工程“龙空涵”，此举在潮州城北堤头的竹竿山下，开凿涵洞，引韩济榕，当年，实属伟哉壮举；二是重建扩建省立金山中学，煌煌黌宫，为斯时潮地之最高学府，9县1市1局学子争读的名校；三是建设潮公路，开辟潮州城至隍一线，让历来只有水路，未有公路的深山老区，能听到汽车的喇叭，能见到汽车的样子。此三大建设项目，对于战后千疮百孔的潮州大地，犹如一场及时的透雨。

光复以后，先前沦陷时避难到兴宁、梅县一带的潮州人，又纷纷返回。了无生气的城内，又一点一点恢复了生机。晴雨表是货郎担，潮州人叫摇鼓担，因为货郎在挑担穿街过巷时，往往摇动手中的拨浪鼓，代替吆喝叫卖。货郎担来了，说明城市的机能康复了。货郎担卖的多是姿娘人的用品，有针线、顶戒、胭脂、香粉、刨花（朥投）、头绳、鬃网、手帕、粉巾等等小商品。主顾大多是低门浅闺的小媳妇、大姑娘，其时习俗，买菜都是菜贩挑担上门，有的歇在巷口、巷内，供人挑选，有的直接穿堂入舍，直至厨下，送到灶间，所以更别说其他的了。姿娘只要听到拨浪鼓声，就会雀跃而出，在门口探头大喊，谓：“药鼓担、药鼓担。” 不知从何时起，“摇”给她们念成了“药”，轻声念成了重声。当然，摇也好，药也罢，货郎兄都无所谓，只要知道是叫他唤他就行了。30多岁、40来岁的半老徐娘也会跟着光临，一时间摇鼓担前姿娘云集，笑语声喧。到了民智日开，姿娘上街买物已渐成风气、习以为常，城内的摇鼓担才始告结束。菜担则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还依然如故。

卖家用品的贩子，也适时而出，他们卖的大多是筲箕、竹筅、扫帚、木锅盖之类。冬季来临，则盛卖筛斗、蒸笼诸物，供做粿之用。逢年过节之前，还有卖大钱银锭、元宝香烛等冥金冥物，供人拜神祭祖。当时，还有卖散装火柴枝的，这是西门外励华火柴厂的不合格品，或断梗、双药、无药，不能装盒，只好论斤论两地卖。买者还真的多，不知是穷、是俭。有卖点灯的火水油担，火水油当年叫洋油，贩者知道你的用量，夜间几点点灯、几点熄灯，日微朗几点早起点灯、几点天光吹灯，灯芯捻得高、低，他都心中有数，所以按时到各家门口叫卖，买者大都端出油将用尽的油灯，就灯添油，绝少用瓶购用，一家人，也仅有一盏二盏洋油灯，多了，消费不起。有人更甚，用不起油灯，用松明照明，就是用油脂多的松木，劈削成小块，插在门上龛上，点燃照明，松明摇曳不定，松烟浓浓有形，倒是燃着的松脂，微微有香，与人安慰。

卖柴薪、木炭的小贩，最是辛苦，他们要起早摸黑到山里购货，然后肩挑担子，走山路到城内贩卖，其所得不过是挑运的工钱而已。其中辛苦，他们自知，所以解嘲，曰“换嘴食”，意即出把苦力，换口饭吃。像这种日做日食，无法积蓄的小贩，在城内日日能看到的，还有箍桶、补锅、染衫、剃头。

收旧铜旧锡的贩子最让人不齿，铜锡金属打造之物，众所周知是贵重之物。而这些贩子极尽所能，就是让人不明就里，贵物贱卖。城内有一巨室，起家于清代咸丰，盖大厝于同治，至民国后家势日渐衰落。其有不肖子孙，偷出家内的物件去卖，有一次将一个金鸟笼当做铜鸟笼给卖掉了。

补碗的就明明白白做人。补碗只是一个由头、叫法，修补的，都是名瓷、名器，并非真的补碗。试想一个家庭日常用碗，价值几何，补了是否合算。所以有这类工夫手艺的，挑明了是为富贵人家服务的。还有一类接屐脚的，是为贫贱人家服务。一双木屐屐底磨损欲穿，而屐皮棕索又完好未断，于是削好几块木料接上，又能再穿一段时日。(www.xing528.com)

经过日本人的侵略掠夺，明清以降潮州人的旺势大赚、财大力雄，消逝了好多，有钱人变少，穷苦人变多，谋生已非易事，有饭便是弥陀。城内振发棉店有一个季节工，半年做小贩，半年做弹棉工，他在工场的白粉墙上，用木炭写着四句“张打油”，其曰：

六月炉边铁匠，三冬海外渔翁。

岂是不知寒暑，只缘业在其中。

浅浅白白，道出了普罗大众无奈的生存况味。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从收复沦陷区之日起，就“功德无量”地宣布法币1元，兑换汪记政权所发行的储备券200元。其时，日本投降的前夕，法币与储币之间的比兑，民间的兑换价为1∶40，政府的这个见面礼一送，潮州人民手中的储币，一下子就被劫走了80%。随着政权的风雨飘摇、日薄西山，法币的币值，也跟着江河日下。民国三十七年（1948），政府发行金圆券，用1元金圆券，可以兑换法币300万元，真是前门送虎，后门入狼，来了一个更大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价值为法币300万倍的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就信用破产，商民拒收。市场上只认外币和以米易物、以物易物。此时的行行业业，已陷于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之中：不做买卖，则坐吃山空；做买卖，则卖出去，货币疯贬，收到手的钱购不回等值的货而亏蚀一空。

金融至此，已成了一个死结，很难解开。坊间百态，更令人叹息、蹙眉。金圆券发行后的一日，一个大食兄（谓食量大）到东门头的粿汁摊吃粿汁，一吃就吃三碗。所谓瞬息万变，就是这种时候的注解。头一碗的价钱，比第二碗便宜，第三碗的价钱，又比第二碗贵，看明白了，这是不讲道理彻头彻尾的逐碗涨价。何以如此？就因此地是黄金、港币、大米三个以街为场的中心地段，这个粿汁摊的小老板，对大米的行情特别敏感，消息来源特别灵通，大米一涨价，粿汁价格就紧跟着水涨船高，这在他是天经地义，绝不手软、绝不含糊。春江水暖，这种小贩，可算是市情民生的温度计了。

在这种千奇百怪，糗闻丛出的年月，也有的小商小贩，不明底里，不知深浅，乘币制贬值之机，而超前涨价，意图收割浮财。其时，坊间频频爆出“放息条”的新闻。把钱银借贷给别人，收取利息，坊间叫做放息条。此时，利率奇高，吊人胃口。从10日1尺，即10日的利息，是本金的10%，逐步涨到10日1丈，即10日的利息，是本金的100%。有钱银放息条的小商、小贩，一辈子从来未食过鸭脯。“从来未食过鸭脯”是潮州俗语，义喻这么好的食物、事物，你从来都未品尝过、参与过、亲历过。这些人面对如此高的利率，只知其利不知其弊，以为是发财之道、生财捷径，就倾其所有全放出去。如此往复若干次，利上加利直滚下去，真是喜上眉梢、乐在心头。谁知好景不长，到了金圆券成为废纸之时，只好哭丧着脸把花花绿绿的纸币，拿回家当柴烧。也有的留有幻想，总觉得有朝一日还有用，到1950年以后，才把这些废币卖给做爆竹的。有一段时期，爆竹一响，金圆券上的头像就四分五裂、飘撒空中，煞是好看。

当其时，最难耐的是城内那些烟瘾重的人。城内车站、码头、四门头的香烟摊，抗战前卖的是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沦陷时期，卖的是潮州颐和卷烟厂的香烟。此时，卖的则是美国的黑猫、海军、黑人等牌子的香烟，有的还是一包十支装的，显然是军用剩余物资的倾销。如此一来，把颐和卷烟厂逼上绝路。潮州人只好吸这种不对口味的香烟，因为其他香烟买不到了。

金融失守，货币失信，此等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直接交关的钱根，一旦失控，就犹如江河之决堤，一泻而不可收拾，这才是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当年，也曾经有过乐观之时，可惜，若回光返照，续命而已。

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济棠执政广东时，曾把中央银行改为广东省银行，同时发行1元、5元、10元的广东省大洋券，民间称之曰“青纸”，连续几年，金融安定，物价平稳。当时的足金牌价，金铺挂牌每两（司马秤）56元。此时是民国时期潮州商业的极盛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10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实施新的币制，宣告白银收归国有，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纸币为法币。其时，陈济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对抗中央，决定以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券、毫洋券，以及广州市立银行的凭票为法币，以大洋券一换一，与财政部竟收白银回笼。斯时，广东因连年物价安定，人心无忧，人们持银兑换纸币，为数甚众。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18日，陈济棠还政中央，国币开始流入潮州，面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辅币有1角、2角两种。然潮州仍以大洋券为本位交易，国币按中央规定加二交收。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潮州才改以国币为本位，大洋券以每元八成三三的比值，照常流通。

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国民政府为增加筹码，应付急需，将二十九年（1940）印刷、一直未曾使用的代替关税计算单位的关金券（全称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三种，作为法币，按1元比国币20元的比率，同样流通。这样，国民政府变相发行大钞，从此物价开始波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市面上流通的国币，面额愈来愈大，有50元、100元、400元、500元，以至于1000元、2500元、5000元、10000元。关金券面额有20元、50元、100元、250元、500元，以至于1000元、2000元、5000元，5000元的关金券，等值于国币10万元。大面额钞票的出笼，使得400元以下的钞票，受到淘汰，不能通用，500至2500元降为小钞，5000元以上才算大钞。这一年的5月5日，国币在潮州市面的交收已经基本绝迹。大宗买卖，商号以白条单相抵，尾数方以国币填补；小额食物，概以米换物；批发以港币为本位结算。

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打着整顿金融、重新统一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旗号，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金圆券每元代表纯金0.22217克，后来修改为0.44437克。其时，政府大力推行，按1元比国币300万元的比率，限期于当年11月30日收回国币。开始发行时，比率的计算是：1美元兑金圆券4元，1港元兑金圆券0.75元，1两黄金兑金圆券200元。可是潮州8月25日才开始发行，仅仅两天的时间，物价就上涨了1倍。

1949年2月8日，行政院南迁到广州，金圆券失去了信用，面额不断增大，物价步步上涨。4月6日，金圆券面额又增至500元、1000元，发行后，一周内，物价上涨了50%。当年4月，潮州城内有商号自印代港币1至5角的辅币。其时，金融已陷入极端之混乱，金圆券断崖式地贬值，物价持续地飞升。港币1元，涨至等于金圆券8万元。5月2日和5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又分别推出面额10万元及50万元的金圆券，外币价格随即上升1倍。此时，潮州各地均以谷物、银元、港币为交易单位。至6月，政府因再也无法控制金融，允许民间行使银元，每元兑港币8元。

1949年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又颁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银元每元含纯银23.49348克，银元券为十足兑换券，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元或银元券1元。银元券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辅币有5分、1角、2角、5角4种。银元券与其他通货的比兑，黄金每两为82元，1美元为1.6元，1英镑为3.54元，1港元为0.26元，并取缔港币的流通，着令一切机关和市面交易，概以银元券为本位。但银元券已经与政府一样，失去了信用，无人问津，在潮州流通殊少，市面交易仍以港币、银元、铜镭、大米为计算单位。而金圆券早在这年的6月之间，就变成了废纸。

有人做了统计，民国三十七年（1948）12月上旬，中白米每石（200市斤）售价金圆券400元，至翌年5月上旬，售价便高达750万元，物价上涨近2万倍。

1949年4月，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通过决议，把全省由9个行政区，扩编为15个行政区，原第5区所辖的9县1市1局，析分为两个行政区，即第7区辖潮阳、陆丰、普宁、惠来、南山管理局，共4县1局，专署驻潮阳；第8区辖汕头市、潮安、揭阳、澄海、饶平、丰顺、南澳，共6县1市，署治驻潮州城。东沙群岛划归海南管辖。民国三十七年（1948）1月1日就任原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绥靖总指挥的喻英奇，受命转任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等各职。

6月，国民党陆军第12兵团从江西溃退下来，兵团司令长官为胡琏，人们称其为“胡琏兵团”。其时，一起南来的，还有江西省省长兼保安团司令方天带领的江西省保安团，这些军队合起来的人数，在潮安境内，就有3万人以上。胡琏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原来驻扎在江西上饶一带，辖第10、第18两个军，总兵力约5万人，一贯为蒋介石所倚重。蒋介石浮海赴台以后，密令胡琏退出江西，取道闽粤边界的潮州、汕头、诏安、东山等地，渡海赴台，并从台湾派出台湾新军1个师，前来接应。其时，蒋介石的这个密令，连在广州的代总统李宗仁都不知道，李宗仁严令胡琏死守上饶，胡琏却于6月拔腿就走，路经瑞金、汀州，直奔潮州而来。其一路上，连遭解放军、游击队的截击，损兵折将，兵员锐减。为了掩人耳目，胡琏把队伍改编为洪都、抚河、会昌、上饶4个支队，并于沿途到处拉丁补员。

胡琏兵团进入潮州城后，立即向潮安县政府要粮、要钱，搞得当时的县长洪之政狼狈不堪、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其时，城内有报纸披露道：

潮州大军云集，潮安县政府每日应拨驻县部队军粮食米，计有：广州绥靖右翼指挥所6700市斤，第12兵团18军3100市斤，新编第1军2100市斤，第321师部8000市斤，第12兵团部军政学校4326市斤，合计71026市斤，折谷880市石。洪兼县长，以截至9月15日止，供应驻军军粮已达124万市斤。而潮安为缺粮县份，际此青黄不接，对于如许庞大军粮，实属无力负担。民粮既已搜尽，军粮势难再供。不拨则贻误战机，欲拨又无从筹措。司农仰屋，巧妇难炊。绕屋彷徨，不知所措。

胡琏兵团驻扎潮州期间，随其一起南来的江西省政府，也流亡潮州，江西省政府的办事机构，设于中山路卓府。5月下旬，潮州街头，所有的铺户摊贩，都拒收拒用关金券、金圆券、银元券。自知来日无多的喻英奇，于5月30日，悍然在潮州城南门外南校场枪杀受香港地下组织派遣，前来潮州、梅县进行策反的国民政府原陆军中将陈侃、少将梁一飞。10月21日，胡琏兵团最后一批主力撤离潮州，在汕头乘军舰去往台湾。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2支队、第4支队，占领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