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史：瑰丽多彩的书法艺术展现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偏远而粗犷，雄浑而秀丽，自古以来就是狼烟四起的边塞，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之地。大批中原文人志士来到塞上，写下了诗歌，也留下书法作品，可惜他们的墨迹很多被历史所淹没。对于宁夏书法史，事实与文献记载之间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宁夏书法的真实情形远远比文献记录要丰富，就实物遗存和地方文献来看，宁夏书法的原始面貌遭到严重损毁，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古代宁夏书法的瑰丽多姿。

据文献记载，宁夏古代最早的书法家可以追溯到汉代。梁鹄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宁夏书法的鼻祖，后世书论家多有评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载：曹操于208年攻下荆州，邀请梁鹄，并将他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师）宜官”。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亦称“魏武重之”。南朝袁昂《古今书评》说：“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南朝庾肩吾《书品》评梁鹄书法为上之下品；唐李嗣真《书后品》列为上之中品；唐张怀瓘《书断》列为妙品；唐韦续《墨薮·九品书人语》评为上之上品。传世书迹有《孔羡碑》（又名《鲁孔子庙碑》），其书学造诣深受世人称道，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梁鹄是东汉“安定乌氏”人。当代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认为，乌氏治所在今固原东南。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大辞典》亦持此观点。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著《甘肃通史》在“东汉安定郡郡县情况表”中明确记载了安定郡所辖八县中有四个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境内，乌氏就在其中。梁鹄能成为东汉名震朝野的书法家，得益于汉灵帝的赏识与提拔。梁鹄因书法而封官加爵，曾经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以蔡邕、杨赐、阳球等人为首的儒家士大夫百般诋诃，并向朝廷冒死直谏。推儒重道的汉代士人绝不允许梁鹄“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认为，一个士人必须首先习儒，以经术为先，“通经释义，其事优大”；其次，掌握一些像书画辞赋之类的“小能小善”。蔡邕的主张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可以说，以蔡邕为首的汉代儒家学者对于书法的态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魏晋隋唐时期，宁夏地方文献中关于书法家的记载很少。宋代有隆德人姚兕，虽为武将，然酷爱书法，老不废书，并一生追慕颜真卿的书法和忠义人格。金代有固原人张中孚，一直身在军营，治军有法。然读书不辍，喜好书法。可惜其墨迹早已失传。《嘉靖固原州志》载：“中孚天性孝友刚毅，与弟中彦居，未尝有间言。喜读书，颇能书翰。”可以看出，姚兕和张中孚二人虽为武将，但均爱好读书，亦喜书法，体现了传统社会武将以文化为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北宋名臣范仲淹、韩琦为了讨伐西夏，都曾到过固原一带，宁夏地方文献只记载其生平，未提及书法，然其书法亦有据可查。范仲淹善书。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为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亦云文正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韩琦书法受颜真卿影响，有着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的特点。与宋代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相比，韩琦颜体书法显得更为浑厚朴拙，这无疑是禀赋胸襟使然。现存世墨迹有小恳帖、信宿帖。与苏轼交好的李子仪，曾在固原做官，书法为人称道。《万历固原州志》记载李子仪：“沧州无棣人。登第几三十年，乃从苏轼于定州幕府，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昧，终朝请大夫。”范仲淹、韩琦、李子仪虽为外籍，然与固原有过交集和联系，亦可视为宁夏古代书法史中不得不提的书法家。

进入明清以后，地方文献关于宁夏书法家的记载较多。这是因为宁夏地方志的修纂主要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明清书法家们的生平事迹资料相对于前朝较为详细。明代的宁夏书法家有朱元璋第十六子朱，草书“清放驯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拱璧”；戍守宁夏的军士、安徽凤阳人陈宗大，集诗书画于一身；山西人张赤心，擅长楷书；流寓宁夏的安徽人孙振，以笔墨自适，书法古劲；考中进士的银川人宋儒和张嘉谟，隶篆行草，各得其妙；隆德人张浩，擅长大篆。清代的宁夏书法家越来越多，史料记载的书法家主要有赵楫、张觐颜、孟之珪、高拱宸、魏元勲、王家干、叶永宾、杨浣雨、顾光旭、钟先鸣、王维翰、赵宜暄、瞿三益、张煦、王嘉谋等。这些书法家当中：有的以廪生从戎，就武职，精通骑射；有的设帐授徒，为人师表；有的政声卓著，为官一方；有的雅好书画，喜欢鉴藏；有的古道自持，不趋时好；还有的沉潜理学，淡如名利；有的德行淳雅，善于吟咏；有的天资颖异，品行端方。

古代很多人的书法在文献中并未提及，并不是说他的书法很差，而是他在书法之外，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方面。在史家看来，他所记录的事迹远比书法重要。在儒家士人眼里，书法乃事业学问之“余事”，黄道周认为书法乃学问外“七八等事”。古代书法家大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的儒学人格。他们大都主张“以书载道”。书法是闲暇时的笔墨游戏，上无补于国家，下无损于日用。传统思想理念深深影响文史学家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即针对脱离客观之学术现象云：“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1]由此可见，道不仅贯穿在文学领域，亦贯穿于书法等其他艺术领域。由于对“道”的膜拜，人们很容易忽略对书法事实的考察。可以说大多数的书法事实都被史书所遗漏，我们能够在文献中查阅的书法史实只是冰山一角。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紧接着是新学堂的创办。20世纪初文化变革的脚步骤然加剧，新旧矛盾冲突最终在“五四运动”时达到高潮。宁夏现代书法家最早一代出生于光绪年间，他们的青年时代在旧式学堂度过，并参加过乡试、会试或殿试。这些书法家从童蒙识字教育开始就接受了非常严格的传统书法教育。他们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特别重视书法的实用性。一方面是日常学习生活中充分发挥书法的文字交流功能，另一方面是科举考试中对考生书法的绝对要求。宁夏近代书法家因其成长的文化环境仍然有传统书法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的双重保护，因此他们均有很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可以说，他们是在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课程中开启书法学习的旅程的。传统文化与书法犹如人的身体与衣服，相互依赖，须臾不可分离。现代宁夏书法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书法在学校教育中仍然继续保留，中小学课程设置中每周都有书法课，书法与语文教学中的写字融为一体。近现代宁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黄自元、潘龄皋、张维岳、谢威凤、王学伊、张文源、王文熙、王国璋、夏连元、刘玉魁、潘毓林、王志毅、马汝邺、林培霖、刘相弼等人。宁夏地方文献中记载的这一时期书法家凤毛麟角，其后面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书法队伍。(www.xing528.com)

1949年后，一方面以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成为时代的主流，书法由于其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功能的有限性而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对书法有所冲击，很多人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所钟爱的书法研究。书法虽然不再作为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但受传统思想惯性的影响，社会上不少人仍然重视书法学习。启蒙教育承接传统的书法训练，尤其在小学阶段，小学书法临摹与语文课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做法大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读书人的整体书写水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落千丈，根源在于学校教育中书法教学地位大大削弱。

改革开放以后，宁夏书法家们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当中。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具有代表性的宁夏当代书法家有李微东、罗雪樵、曹佑安、胡公石、刘正谦、胡介文、安卓三、李芳春、王文钧、尹旭、柴建方、吴善璋、郭守中等。早期书法家们的书法之树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散发出一种雍容古雅之气，他们吸收古典诗文的营养和儒家道德人格的精髓，使得其书法的内在意蕴极其深厚。当代一大批书家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历史语境下，他们主要从书法本体来研究学习，未能充分感受和接触传统书法赖以发育滋养的原生文化环境。书法家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以及从事书法的终极目标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书法由从前文人之“余事”变为书家的专业或职业，从传统士大夫眼中的“末技”“小道”变为一项光彩的事业，宁夏书法家们的书法创作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过渡，两者相较，艺术性因素逐渐增强。1980年宁夏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在文联中的地位突显出来。很多书法家联合起来，在书协的组织和领导下开展书法的交流和学习。宁夏书法家们在1980年以后率先组成一个方队，亮相国内书坛，引起很大关注，充分展现了宁夏书法家的开拓创新精神。

进入21世纪，书法展览成为宁夏书法家展示其艺术创作的主要方式。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当今书法界的权威机构，它主导并制定的书法展览及其评审制度对宁夏当代书法家的艺术创作导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前的宁夏书法家主要有陈国鸿、周建设、刘志骋、李洪义、关宁国、齐国旺、宋琰、范彦奎、韩绍芳、杨华、潘志骞等。这一批书法家的崛起，主要通过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各种展览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区内外书法界具有一定影响。与书法创作的大军相比，书法理论的研究门庭冷落。值得称道的是书法家尹旭常年默默耕耘，煌煌数百万字的书学理论成果在国内书法界格外引人瞩目。杨开飞等继续推进宁夏的书学研究。吴善璋、郑歌平为代表的传统派书法家仍然坚持书法的传统价值观，学书兼学为人，注重书品和人品的统一，将书法视为提高人生境界的不二法门。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