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宗教特征

本杰明·霍布森[5]博士记录了一份香港维多利亚大主教乔治·史密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之间的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谈。这次交谈的内容刚刚在伦敦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交于福音外传学会[6]。这两个协会都希望尽可能地将这次谈话对外公开；考虑到这一点，也因为这是来自这个国家的最新信息，我们对此全文引述。

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

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

香港圣保罗书院

1853年5月23日

亲爱的大主教大人：

在1852年1月28日致阁下的信中，向您汇报了我们圣保罗书院和我们布道团的情况。因此，在信的最后，我向您写了这些话。

中国的政治概况和这一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状况，基本特点是动荡不安、充满期待并且大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原本值得尊敬的体系正在迅速衰败的王朝—这正是大家所期望的，注定不久即将成为历史。它现今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或许因为它积淀已久的能量，下一代仍然无法将它撼动，但绝不是因为它自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如今这场起义震撼了南方的广西省—离广东省三四百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国家律法几近废止，皇权威严荡然无存。由于所有这些内在的危险和变化，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上帝让我们坚守在这片土地的前沿，或许不久我们就该拥有完备的思想，披着上帝的盔甲，以应对一个全新、重大的紧急状况。

就在十六个月以前，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对在清帝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点措手不及。三四年前在广西省爆发了起义，与之毗连的便是广东省。这次起义和清帝国其他很多地方的起义如出一辙，都是由于腐败和压迫导致的，这也是清帝国如此频繁地暴发此类起义的原因。而且非常明显，在一段时期内，参与起义的都是些目无法纪、欺压弱小的投机分子。在这一过程中，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涉及各行各业；最近，宗教元素又渗入这场运动之中。在最近的几个月，起义军向北进发了几百英里，从起义最初爆发的地方一路高歌猛进。如此迅猛的速度让大多数人惊诧不已。南京，前朝故都，已经落入起义军的手中。靖江，壁垒森严的满族卫戍区，尽管清军在此十分凶猛地抵抗住了英国远征军，而如今这里也落入起义军之手。瓜洲，位于长江对岸，守卫着大运河的入口，也已陷落。继续向北，扬州也向起义军投降献城。

起义军首领公开表明信奉新教，宣称他们是由万能的上帝派来宣扬唯一真神的箴言的，并显示出了打倒各种偶像的坚定决心，还声称起义军向北方的都城北京进发之前，在等待上帝的进一步启示。

我们英国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近期乘坐英国舰队“赫密士”号蒸汽轮船访问了南京，获得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当起义军了解到英国人信仰基督教时，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的同胞，向我们的同胞提供了他们自己出版的基督教书籍；表达了起义军在反抗清王朝过程中的愿望、对外国人的欢迎，以及允许外国商人赴内地进行贸易的观念。起义军对我们的同胞提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禁止鸦片输入。“赫密士”号的司令官、E.G.费士班船长、代表团的挚友、译员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搜集了关于起义军首领最重要的信息。起义军首领热情地把宗教作为起义军运动的主要元素，把宗教作为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还谈论了似乎应该普遍执行的礼仪和道德。

当然，在这些并不完美的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导致他们变得狂热过度。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以免把新教的使命与一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运动过分地等同起来。如果说这场由爱国者发动的运动的目的是驱逐异族篡权者、恢复汉人的政权、为百姓谋求自由；如果说大量的本地基督教教徒的存在为这个运动注入了一种能量和决心，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很少看到的。尽管中国百姓希望外国人不要介入或者不要站在斗争双方的任何一边，然而，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百姓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所给予中国百姓的同情。中国百姓也已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终会加入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群体。

也许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会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做出让步，不再把新教传教士限制在海岸边的几个城市，不再让外国人只能在海岸附近进行短期的旅行。每一位有思想的观察者，都会有这样一种总体印象，那就是这场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些观察者认为所出现的这些事情正在将中国的政治、社会、道德及宗教解放引向一个空前的、绝无仅有的程度与规模。

阁下将预见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正是它让我现在向您致信，望您能坚定地支持这些令我激动不已的责任和抱负。我的愿望和我所祈祷的便是这场危机能够带来某些进步。英国的目光不可能避开中国，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姊妹了。我们向国家教会求助，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古老的学府，以及众多的神职人员。我们呼吁我们的青年才俊出来帮助我们，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对抗强权。我们呼吁这些青年才俊跟随我们来到这里，并做好准备—无论神的旨意召唤我们去哪里，这些青年才俊都愿意和我们一起前往—在开端并不完美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以正确的方向，让基督的光芒越来越亮，直至迎来美好的日子。

一位英国官员—这是一位精通汉语的文职官员—在上海写了下面关于“赫密士”号访问南京和我们的人员在那里受到接待的有趣的总结：

“得知来访者信仰基督教并声称绝不会与清政府站在一边后，起义军十分愉快地接待了他们。接下来的六天，‘赫密士’号停泊在南京。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和起义军首领互相进行了多次拜见，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来一睹这艘大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义军是基督徒，他们假装受到新的启示，委任他们铲除世间的邪恶，让中国恢复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他们称这个唯一真神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称君王为‘天王’或‘王’。他们公开表示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并且在我们逗留南京期间，极力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宣称他们驻扎南京只是在等待真神的旨意，得到指示后他们会继续向北开拔，进军北京。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七八千，我们把这部分人称为狂热的中间分子，或者随便我们怎么称呼。但追随他们的人数却多达十五万人。他们占领了南京、镇江、瓜洲及扬州。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许多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宗教宣传册的翻印本，还有一些是关于日期安排的新式日历、《十诫评注》[7]、《创世记》[8]、他们所获启示的记录、组织军队的条例、初次建立政权时发布的各种法令、各种礼仪礼节、赞美诗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同寻常的组合。他们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示，相信救世主的赎罪祭[9]是到达天堂的唯一途径。总而言之，它们所呈现出的真伪混杂已经到了一种最令人惊讶的程度。有些人称他们为摩门教[10]教徒，有些人则称他们为清教徒[11]，还有人称他们为狂热宗教徒，各种称呼有一百多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即便现在是也无法判断他们信奉什么，以及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一封来自在上海的英国牧师的信。这封信是在他们出访南京的轮船回来不久写的，信中同样记载了以下一些有趣的事情。

“‘赫密士’号于昨日从南京返回，带回了不同寻常的消息，这帮起义军真的是一群基督教教徒！这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偶像崇拜，开始膜拜上帝及耶稣，信奉三位一体[12]！在我面前就有很多他们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创世记》，还有一本是标注了所有安息日[13]的历书。他们有自己的历书，按他们的历书，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另外一本是《三字箴言》，讲述了这个纯真的信仰的起源及往后的发展。还有一本《十诫评注》，在第七诫的时候，说到严禁吸食鸦片，因为它是违反其他命令的祸源。然而，正如我们所料，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混杂着许多迷信和中国特有的观念。他们似乎有一种在全世界都至高无上的理念。‘太平王’并不是对个人的称谓，而是整个王朝的名称。我们和这些和善的人进行了大量的往来交流。他们对外国人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把外国人称为‘外国同道’。他们也很乐意同外国人开展贸易，但绝不允许鸦片贸易。遗憾的是，船上没有传教士。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好友E.G.费士班船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他们宗教的信息。奇怪的一点是，这些起义军和天主教教徒没有任何交往。他们是最强硬的传统信仰的批判者。他们似乎在广东及周边地区学到了基督教的信息，并高度评价了与我同名的人—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当然，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必须予以认真的衡量，尽管他们似乎在竭尽全力地实现自己的宏伟事业。他们在南京和靖江的人数庞大，抵抗他们的只有一些无名鼠辈。我们正处于一个奇特的时代，愿上帝统管并指引这一切不可思议之事。”

本杰明·霍布森博士

在仔细阅览这些记录的时候，每个人都将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起义军首领作为基督教教徒的虔诚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除非他们是有着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否则很难解释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如何与同胞的偏见相抵触的，即把政治运动与基督教的宣扬和传播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宗教往往被与受鄙视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我们也不能设想在涉外问题上，有什么比不让外国人吸鸦片烟，并规定完全禁绝违禁药品生意更轻率的做法。目前，鸦片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物品，给我们的英属印度官员每年挣得近三百万英镑的收入。起义军的追随者中可能有不怀好意的人，但上述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起义军首领一直表现出对宗教的真诚和对百姓的宽容。

在阁下面前展示这些新奇之物，是想借此机会，通过阁下，恳请我们教会伟大的传教士团体，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倾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现在要求他们加倍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时刻；这是一场将深刻影响三分之一人类的巨变。愿我们能以上帝之名在这片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让足够多的传教士进入这片土地等待收获。日本现在也可能即将迎来它的受主恩典的日子。美国探险队已经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美国海军准将已向只身在琉球传教的传教士提供了保护。美国远征队收到我的信，并将其带给伯纳德·基恩·贝特海姆博士。我在信中鼓励他为强大的舰队提供临时的翻译。他们现在正准备将基督教国家的旗帜升起在日本海域。在另一个地方，缅甸正在遵循同样的东方专制的普遍规律—在盎格鲁-撒克逊政权面前逐渐消失。尽管英属印度的历任总督都奉行太平洋政策，但英属印度的疆域一直延伸到几乎触及中国西南区域。上帝的箴言也以一种改进的版本传递给了中国百姓，《新约》和《旧约》都由伦敦传教会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完成修订。郭士立博士和其他人的译本已在起义军大营中广泛传播开了。基督教教义及相关书籍长期以来都是由新教传教士传播分发。新教传教士心情沉重而沮丧，游走在广州市郊街道上无精打采的群众中，最终还是有所收获。比起我们并不坚定的信仰和渺茫的希望，还是上帝待我们更加仁慈。这些满怀仁慈的使者进入遥远的内地，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无限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在邻近的广西省，他们赋予在现代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一场革命鲜明的特征和强大的推动力。有这样一群人，以他们的信仰来看，甚至可以被称为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向人口最多的帝国都城进发。他们如果能够取得最终成功，并得到全面悉心的指导，则可能成为基督教最纯粹的传播福音的先驱。然而，一旦被忽视，他们可能会沦为最无知的狂热分子和偶像崇拜者。

令人欣慰的是，一位最年长的新教传教士—上海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即将访问南京。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是最早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希望，在这种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实施领事限制来阻止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的行程。我们英国国家教会必须进一步做好充分利用这次危机的准备。我们在上海、宁波、福州的传教士应该设法增加对当地方言和官话的了解。传教士们应该做好准备，利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消边界规定方面的限制这一机会。英国领事官员认为，根据这些限制，他们现在必须与中国官员合作，防止我们进入内地。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来自欧洲的新的人员补充。这些人员必须是身强力壮、富有学识、甘于奉献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果不具备学习一门陌生且复杂的语言的能力，何谈来这里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清帝国所有官员所使用的官话。所有传教士都必须做好准备，以博爱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准备好去往上帝指引的地方。上帝会表明传教士们今后在哪些地方将是最具影响力、最能发挥作用的。教会传教士协会无疑会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尽管长期以来这种吸引力有限—它将在这片大有作为之地巩固自己的基础，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我最近拜访过国外福音传播协会在印度的一些教会，我恳请这些姐妹团体重新焕发年轻活力，并将这一壮观的场面展示给中国的百姓。就像我在廷尼维里有幸目睹的一样，来自我们教会两个协会的传教士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在精神和信仰的统一中，为同一个精神王国而奋斗。我为传教士们提供圣保罗书院的设施，提供首次的接待和筹备。这些传教士很快就要前往北方，我也将随他们而去。我不会让传教士们去那些我不愿陪他们去的地方。我们做好了与家人分别、与国内失去联系的准备。我们虽已有妻子儿女，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目前我们尚无行动，只能做一些计划安排，但我们必须立刻派人来这里，学习这里的语言，为今后的战斗做准备。因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快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尤其是英国的教会，基督的使节，拒绝成为这些东方帝国中十字架的传令官—因为现在有三个帝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面前动荡不安—历史将记录下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就像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它们每个国家都曾享受过在东方海域短暂的霸权和帝国全盛之日，然后又变得无足轻重并最终走向衰败。因此，挥舞着强大的海洋权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英国，如果不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基督，只打算无耻地自我膨胀和发家致富，只能从高贵的宝座上摔下来，蒙受应得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阁下，我的心中思绪万千，感谢您作为我的大主教能够怀着怜悯之心聆听我的倾诉；在这个可能成为英国黄金机会的紧急时刻，通过你向国内教会吹响呼吁的号角。

阁下最顺从的、深情的、心怀感激的仆人

乔治·史密斯(www.xing528.com)

于维多利亚

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是不会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对于获得准确的信息，他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对基督教热忱和他最强烈的愿望可能使他过于轻信、过于乐观。有人写了一封信给英汉报纸编辑，所表达的观点与有着高贵出身的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有些背道而驰。为了能公正地呈现双方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将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起义军的宗教特征—写给《中国邮报》的编辑

编辑先生：

英国皇家汽轮“赫密士”号对南京的访问开启了我们对目前在中国上演的这出气势磅礴的大戏的全新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对起义军新的投资，似乎是起义军对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的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报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几乎就在起义军起事之初，就已众所周知并明示于天下。起义军的名号为“拜上帝会”，起义军拆除庙观，破坏偶像，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签发的公告刊登在了《华北先驱周报》[14]上，并于1853年3月31日在《中国邮报》重新刊载。其内容更加明确和完整地阐述了起义军的观点和原则。而“赫密士”号的访问更加证实了所有先前言论的真实性，我们远征队的绅士们受到了起义军兄弟般的欢迎。这一情况使这些描述变得生动逼真，但单凭陈述是无法让大家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想法。在开始说这些想法之前，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起义军基督教知识的渊源感兴趣。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被称为“太平王”，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洪秀全是广东省广州地区花县人。1846年，洪秀全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的住处学习基督教教义，在这个传教士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在这位传教士的支持下，他每天都背诵《圣经》，接受《圣经》的教导。当洪秀全见到这位传教士的时候，交给了这位传教士一篇文章。在文中，洪秀全陈述他初次注意到基督教教义是接触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那是几年以前他正广东参加科考的时候接触到的。小册子中的基督教教义，尤其是世上只有唯一的真神、耶稣是救世主、偶像崇拜是极其愚蠢的、众人都应忏悔的内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紧接着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去拜访了这位居住在广州的传教士，并受到了这些基督教教义的指导。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已经遗失。在几个月的教义指导之后，洪秀全接受了洗礼，但这位传教士对洪秀全作为洗礼的对象并不十分认同。这位传教士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证据来表明洪秀全的信仰和悔意。随后洪秀全离开广东前往广西。洪秀全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举止得体。他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造诣，但算不上非凡出众。

洪秀全

1852年9月，一个和洪秀全同姓的年轻人去往香港。他自称是洪秀全的朋友，当然也是忠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位姓洪的年轻人与一位香港牧师会面，并请求牧师为他洗礼。据我所知，洪姓年轻人的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满足。在洪姓年轻人与这位牧师的交流中，他交给牧师两篇中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说明，另外一篇则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记录，包括他和洪秀全最初如何开始布道和随之而来的迫害，以及1850年他们在广西如何揭竿而起等一系列的事情。

在第一篇文章中，除了前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其余所述和洪秀全在1846年和广东那位传教士交谈的内容一样，主要谈了洪秀全从小治学，继而成为才能卓越之人。在洪秀全从广东返回广西之后，就开始了一边从教，一边布道的生活。同时，洪秀全还编撰书籍讲解基督教教义并劝诫世人信奉基督教。随后，洪秀全遭到抵制。再后来，洪秀全显现神迹、预知未来、洞察神示。

在第二篇文章中，洪秀全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是一位教书先生，在参加科考时得到了一本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于是他开始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感受到了神示，很快就相信了这些教义，并彻底摒弃了对学堂里孔夫子和家中所有神像的崇拜，同时劝诫家人及亲朋都信奉基督教。结果，有人开始信奉基督教，也有人予以抵制。1846年，洪秀全辞去教职，与其他两人在花县走村串乡地布道，宣讲基督教教义。随后，三人又辗转至广西。在广西，他们的布道宣讲活动要比在广东进展得更加顺利。他们多次在两省之间来回穿梭。只要有百姓信奉基督教的地方，他们就会拆除庙观，砸毁偶像。起初，地方官员没有干扰他们的布道，并认为他们都是良善之辈，其宣讲的教义也是劝人向善。但后来当信众数量激增时，地方官员借镇压叛乱之名，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最后，洪秀全的那两个朋友—一个姓鲁，另一个姓王—都死于地方官员的残酷迫害。刚开始，他们并无意反抗朝廷；但受地方官员迫害和不公正裁决的刺激，1850年，上万名百姓聚集在了一起，将布道者看作能够保护他们的力量，并依附于布道者。于是，布道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百姓的领袖，并将百姓组织起来公开宣称要推翻清政府。

我认为这些陈述大体上是真实的。首先，洪秀全的这位朋友的记录与六年前洪秀全亲述的内容相符。再者，他叙述的一些细节与发表在《澳门月报》第二十卷，第198页到第199页的一段译文的叙述相互印证。这段文字也证实了我上封信中所述，关于为数众多的强匪在广西出没的事实。他的这一叙述就对那些强匪转化成起义者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并没有因这些起义军公开承认上帝是唯一真神，并且笃信《圣经》而对他们产生好感，我只能以最深的关切来看待这些情况，因为在这个异教国家的眼里，我们的神圣宗教的性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而形成的。宇宙间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奥秘，不是凡人可以探知的。上帝能制服人的恶和愤怒，以此成就上帝的荣耀及至圣的旨意。救世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是人类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但这丝毫不能减轻那些“用邪恶的手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可怕罪行。上帝已经把他的圣言赐给我们做行为判断的标准。在这个标准里面，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原则了，那就是我们不做坏事，好的事就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不赞同它，也可以因别人赞同而不快。在这一无可辩驳的标准下，我发现起义军的原则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能令我满意的。相反，有许多事情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我无法坐视起义军随意亵渎上帝，以及上帝的圣子救世主耶稣的圣名。起义军是一帮凶恶残忍、破坏基督教传统的强匪。起义军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带着深深的憎恶与懊悔，宣称上帝经常在战场上出乎意料地给予他们帮助。

自称受到上帝的委托，并且受到上帝神奇的帮助……这些说法立刻给起义军盖上了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印记。所有这些记录都印证了起义军所做的声明、宣言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说法。在起义军的宣言中列举了洪水毁灭世界、以色列人从埃及获救、主耶稣在犹太地道成肉身，这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三大插曲。起义军继续写道：“在后来的时代里，上帝又一次表达了他的愤怒。1837年，伟大的上帝派遣了一位使者，当上帝返回天国时，便委托使者去处死那伙恶魔。上帝又派下天王统领帝国，拯救万民；从1848年到1851年，伟大的上帝对那些被魔鬼缠身、灾祸不断的百姓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1851年3月，尊贵的主和伟大的皇帝出现了，就在同一年，救世主耶稣显明了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神力，让那些冥顽不灵的恶魔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在“赫密士”号访问南京的记录中，对于起义军如何奇迹般地从永安城脱身一事，起义军说道：“我们的天父降临了，并给我们指明了突围的方向。”关键问题是，18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位使者到底是谁，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但第二篇文章确定无疑地指出洪秀全受到了神的委托去推翻清王朝，还说起义军在完成这一神圣任务的过程中有如神助。

起义军读到上帝差遣以色列军队、洪秀全在上帝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时，激动万分。起义军似乎认为上帝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既然上帝在《圣经》中谴责了所有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那么上帝定是乐见偶像崇拜的庙观被暴力摧毁的。他们带着对上帝的热忱，残忍地杀害了佛教僧侣。起义军的灵魂和行为更像是彼列[15]的帮凶，而非耶稣的信徒。

但也许有些人会指出，起义军严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晨祷和晚祷，不吸食鸦片，不使用淫秽的语言，以此证明自己不仅是在口头上表示信仰这种宗教，而且在实际行为上和灵魂深处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深受“上帝与我同在”这一信条的影响。

但相比福音内在的恩典和精神，即“地上的平安，和人的善心”“对宿敌的爱心”“忍受迫害的耐心”，这些外在的表现和仪式，又算什么呢？以果寻因，在这一场悲惨灾祸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掠夺和苛求、流血和谋杀，还有什么明显的基督教内在特征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对向往和平和不抵抗的百姓，以及朝廷官员和满人最肆意残忍的谋杀。一听到起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生活在广西东北地区的男女老幼，广东人心中仍然为之一颤。起义军在攻陷武昌、汉阳、汉口时屠杀的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有些文字记载，起义军极其冷酷地亲口表示，在攻陷南京时屠杀了约两万五千人。

如果只是对外在形式的遵守，而没有基督教精神相随，就不能被认为是基督徒。美国摩门教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历史都显示出了他们基督教的外在形式与仪程，摩门教教徒也自诩对《圣经》十分谙熟与恪守。但约瑟夫·史密斯以亵渎神灵的方式自称他是上帝的先知，并且能感知异象，创造奇迹；摩门教教徒诈骗存款，制造伪钞，四处招摇撞骗，杀人放火，一边宣扬精神伴侣学说，一边又鼓吹一夫多妻制。

如果外国人的任何行为被清政府或人民理解为承认这些叛乱分子是基督教信徒，我将坚决反对。如果起义军被外国人如此认可和对待，我们令人崇拜的救世主就会被继续塑造成堕落的上帝，我们神圣的宗教就会被塑造成堕落的宗教。

从上海来的外国教友派团到南京去，教授起义军一些他们所信奉的教义精神，又有什么好结果吗？教导起义军，耶稣的教义并没有授权耶稣的追随者用武力抵抗迫害。《圣经》并没有命令他们用武力摧毁神像和异教徒的庙观，更没有让他们肆意杀害僧侣。上帝说，“要人归顺，不靠力量，也不靠权力，乃是靠我的精神”；我们战争的武器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弥赛亚的和平统治，得以遍布在这地上，乃是借着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而不是借着喧哗的争战和卷在血泊中的衣服。

您顺从的奴仆

“保守者”

在我们看来，如果维多利亚主教过于乐观，那么这封信的作者就太绝望了。从我们先前所读到的关于起义军的叙述来看，这些起义军并不是“保守者”所描述的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也不是“保守者”所指控的那些滥杀无辜的人。毫无疑问，起义军对清军的武装力量表现得确实非常凶猛和血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起义军的残酷是随着清军而出现或消失的。这封信的作者非常愿意承认起义军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承认起义军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让步，是一个坚实广泛的达成共识的基础。与中国人相处的困难在于唤醒他们心中虔诚的感情。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宗教无动于衷，缺乏热情。儒家不信宗教信仰，不行宗教祭祀，不做宗教崇拜；儒家只是制定了一套百姓道德体系和国家政治形态。儒家的追随者变成了完全的唯物主义者。那些无法认同儒家这种过于直接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转而投向了佛教或其他偶像崇拜的宗教。然而，这些偶像崇拜者对构建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总是表现得漫不经心，或者只是强迫自己走上改革和政治重建的道路。为了产生这种效果，一种新的宗教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更倾向于这种认识—这种新的宗教元素本质上是新教。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主教说，起义军首领宣称信仰新教。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在这些首领所宣称的基本信仰中，既有天主教教义，也有犹太教教义。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16]，但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经过改革的教会的教义对起义军的影响最大。我们自己的传教士多年来一直忙于翻译、印刷和分发《圣经》、宗教教义和其他表现自己信仰和教义的作品。美国传教士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积极。这两个同源宗教国家的许多传教士，在中国旅行了很多次，与大量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然也让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基督教。这些传教士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崇拜的荒谬和罪恶，反对佛教寺庙和宝塔中崇拜的粗俗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满人都是佛教徒，而他们的信仰被大多数有学识的中国人所鄙视，只有一部分中国人随满人共同信仰佛教。天主教教会的一些仪式，特别是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所实行的仪式，与佛教徒的仪式极其相似，因此起义者对天主教教会十分反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承认，和新教相比，近年来，天主教在中国一直缺乏活力。坚定的拥护者所提出的政治原则似乎是根据英国或英美的精神构想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主教的教义中产生的，更不用提美国人对共和制和政治的热情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传教士就是由于热爱自由、厌恶一切专制和暴政而激动不安的。我们重申，如果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传播基督教。也许最早参与起义的人—根据“保守者”所断言—当中有一些只不过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是由于官吏的残酷压迫，加上清政府的无能、暴政，才变成这样的，但不可否认，甚至不可怀疑的是，这些队伍中很快就加入了性格迥异、条件千差万别的各路人马。沿途各省的百姓都对起义军充满同情，从而使他们前往南京的道路变成一条坦途。有几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在与朝廷的谈判中，得到了一份庄严的声明：英国人、法兰西人、葡萄牙人的宗教活动都将受到保护。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督教的一切形式在目前对外国人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在这些港口中，外国的影响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盛行。我们之前从英国首相约翰·罗素那里得到了一份声明：不应残害当地的基督教教徒，因为这种宗教主要是宣扬美德和劝阻邪恶。约翰·罗素首相宣称，他不理解不同基督教国家的宗教仪式之间的区别，但品行端正的中国人决不应该因他们的宗教而受到惩罚。早在1845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的传教士就在上海定居下来，乔装打扮成当地人，从吴淞取道去到内地。上海总督默许了这次探险，最后这位勇敢、认真的传教士安全返回了海岸。这位罗伯特·福琼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跨越清帝国大部分疆域时所带的装备。当时罗伯特·福琼身穿中国人的服装，汉语非常蹩脚。而现在，不少英国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都非常精通汉语，因此他们可以直接与当地人交流，甚至可以用汉语布道。

约翰·罗素

关于“保守者”指出起义军不会是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教徒，因为他们发动战争，制造流血的推论，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从诞生之初，从来没有在短期内改变过一个民族的整体特征。英国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后都进行过战争，并且在基督教教义已经灌输给他们很多年之后，在基督教教堂遍布他们国土很多年之后，仍然发动了激烈残酷的战争。紧跟宗教改革的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很难说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谁更温和、谁更仁慈。基督精神的传播在欧洲一度发展缓慢。即使在今天，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精神的充实和纯洁。查看最近的一份年刊，或最新的一份报纸，或近一周的记录，或对欧洲实际情况大致了解一下—战火可能会在欧洲重燃，都会找到证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

我们承认，我们坚定一种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纯洁信仰的种子已经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上了，尽管尚不完美，但我们已能预见伟大而美好的果实。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他们如今的任何举动都要比长期的昏睡无为强得多。中国人的处境、中国人的政府、中国人的无宗教信仰，都是那么糟糕，几乎任何的改变对他们都肯定是向好的。这场起义至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些许的活力。

我们将不再去猜测这些棘手的问题。几个月后，也可能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就会掌握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