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震动朝廷，引发白热化阶段

万历末年至天启初年，明末“党争”开始与当时日益激烈的宫廷冲突交织在一起，伴随“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的发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蓟州井儿峪（今北京市平谷区井儿峪村）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鉴，随后被捕获。最初负责审讯的官员，都奏称张差是疯癫之人。但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宷认为张差并非疯癫，其供称受到宦官指使。刑部进一步审讯的结果，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将张差引入宫中。供状上达之后，神宗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又在宫中密杀了庞保、刘成二人，了结了此案。是为“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逝。朱常洛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光宗。光宗虽然登基为帝，但长期受到郑贵妃的压制，对她仍然十分畏惧，甚至恪守神宗的遗诏，多次想将郑贵妃立为神宗的皇后。而宫中的一切事宜，仍由郑贵妃全面安排。光宗即位之后，郑贵妃便命八位宫女贴身服侍光宗。^[7]光宗即位之初，身体十分正常，但即位十日之后，身体开始出现问题，而他并没有让太医诊治，而是让内侍崔文昇诊断。崔文昇认为光宗是虚火旺盛，开具了泻药，导致光宗“一昼夜三四十起”^[5]。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认为崔文昇用药错误，请求降罪。十余日后，光宗病情加剧，有将不久于人世的迹象。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号称仙丹的红丸。光宗服下第一颗红丸之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6]，病情大为好转，但服用第二颗红丸之后，身体状况骤然恶化，不久暴卒身亡。而颇为迂腐的阁臣方从哲，甚至还要拟旨赏赐李可灼，从而遭到了以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为首的东林党人文官群体的弹劾，甚至有官员认为方从哲交结郑贵妃，故意推荐不懂医术，甚至心怀叵测的崔文昇、李可灼，对于光宗之死方从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方从哲致仕回乡，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流放边疆。是为“红丸案”。(https://www.xing528.com)

光宗去世之后，皇长子朱由校搬到了乾清宫，准备继承帝位，朱由校此时已经年近15岁，按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独自生活的能力，但负责抚养他的李选侍也一同搬进了乾清宫。李选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在郑贵妃的支持之下，有控制朝政的想法。李选侍在万历时期便与郑贵妃交往甚密，因此能够打压比她地位更高的王才人。王才人虽然生下了朱由校，但仍然时常遭受李选侍的欺凌，最终丧命。她临死之前说：“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8]西李即李选侍。王氏去世以后，朱由校改由李选侍抚养，同样备受虐待。可见，光宗父子虽然名为储君，后即位为帝，但偌大一个宫廷，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长期受到压制的幽怨空间，乃至埋葬至亲的黑暗之地。长期的逆来顺受，使他们养成懦弱的性格。对于李选侍的所作所为，朱由校并不敢反抗。但东林党人杨涟、刘一燝等人假借哭临光宗的名义，进入乾清宫，保护朱由校离开。虽然无法掌控朱由校，李选侍仍然要求参与朝政，并册封自己为皇太后，此举遭到了文官群体的反对。鉴于李选侍迟迟不搬离乾清宫，文官群体联合宦官王安，逼迫李选侍搬离乾清宫。是为“移宫案”。

可见，作为“争国本”的延续，在明末“三案”之中，东林党人竭力维护光宗父子，反抗郑贵妃，并攻击其他政治势力，从而在天启之初，形成东林党人布列朝廷、控制朝政的政治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东林党人砥砺名节，严君子小人之辨，对于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太过苛求，“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9]，因此未能因时就势地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反而将之推向政治的对立面。而反东林党的政治群体开始聚集，逐渐归附于宦官魏忠贤，从而在天启时期，形成了东林党、阉党政治对立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