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国家政权对史学的重视

一、北方十六国民族政权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自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刘渊称汉王，至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统一北方为止，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传统的皇朝统治区域内，先后有賨族的成汉（304—347），匈奴族的汉/前赵（304—329）、夏（407—431）、北凉（401—460），羯族的后赵（319—351），氐族的前秦（351—394）、后凉（386—403）、仇池国（296—552），羌族的后秦（384—417），鲜卑族的西秦（385—431）、南凉（397—414）、前燕（352—370）、后燕（386—407）、西燕（384—394）、南燕（398—410），鲜卑拓跋族的代国（338—376），丁零族的翟魏，汉族的北燕、前凉、西凉、冉魏、谯氏的西蜀等众多民族割据政权。因为崔鸿《十六国春秋》一书对这段历史有过较全面的撰述，所以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作十六国时期，又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上承先秦两汉魏西晋少数民族史学之优良传统，下启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大发展的广阔局面。它不以十六国政权为篡伪，而是作为正史来著述，开一代民族史观之先例，同时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史学撰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二、诸民族政权君主的汉文化修养

十六国诸民族政权存在的时间大多较为短暂，但民族政权君主多十分仰慕汉民族文化，具有或高或低的汉文化修养，大力提倡儒学，重视史学，促进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例如，成汉李寿“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故能征伐四克，辟国千里”[16]。前秦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性至孝，有气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17]。汉开国之君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子刘宣，熟悉《毛诗》、《左传》、《汉书》，曾叹息道：“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18]果然助其父建国。出身卑贱、曾被掠卖为奴的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在侍臣读到《汉书》中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之后时，他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19]认识到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南凉王秃发傉檀与后秦尚书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岂足为多也！’”[20]前燕慕容廆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慕容）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21]。后燕慕容宝“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22]。“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后秦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23](www.xing528.com)

三、诸民族政权对各民族士人的任用

在提倡儒学和重视史学的同时，各民族政权君主十分重用汉族士人。后赵石勒倚重股肱谋士张宾，当张宾去世时，“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24]。前燕慕容廆曾于永嘉初“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25]。南凉王秃发乌孤“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雋；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匹、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26]。

四、诸民族政权对贵胄子弟的历史教育

诸民族政权君主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甚至亲自撰写史书，为人臣做出榜样。石勒于前赵嘉平三年（313）“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27]。建平四年（333）“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述录时事”。前燕皇帝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28]。所撰《太上章》是一种蒙学字书，《典诫》当是杂述历代典型史事，以教训子弟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