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被劫往国外的敦煌文献中,现藏于巴黎和伦敦的古藏文写卷总计近五千卷,其中属于传统历史编纂性质的藏族文献,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于阗教法史》和《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等。通过藏族学者噶钦顿珠的帮助,欧洲藏学家雅克·巴科等人合作,于1940—1946年出版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48],另两种则载于法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巴黎图书馆合作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两辑中(1978 & 1980)。在国内,这三份文献已由王尧、陈践两位先生编辑并译为汉文行世[49]。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由PT1288、ST705《大事记年》、PT1287《赞普传记》、PT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三部分组成,作者不详。第一部分是松赞干布(墀松赞)至赤松德赞(墀松猎赞)时期的大事编年,这部分的写卷头尾均有残损,明确的编年始于狗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此年“厝赞普祖墀松赞之遗骸于琼瓦灵堂,长期匿丧不报。孙墀芒伦芒赞赞普驻于美尔盖。是为一年”。这一说法为他史所无。最后一个纪年是水兔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其事为赤松德赞君臣会盟及任命大论。从记事来说,这部分的内容始于“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杀泥婆罗之‘宇那孤地’,立‘那日巴巴’为(泥)王”。而末了一段所记年代已残缺,说的是唐蕃重申誓言之事。这份大事纪年以年为线索来排列史事,除残缺部分外,可以看出作者是按十二生肖的顺序一年不漏地依次将历史写出,每一年的史料基本分为四个叙事层次:“年份→赞普驻地→大事→‘是为一年’的结语”。如第38条记录说:“及至猪年(太后垂拱三年,687),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固山之境’。冬,定大藏之地亩税赋。坌达延墀松与努布·芒辗细赞、噶尔·达古日耸三人于‘桑松园’集会议盟。平息大藏首次叛乱。是为一年。”[50]时间细化,地点明确,由是叙事结构和编纂结构显得很匀称,这是《大事记年》全文的一个总体特点。这一特点直接作用于每一位赞普从生到卒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节包括赞普生于何地、驻跸、会盟、联姻、征税、大料集、征兵、打仗、畜疫、除逆、祭祖、驾崩乃至秘不发丧等等。文字虽简,史料和题材却很丰富,驻跸之地时常更换及会盟征兵之事反映出当时吐蕃尚处于游牧社会阶段,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那便是这些记录无丝毫佛教痕迹,完全着眼于世俗政治生活。这些内容多为同期汉文史料不载,又与许多西藏本土史家的历史视角有着根本差异,故可与后两类史料比勘互证,共同考释史实,如《旧唐书·吐蕃传》说吐蕃之俗“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5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大事记年》却有迥异于此的记录,如第64条“及至牛年,(赤德祖赞)于琼瓦祭祀祖母墀玛类之遗体”。此类记载在《大事记年》中还有一些,西藏史书中历代赞普王妃(赞蒙)的名字是经常见诸史书的,牟尼赞普为母后鸩杀一事更是妇女干政之铁证,所以《新唐书·吐蕃传》的说法至少在王室方面是不正确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则提供了关于吐蕃妇女史的另一种表述。
《赞普传记》以止贡赞普上名号开篇,《大事记年》中也有赞普年幼及成年时分别为之上名号的记载,这些内容都说明吐蕃王室很重视为赞普取名的生命礼仪,不同的名号代表着不同阶段的身份和地位。从止贡赞普至布代贡杰之间的情节,《赞普传记》与西藏本土的史书记载基本一致,而且《赞普传记》也认为止贡之前的赞普皆系天神之子。传记第二段为吐蕃历任大相史事。如吞米·中子甲赞努“此人异常阴险,对其亲妹吞米·萨牙登亦挟毒以进,妹饮剧毒遂为赞努所害”。第三段讲两个苏毗小王的故事,前者(森波杰达甲吾)亲小人,远贤臣,亡于臣下与后者的盟军;后者(森波杰墀邦松)令苏毗上下离心离德,又亡于臣下投靠的吐蕃囊日松赞政权。松赞干布时亦出了个大逆臣琼保·邦色苏孜,此人离间君臣关系,借赞普之手除掉了娘·莽布杰尚囊。书中用反讽手法刻画了琼保的奸逆形象,琼保最后事败以自杀了结了自己卑劣的一生。作者之所以反复写到这类人事,目的便是为了揭示辨忠奸、明善恶的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传记始终,也是作者史观之体现。君臣之间的莫测关系也让赞普不得不提防身边的大臣们,为此,吐蕃王室采取了一个心理慰藉大于实际功效的办法,这就是盟誓。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吐蕃时期的碑铭中,盟誓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史事。传记部分的一些人物常以歌唱的方式抒情言志,这既是为史书增色的心理描写,又反映出藏族诗歌话语的传统意蕴。(www.xing528.com)
《赞普传记》以赤松德赞执政时为下限,共有八个部分,各有一个核心事件,概括起来一是王室中兴,二是大臣事迹,三是苏毗内乱,四是囊日政事,五是君臣盟誓,六是琼保恶报,七是争霸战争,八是赤松德赞史事及松赞干布史事补遗。名为“传记”,实际是纪事本末体例,就整个文书而言,体例是年表、纪传、纪事本末三者合一,有些类似中原正史“大综合”之编纂形式。第三部分的赞普世系一直续至朗达玛,加之前两部分的残损,故考察全卷尚难确定卷子最后的完成时间,不过就史料的叙述明确性及行文特点来看,卷子完成的时间不会距朗达玛时期太远。
世俗政治史观及明示善恶的史学主题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历史哲学内核,《大事记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诸要素与《赞普传记》的具体叙述相结合,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两个主题,而其内容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关于族群关系和藏族民俗的记载。这种历史题材和史料的增加在《于阗教法史》及《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中体现得就更为显著。究其原因,交流空间的扩大和史学视野的拓宽是敦煌史学文献之所以特殊的关键所在。此文书的世俗性除了作者未受西藏本土史学的太多影响外,当时佛教尚未在吐蕃扎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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