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隋唐宋时期彝族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及壮大，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比较著名的彝族史学家也比此前多了很多。当前还有作品传世的隋唐宋时期的彝族史学家有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佗、实乍苦木、布阿宏、布麦阿钮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史学思想，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布独布举的史学

布独布举传世的论著较少。在所著《纸笔与写作》中，他十分推崇举奢哲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在论述时常用“君师举奢哲，他是这样写，他是这样论”,“奢哲所写的，智者读就懂，奢哲他写道”等语句。又用“举奢哲所创，举奢哲所写。布独布举我，也是这样写”等话说明学术来源。用“举奢哲所教，必须照此行”，“大师举奢哲，他是这样讲，所有写读者，这样做才行”等话，对史家提出明确的要求。他认为，“奢哲诗与文，智慧无法比”，因此“布独布举我，奉之若规矩”。大力宣扬举奢哲的史学理论，奉为圭臬。

布独布举十分重视学识的积累，强调“诗文读百本，熟读自然明”。认为史家只有勤奋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提高思考和分析能力，才能掌握历史研究的技巧。此外，对于“纸”和“笔”对历史著述的重要作用，也有认识，说：“如若没有笔，用什么来写？记史就难了。后来智者多，智者会造纸，智者会做笔，凡事都可写。史臣这才呀，能将历史叙。”

古代很多彝族经学家、史学家和诗学家都曾引用过布独布举的观点，说明他还有不少其他的历史著述，可惜未能传承下来。

二、布塔厄筹的史学思想

布塔厄筹是隋唐时期最有成就、对彝族史学发展贡献最为重大的彝族史学家，他所著的《论诗的写作》等著作，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他重视纲目分明的记史方式，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主张明确史评标准，理清学术源流。他敢于秉笔直书，针砭时弊，进一步发展了朴素民主的史学思想。

1.撰史重视纲目分明，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

布塔厄筹认为“凡书供阅读，史须这样写，纲目贵分明，史实信为美”。他以古代彝族社会自笃慕（笃米）以后虽支系繁多但记事有序、世系分明的历史为例，说“要探真历史，先说古笃米。笃米子多少？父子名相联，一说便知道。人人容易记，父子孙排好；支系有根生，讲写都明了”，强调写史要注重父子连名的谱系。又引用举奢哲和布独布举的相关论述“古时奢哲说，写只抓大纲，有纲就明详。又有先大师，布独布举他，也是这样讲：抓纲抓大纲，细节且莫忙—祭祖先祭长”作进一步阐述论证，指出“所有写史人，若不抓根本，小事难弄清”。他强调只要“理出大根来”，那么“小者自然明”。因此，“史从大根起，细节且慢问”。在理出大根的同时，还须“写时多留神”，才能“人事条理清，易记易传颂”，即史家撰史时叙事要条理清晰，论述要文理通达，才能成为“易记易传颂”的史著。

他指出“彝地读书者”都“须知彝家事”，每个人都要有了解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为彝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任你怎么写，会写写不完”。由于“彝地事确多，历史靠手写”，所以史家在著述时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灵活变通，“书大或书小，作者拿主意”，“宜长就长写，该短就短写”，即便是“心中想象事”也要“可靠才去写”，始终强调“史实信为美”。

2.明确史评标准。

布塔厄筹认为史著和史家优秀与否的重要的评判标准是记载是否全面、真实和清楚。他认为，史家不但要把“君威怎么样”、“为臣怎么样”、“民情怎么样”都“详叙论”、“如实评”、“表白尽”，而且“叙事要明了，事由要讲清”。强调“写史写人物”只有达到“它所记的事”，“君来也赞美，臣也说真实，民众都赞成”，“这样写才行”，即史著不仅要让统治者认可，还要让民众认可。另外，认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不同的谋篇布局方式，如“要写长书的，书要这样写”，但相较于著史而言：“写史史又长，你将怎样写？”其重点在于“论史要明畅，探史要探根，根由要辨明”。指出只要“心中文理通，写史就明确”，即叙事清晰、文理通达才能使史事明了。

布塔厄筹的诗论中涉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揭示了这一时期彝族社会内部“君长”、“大臣”与“民人”、“长工”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君长的房后，白马和黑马……民人来放马，民人来养马。可怜呀可怜，民人真可怜！”“大臣的房后，白羊和黑羊……长工来放羊，一时山垭转，一时山脚跑；白羊和黑羊，长工跑累了，可怜呀可怜，长工真可怜！”“地是君家地，好地臣都占。”可见“民人”与“长工”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都没有，不得不受“君长”和“大臣”的劳役剥削。“民人”和“长工”有不同称谓，不同的依附关系（“民人”受“君长”剥削，“长工”受“大臣”剥削），表明彝族此时已出现不同的等级和产生了阶级分化。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统治者和劳动者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民人的住处，住房破烂烂，衣裳也破烂”，另一方面，“君长专寻乐，大臣爱吃喝”，而“民人苦又苦”。由此作者发出“苦呀民人苦”，“可怜呀可怜，民人真可怜”！

三、举娄布佗的史学

举娄布佗也是隋唐时期彝族著名的史学家之一，著有《诗歌写作谈》等著述，他继承和发展了举奢哲和阿买妮的史学理论和思想，很重视考察学术源流。认为“知识有师承，死者活者分”，在论述问题时应注意将学术源流叙述清楚。以“古时举奢哲，他是这样讲，我也这样看”，“布独布举讲，写诗要押音。他说得不错，我也这样说”等句子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还很重视史家的基础和功底，认为“所有写书人，要解书中义，须读万卷书”。

举娄布佗所倡导的撰史方式类例更为齐全。他说：“书与书不同，书中著名者，六祖的名书，六祖历史书，彝地记事书，彝地论事书，彝家祭祖书，彝地歌场书，世间祭祀书，天地星象书，彝地分日书，彝地分月书，世间人生书，人类历史书，探银炼金书，谈食品的书，讲盐史的书，奴仆来历书，人君史事书，歌场叙女书，男儿取亲书……”[75]，几乎涵盖了古代彝族社会的全部内容，举凡经济、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天文地理、宗教祭祀、婚俗等的演变、发展等均在史学研究之列，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

四、实乍苦木的史学

实乍苦木是另一位有成就的彝族史学家，有《彝诗九体论》等论著传世，而被《彝族创世纪》、《西南彝志》、《六祖源流》等彝文文献收录。实乍苦木同样重视考察学术源流，重视撰史的真实性，强调史学撰写的韵律、题材和格式，这些都没有超出举奢哲和阿买妮的史学理论和思想。但其从诗论中，不难发现其史学研究的某些创新和突破之处。(www.xing528.com)

首先，他认识到历史背景、历史时代决定和影响史著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注意到“可是有的诗，写来就不同”，首先“不同在时代”，其次还在于“各种诗不同”。

其次，他强调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要理性研史，就是要合乎逻辑地充分说明历史事件的因由，认清历史规律，突出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他讲道“每个写诗者，要注重真实”，认为“真实层层深，理性千秋在”，以此强调“理性”。在诗论中，他常常以天地万物为例进行说理分析，区分异同，指出蕴涵于其中的各种特性和内涵。如“就说人世间，世人分男女”，但“男女各差异，特点不一样”等来展开引申、论证，进而深入阐明事理。

实乍苦木认为应该以治史方法的优劣为标准品评史著。他讲道：“怎样去认识，怎样去写作，怎样去品评？那就要看那，那位诗作者，怎样去写作，怎样来写成。”[76]

五、布阿洪的史学思想

布阿洪和布麦阿钮是滇东北彝族芒布支系的大布摩，两宋时期彝族史学的集大成者，学者研究前者为北宋时人，后者为南宋时人。

布阿洪有《彝诗例话》、《五谷论》、《盐茶论》、《骏马论》、《世间的鸟类》等著作传世。所著《彝诗例话》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史学理论主张，对前人的史学有继承，又有发展。

他继承了彝族前贤的史学，说，“古时的毕摩，所说都有根”，所以“流传才到今”，指出“他们传的道”，“所传都有本”。认为举奢哲“他所说的话，句句都精妙”，“写经经义深，作文文有力，作诗诗有神”。因此，“其后的毕摩，毕摩大师们”都能“知道奢哲语，明白奢哲心”。而“阿买妮大师，同样是这样”，所以“她所写的诗，到处都风行”。[77]

发展方面。首先，布阿洪用“阴阳”、“五行”来做比对，论述诗的韵律、格式，进而展现他的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哲学和史学思想。布阿洪认为“天地分阴阳，人类分男女”，世间万物之间“事物各有体，兽类也如此”，都“各有各的主”，但“异同可类比”。他进一步阐述“各种各类中，要合可以合，要分也可分”的分合相依的关联。他注意到世间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认为事物之间“彼此各相克”、“彼此又相生”，用事物之间分合相依、相生相克来阐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原理，充满辩证思维。[78]他进一步用“五行”进行阐述，注意到金木水火土之间“种种相区分，各有各的体”之本质属性，又看到事物间“各各又相连，各有各的根”的联系。当然，用“阴阳”、“五行”等元素来解释世界的构成，把物质理解为某几种具体的元素，没有超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范畴。[79]

其次，布阿洪提出写史的要求，即详细、真实、清楚、流畅。他说，“每一个学者，写得不一样。各自有所长，各自有所短”。在承认研究者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指出“我要讲的是，每个写史者，每个做诗人，都要注意到，一要记事详，二要事搞清，然后动笔写，写来才有根。”又进一步指出：“谈到写历史，人物要叙清，事件要真实，写来才叫史。对于每段中，无论怎么写，条理要清晰，才能叫真史。”“谈到写历史，只要话流畅，写来也可以。”“对于写历史，那要讲真实。”“史事不能加，史实不能减，写史要真实。”同时，“对于写历史，文字要叙清，事理要阐明”。

最后，布阿洪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撰史法则，“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平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80]。“抓主根”、“抓题旨”强调了史家撰史时要从宏观方面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对历史发展整体脉络的把握。“写君长”、“写平民”强调史家撰史要充分认识君长和平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布阿洪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写牛羊”、“写金银”，强调史家撰史要充分考察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律，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全面把握人类社会中物质基础的要素。“写地域”、“写风土”，强调史家撰史要充分考察人类活动的范围、疆域变化的历史，以及风土民情发展演化的历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写“君臣间”，强调史家撰史要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统治者之间微妙的利益关系的实质，正确解释社会发展的历史。

六、布麦阿钮的史学思想

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等著作，对魏晋隋唐以来的诸家史学思想都有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史家撰史在行文上应讲究“主骨”、“血肉”和“体类”等诗文格律，同时也承认历史撰述与文学创作的差异性。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仍然属于朴素唯物思想的范畴，在注意到事物间根本联系的同时，更强调事物之间的区别，认为“主体生万类，各有各的能，各有各的性”。他注重史家应该具备的深厚史学功底，提倡“勤练”、“苦学”。注重对个体特质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人类历史社会中的人并不总是平等的。他提倡的撰史类例较前人更为宽泛，并注意到了科技史和人物传记的研究。

布麦阿钮十分重视史学家的功底，指出无论诗作还是史著，“功底在于文，文富在累积，文思功底硬，写作乃能精”，而“知识靠积累”，所以史家要充分认识到“功好练须勤，勤练出好文。苦学功夫硬，文深出精品”。有意识地从创作实践中积累、历练，努力提高学识素养，方能著书立说。

在个体特质研究上，他认为“是人都想强，是人都想富”，由于“人各有个性，能力也不等，有的能力大，有的能力小”，加之“人有人的性，性情各不一”等原因，人和人无论在财富占有、社会地位以及知识文化上都存在差异，甚至得出“命由天注定，各有各的命”的结论，似乎是在宣扬“天命论”。但他也指出“贫富古来有，强弱书中分”、“贵贱定于文”，鼓励人们通过提高知识素养改变命运。虽然就途径来看略显狭隘，但客观地讲，这也是主张通过“启民智”来“善民生”，认识有独到之处。

布麦阿钮总结了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方法和要求，将“人从生到死”，都有所记录，将其从出生一直“到了九十岁”的“功劳”和“过错”都写清。[81]

布麦阿钮还通过诗论对婚嫁、祭祀、医药、自然、生产等进行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用诗文来对生产技术史、自然科学史、医药史、婚俗史、天文历法史等进行探索，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彝族史学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