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传承

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展开的，我们只有考察民间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的延续与发展，也就是民间文化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传播的特征，才能了解和窥见民间艺术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民间艺术的现实状态。在民间文化的生态系统中，当总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产生变革的时候，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必然地要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产生新的文化样式，而且在这种文化环境的变迁当中，旧有的文化基因作为一种历史沉淀被保留下来，成为新文化创造的动力之一，也正是在这种代代相承的文化传承当中，民间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被不断继承和改变，并成为文化创造的历史积淀。这是从历史的、纵向的维度来认识。从现实的、横向的维度来看，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当中，民间艺术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之一，不仅是连结社会关系的中间环节，而且是民间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和工具。它不仅说明了民间艺术在民间文化发展变革中的作用，是民间艺术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光大，同时也是对民间艺术自身的弘扬和传播。

文化的历史进程总体来说应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经典的渐进的过程，从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化到现代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原始彩陶，到青铜器、漆器、瓷器，及至现代社会的各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的艺术形式，文化的历史轨迹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并逐渐走向灿烂辉煌的历史过程。而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又莫不是传承进步的结果，后世的文化是在前世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文化的历史演变和传承又并非是层层递进、直线上升的发展过程，人类的文化历史传承因素又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客观因素的改变，诸如山崩地裂、地震火山、洪水瘟疫对文化的毁灭和影响，像庞贝古城被火山吞没，黄河决口将城镇村庄淹没，都是自然环境变迁对文化的摧残。另一方面，人为的战争、移民、侵略以及政治、信仰等社会因素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像意大利对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复兴，就是对被认为是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文化禁锢的批判和否定。另外还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互渗、新旧文化的冲突，也就是文化的传播等等因素。总之，如大家所知，社会的变迁、自然环境的改变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又将使文化的继承与变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文化主体虽然可以对文化传承做出选择，但文化的变迁与传承并非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文化的断层与蜕变甚至是文化继承过程中不为人所左右的。

山东沂蒙山区春节大门上的年画、剪纸门笺、春联和香炉

由于民间艺术特殊的形态和特征，使其在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有着强韧的历史传承性，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最好证明。一叶招魂剪纸可以从唐代飘摇到现在，杜甫诗曰：“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或许招魂剪纸的样式早已改变，但招魂剪纸风俗及剪纸形式在如今的陕北地区逾千年而犹存，不能不说明民间艺术传承的魅力。春节贴挂于门楣、窗檐、神龛、中堂、树干、橱架的剪纸门笺，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早有记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诗人韦庄《春盘》亦云：“雪圃乍开红果甲，彩幡新剪绿杨丝，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六》载：“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10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载临安府立春日：“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亦丰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11历史上有多少文化的传统已荡然无存，令后人空余叹息，而几片五颜六色的纸片却能将立春的风俗文化延续至今，这不仅仅是剪纸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接力。当然，并非所有的民间艺术样式都能流传下来，技艺的失传，品种的消亡，时时令我们感慨。然而，由于民间艺术所处的民间文化生态环境长期的稳定性，民间文化和艺术的传承相对来说较为长久、稳定，这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较之于其他艺术和不同阶层的文化流传久远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民间文化生态环境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健康舒适的温床，是民间艺术得以长久传承的基础，因而才使民间艺术呈现出恒久的稳定性。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变迁”是文化的变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相联系，“即是由文化的结构性变化所引起的时候，或者属于整个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变化的时候，它才能算是文化变迁的内容”。“因此，凡文化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系统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才是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又有“寻常变迁”与非常态的“文化突变”。12文化变迁的因素及其动因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地理环境因素、心理因素、文化传播因素、科技发展因素，还是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的变革，文化变迁及其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其中还包括了文化主体人的积极能动作用。作为文化价值体系，人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判断又是文化传承变迁的重要因素。因而，作为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它仍然是综合的、整体的，既有客观外在的因素，又有主体内在的因素，文化生态系统综合因素对民间艺术的作用力不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变迁也就不同，因此这些因素既是系统的、整体的，又有侧重，我们也只有分析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环境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动因，也才能正确把握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变迁。

文化传播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用“传播”一词来研究文化现象，最早是由泰勒提出的，泰勒曾就文化传播发表过几篇重要的论文，后来的埃利奥特·史密斯（Smith.G.Elliot，1871—1937）的泛埃及学说，弗里茨·格雷布内尔（Graebner.Fritz，1877—1934）的文化圈、文化层理论，里弗斯（Rivers.W.H.R，1864—1922）、博厄斯的学生维斯拉（Wissler.C，1870—1947）等人也都是对文化传播理论卓有成就的人物，维斯拉还就文化的传播机制作了两种区分：一是自然的传播，即某一文化特色无目的地得以传递；其二是有计划、有意图的传播，即文化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开拓活动得以传播。13这些文化传播学者的理论并非是一致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化传播指的是文化特质、文化丛或文化元素从一个区域或社会向外传递、散播，并被模仿、采借和接受，它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现象。一种文化被创造出来之后，不仅被创造者所享有，而且还要向四周扩散，并为另一个群体或社会所采纳，这种文化扩散就是文化传播。随着后来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信息论等学科的发展，不仅使文化的概念有了变化，而且使文化传播又有了新的涵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因为早期的文化传播学派忽视了文化传播过程中人的因素，这也是后世文体文化学者所强调的。

山东东平司里山宋代嘉祐二年的佛、道、儒造像共奉(https://www.xing528.com)

既然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社会是由人各种关系的综合构成的，那么研究文化传播就必然地要考察人的社会活动，研究个体的人在整个社会、文化阶层、组织中的位置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文化社会学家所指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化传播都是社会传播，都是人的社会活动过程，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文化传播既不存在，也不能实现，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化传播，也必须在人们结成类关系并产生互动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14文化社会学家指出了文化的传播同时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也是由于文化接受者群体及个体的差异及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文化的接受也是一种能动的、有选择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静止的。从文化接受者的个体来看，一定的社会心理、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哲学思想以及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都对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产生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或者说个体所处的文化圈、文化丛、文化类型，即文化的整体生态环境，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对文化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因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人们对文化的集体认同、归属和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一种新文化的引进，它不管如何先进，如果缺乏集体认同和理解，文化的传播也就难以顺利实现，特别是精神领域的文化。从这层意义上看，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似乎存在矛盾，文化传承愈是久远、愈是稳固，那么要接受外来文化的传播也就不会顺畅，文化传播有时不仅是漫长的，而且本族文化的传承性及主体性也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就中国的民间文化而言，由于其稳定性和传承性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改造也是能动的，并深深地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以宗教信仰为例，由于受传统信仰观念的影响，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不仅跌跌撞撞、历尽周折，即使生存下来，也是加以变通，改变了模样。虽然在中国大地上，“天下名山僧占多”，造像石窟遍布山林，但严格的佛教信仰不仅在民间信仰中只占部分内容，而且也大都是汉化的、世俗化的。民间年画中的佛道儒及俗神、祖师多神共奉，寺庙中的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财神、关公共奉，观音菩萨的世俗化，这一切莫不是受中国传统信仰影响的结果。对于民间文化来讲，固有文化传承与外来文化传播之间的冲突与变通尤为明显，当然，从中仍可以看出文化传播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由于佛教文化的传入，传统的信仰文化发生了变化，不仅增加了信仰的内容，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佛教艺术，在民间艺术中也增加了艺术的品类、艺术的样式，使民间艺术更为丰富多彩，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前如述，文化传播的阻力来自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本土文化的整体系统，因素是多方面的。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差异越大越不易传播，而文化差异小的地区则易于传播。而在本民族的文化系统当中，不同的文化要素或文化丛在传播的过程中却容易得多。

南方的客家文化、徽州文化都是典型的区域文化或文化类型，但同时又是文化传播、传承的结果。客家文化既在于客家人文化的典型性，又在于客家文化作为汉族民间文化的统一性，而历史上汉族人南迁，将北方文化传入中国东南部山区，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环境，使北方的文化类型发生了改变，抑或是北方文化在南方的严格传承，无论怎样，这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这种文化传播不仅反映在他们的信仰观念、人生礼俗、宗族观念等思想意识当中，而且客家人的土楼围屋民居样式、附着其上的雕刻装饰也同样与这些观念相吻合，是北方汉族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徽州文化或称皖南文化、徽商文化，不仅在于他们的文化是经商、务农、入仕的复合体，从区域上来看也并非仅仅局限于今安徽南部，从而组成了一个文化区。而徽派民居的布局、样式、装饰也莫不是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且这些民居的主人也并非都是商人，也有大量的农民。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在论述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时，将三百多年前自福建、广东迁至台湾的汉民族生存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即渡海、开拓、定居与发展，在这四个过程当中，民间超自然信仰所扮演的特性对文化的传播、变迁可作说明。渡海的艰难使妈祖和玄天上帝（北极星神，作航海指南）备受尊奉，特别是玄天上帝庙之多居各种庙宇之六；开拓时为了驱除瘟疫使瘟神“王爷”崇拜大为普遍，其神格、庙宇虽较妈祖低矮，但神庙之多却占首位；定居之后为了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以原来同乡同村的关系作为互助，福建一带的“开漳圣王”“保生大帝”“祖师爷”“广泽尊王”“三山国王”等神灵被共同祭奉，成为村落中普遍的保护神；随着定居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贸易的频繁，重义气的武财神“关公”又被广为供奉。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景象，后来又有所改变，但神灵供奉和信仰更为功利和世俗化。15这些神灵在台湾的落户已经不同于在大陆的情形，它形成了信仰崇拜的又一个文化丛，之所以在民间信仰传播过程中这些神灵被广为奉祀，并大建庙宇、广塑神像，是由于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移民中间，有适宜于这些神灵生长的文化环境，而那些庙宇和神像以及各种仪式既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文化传播的物质媒介。当然，移民作为文化传播者，是最生动活跃的传播主体，这也是文化传播中人的主体价值的显现。

现藏于俄罗斯的中国年画“释道治鬼图”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相近或相同的文化区或文化类型当中，文化的传播能够得以顺利展开；而在相异或相对的文化类型当中，文化的传播则是有所阻碍甚至艰难的，一种文化丛或文化元素从中心向外扩展的远近和效果也是不同的。按照文化学者的解释，从文化的传播方式来看，一种文化丛或文化元素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区，并引起这一文化区的文化传承和演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丛或文化类型，这种传播方式对于原来的文化丛或文化区来讲是被动的，也是缓慢的，同时也是因为原来这一文化区的文化丛或文化类型相异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原来这一区域的文化生态环境不适宜外来的文化类型生长的缘故。另一种方式，是对外来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直接接纳，以适应固有文化的再生与发展，从而引起文化的变化。这一文化的传播过程是主动的、积极的，有时也是迅速的，而在这种主动采借或接纳的传播过程中，对于文化的历史时空发展来说，不管其原因如何，容易使固有的文化产生变化并与之协调，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需要或适宜新的文化类型的生长，或者说二者在文化的协调上有着集体认同的地方。对于民间文化来讲，生态环境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稳固程度，对于外来文化传播的接纳不仅是有选择的，甚至是排斥的，民间艺术的衰落和蜕变，缘于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诸多内容和要素的改变，而其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传播也是重要的。

不管文化的传播方式如何，由于文化的传播使主客体双方互相接触，其中的一种文化吸收或接纳另外一种文化，并且使外来的文化与固有的主体文化相适应和协调，最终发展成为固有的主体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的变迁过程，文化人类学称之为“文化濡化”。而文化濡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它包括了文化的接触、冲撞，以及文化的采借、整合调适、认同发展等阶段，而这些过程受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如上文所述，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生态环境当中，文化的传承愈是久远，一定的文化丛或文化元素愈容易传播，而在相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文化传承愈是久远、稳固，文化传播则越是容易受阻碍。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生存的民间文化生态环境来说，同质的文化传承愈是久远，不同的文化丛或文化元素的传播就愈流畅；而相去较远的文化类型在民间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传播则是缓慢的、漫长的。此外，文化的传承传播对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文化传承可以使文化的生态环境更为稳定，而传播的频率和强度却容易使文化的生态环境相对松散、开放，有时甚至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外力，是实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传播是一种有批判的采借和引进吸收。在现实的情景下，对民间艺术抢救与保护的有意传承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的继承，对文化生态环境的分析与营造也是对民间艺术传承保护的重要内容，对文化生态系统诸因素的理性思考与引导或许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长久之计，当然抢救与保护仍然迫在眉睫。然而重要的一点，文化传播对文化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使民间艺术产生变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如果说文化传承是一种纵向的，那么文化传播则可以视为横向的，传承是时间维度的、历史的，传播是空间维度的、共时性的。而实际上，传承与传播是交叉存在、整体不可分的文化发展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