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节形如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史研究中的盛事。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1903年,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可以说,简牍资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日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较为精当。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陈梦家关于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收入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劳干《汉代的陆运和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注:陈槃:《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2月。),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月)等。
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为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拉开了序幕。
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交通史料,一些学者也辛勤发掘,深入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如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吴丽娱、张小舟《唐代车坊的研究》,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程喜霖《唐<西州图经>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都各有新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俞伟超执笔的《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当时工作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黄河栈道。此后,又有考古学者继续这一工作,使黄河古栈道的交通作用更为明确。张庆捷、赵瑞民对于山西黄河古栈道的调查和研究,成绩较为突出。(注:参看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行署文化局《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赵瑞民、张庆捷《关于黄河古栈道的若干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对于秦始皇直道遗迹,陕西、甘肃、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都进行了实地的考古调查。甘肃省文物局编写的《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发表了比较集中的考察成果。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专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明确标示了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址位置,对于其他古道路如武关道、子午道、灙骆道、褒斜道、故道、米仓道等遗址,著名的桥址、关址,甚至与宋明古驿道交通有关联的当时的烽火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也都在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有尽可能具体的表现。(www.xing528.com)
四川广元明月峡等地的古栈道遗址,发现在横梁基孔的底部另外凿出小方孔,研究者认为是特意加工的榫孔,用以固定栈道横梁,以防止其脱落(陆敬言:《古代栈道横梁安装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研究者还注意到,在黄河古栈道的转弯处绳槽最多的位置,多发现为避免纤绳与岩壁的直接摩擦而专门设置的立式转简的遗迹(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有关的发现和研究,为丰富对当时交通技术的认识,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料。
桥梁是交通道路通过河渠的特殊形式。文物资料中的古桥画像的发现,古代桥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勘查,也增益了研究历代交通建设的资料。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57年),罗英《中国古代石桥》(人民交通出版社,1959年),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罗英、唐寰澄《中国石拱桥研究》(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专著,都是以有关的文物考古工作收获为条件的,也是中国建筑史学者参与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交通考古突出的成就,还表现在对古代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
商周墓葬遗址已经发现数量可观的车马遗迹。郭宝钧《殷周车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有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左车右缗去纟]》(《考古》1980年第4期)与《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是以新的考古资料成功探讨西周车辆形制的论文。秦始皇陵陪葬坑铜车马模型的发掘出土,为了解秦时制车技术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就其资料价值和学术内涵来说,对于秦代交通史研究都有里程标志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刘仙洲和史树青以文物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点的关于独轮车创始于西汉的论证,对于交通工具史的研究有显著的推进。王振铎从30年代起即先从东汉入手,开始进行古代车制研究,其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由李强整理补注,终于正式出版。作者所注意到的“近代民间使用的车辆”其车型及其工艺“多是保存了东汉的遗制和传统的做法”(《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3页)的情形,与我们在研究中国交通史时所遇到的若干有关现象,有某种共通之处。认识和理解这类现象,探索其原因,对于总结中国交通史进程的总体趋势是有意义的。王振铎《指南车计里鼓车之考证与模制》(《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1984年第6期),均从技术史角度成功地探索了古代车制。对于交通进步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贡献的指南针的发明,王振铎又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与发明》(《中国考古学报》第3、4、5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949年,1951年),《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1978年第3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期,1979年)等论文,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注:这5篇论文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111种分类的内容中,直接属于交通范畴或与交通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计有11种(注:即:23.车Ⅰ:轺车,轓车,轩车,安车;24.车Ⅱ:辎车,辇车,牛车,驼车;25.车Ⅲ:斧车,鼓吹车,戏车;26.车Ⅳ:轮、轴及其部件;27.车Ⅴ:车盖及其部件;28.车Ⅵ:辕,*[左车右元],衡,轭,轙,銮,輰,衔,镳;29.车Ⅶ:马车的组装与系驾法;30.辇,鹿车,舆,梮,担,负,戴,鞍具;31.船;52.建筑ⅩⅢ:篅,囷,廪,仓,桥,栈道;64.服饰Ⅷ:履,舄,屦,靴,鞮,麤,行滕,袜,*[左纟右尉]等等。),可以说给予了相当充分的重视。其中关于车制以及马车系驾形式等内容论说详备,于是成为关心汉代交通技术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权威性论著。孙机的《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编收有《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辂》、《“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唐代的马具与马饰》等涉及车马形制的论文,下篇则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讨论了有关交通史的许多长期为人所忽视或始终未得确解的具体问题,有显著的学术贡献。
除了历代古船实物陆续有所发现,使人们可以得到有关当时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具体状况而外,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收获(注:参看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则能够以整体性的丰富信息,使人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交通技术的认识耳目一新。
仓储设施也是中国古代运输系统的构成内容。在漕运成为支撑专制王朝基本构架的时代,其对于交通的作用更为重要。例如,西汉华仓(或称京师仓)的发掘,就为研究当时漕运系统的规划建设以及实际效能,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注: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汉函谷关遗址发现与关卫系统有关,又与漕运或河东郡、弘农郡间河渡运输有关的仓库,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也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相关交通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注:参看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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