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民族在文化诞生之初，面临着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从而有不同的生活样式，造就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所有文化类型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弱症，因此任何文化类型都有优劣之处，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人生的总体，应当从大群的生活类型划分出文化的类型。“最先的人类生活，其最大差别，大体上可分为游牧、耕稼与商业之三型。大抵游牧发展于草原高寒地带，耕稼则多在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商业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47]因此，人类文化可以分为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三类型。
游牧、农业、商业的生活方式出现较早，先已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心理、性格及其文化形成。工业出现相对较晚，后起的工业主要是强化了原有文化类型的特性。同时，工业不受地理限制，在畜牧民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中都能产生，为各类民族所共同需要，绝不是商业文化所独有的，体现不出人类文化诞生的差别。正是基于这两点，钱穆认为不能把工业单独划为一类型文化，也不能把工业并入商业文化一类。
农业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业，人类只有进化到农业时代，才有定居行为，人类文化无一不是从农业社会最早发生。如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皆是如此。农业是人类永远的基本生业，农业文化也永远成为人类的基本文化，但世界上农业文化发展至今仍不衰落的却只有中国一国。
商业文化的兴起，常是因为各地自然物产资源存在差异，各地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而形成的。商业贸易最易在支离破碎的地面上发生，最宜在狭小的地面上繁荣。古代的地中海海岛正是一个最理想的商业区域，犹如中国的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是最理想的农业区域一般。
此外，钱穆还把农业文化细分为大型和小型、新农和旧农四种。古代埃及、巴比伦等就是小型农业文化，发展容易达到饱和，经受不住外部力量的侵袭，极容易夭折。中国是大型农业文化，地大物博，财力不致贫弱，广土众民，见闻不致狭隘简陋，所以生命力最顽强，历经五千年，“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随以大型农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于是安足者陷于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48]。传统中国属于旧农文化，没有装备新科学、新工业，大型的新农国是中国发展方向。
2.特性比较：内倾型文化与外倾型文化
钱穆按照三大文化类型的特性差异，将农业文化归为内倾型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归为外倾型文化，并指出内倾与外倾只是大体分数的差异。“两大类型的文化，其先是由于客观的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引出生活方式之不同。其次是由于生活方式之不同，而引出种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及心理上、性格上之种种不同。由于此种种不同而引生出文化精神不同。”[49]钱穆着重从心理倾向比较内倾型文化与外倾型文化。
第一，空间之心理倾向。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不能总守在一地，否则生活无法维持，向外迁徙是常态；商业民族受到滨海岛屿限制，物产单一且有限，生产不足而影响生存，也经常出外与近邻交换。可见游牧民族与商业民族都需要向外依存，向外流动，所以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的性格与心理大体上是一致的，因而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可以看作是一大类型的文化。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多到一新地区，即多得一新生机，多发现一新希望。而农业民族，则迫得他安土重迁。百亩之地，已够生存，若舍而之他，只有亏损，没有利益。因此农业民族自然的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子子孙孙永守此一分田园祖业。因此农业民族是安定的、保守的，游牧与商业民族则是流动的、进取的”[50]。钱穆的这种心理分析，力图从生活方式出发，理解民族的心理倾向，虽不免有牵强附会嫌疑，但这些心理倾向基本吻合现实的民族性格。
第二，交往之心理倾向。
农业民族生产可以自给自足，也就安分守己，邻里乡党，不必要相互侵犯、依赖，农村的相互来往倾向于和平相处，而且各村落也是散漫相处，并不把相互流动看得非常重要。
游牧部落则不同，他们结队迁徙，遇到一片草原，往往迎来两游牧部族的争夺，“所以游牧民族对内是团结的，对外是斗争的。商业民族亦然。载着一船货物，漂海远行。所到尽是异地，所见尽是生客，所为的只是求生谋利。同行者是友，遇见的是敌。我该从敌人身边获得我的生资，可掠夺则掠夺，不可掠夺始交换。原始的商船队，多半兼做海盗，海盗亦多半兼营商业。贸易与掠夺在本质上都是内不足而外取于人，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因此游牧与商业社会，必然是对内团结，对外斗争的。换言之，则是向外侵略的”[51]。(www.xing528.com)
钱穆对各民族交往性情的分析，确实可以被大量的史实佐证，如世界史上最为著名的世界性战争，几乎全是由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发动：古希腊、古罗马和波斯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侵略战争；亚历山大征服古希腊、波斯帝国、古印度；阿提拉征服西亚和欧洲大陆；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族落，征服欧亚大陆，称霸世界；西欧组建神圣同盟，十字军东征，长达2个多世纪的战争；乃至西欧商业文化引发对世界的殖民侵略、奴隶贸易、世界大战等等。
第三，待物之心理倾向。
钱穆接着又指出，游牧人攀山越谷，草原驰骋，常用工具是马；商人跨海贸易，运输货物，常用工具是船。他们面对的草原与大海，都是广阔的天地世界，需要强大的意志去面对，也富有强大的征服感，不仅同人交往时敌我对立，而且行走于世界时也天人对立。同时马与船是他们的原始工具，“所以游牧人与商人又富工具感。驱使异己，来克服异己，奴役自然，来克服自然。农业民族则不然。下了种，须得耐心静待，五日一风，十日一雨，是上天恩赐。天人合一，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力。船与马要驾驭，耕稼则用牛，牛性驯良，似乎也通人性，天生牲与人合作。农业民族的宇宙观乃及人生观，由此与游牧人商人不同。一是‘天人交和’的，一是‘天人敌对’的。因此一主‘性善论’，一主‘性恶论’。一主在我外面的是一片友情，一主在我外面的是一种敌意。于是一偏仁慈，一偏机智”[52]。钱穆的这种比较虽不够严谨，但也能说明一定的民族心理。
第四，财富之心理倾向。
钱穆又提出不同文化类型的财富观念倾向。他认为，游牧人和商人都有十分强烈的财富观念。畜牧业的牛羊是成倍数繁衍的，财富也就成倍数增加，商业也是资本越雄厚，所得利润增高比例加大。但是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的基本生活，往往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多半要向外求取，需要同人交换，他们积攒的财富多半是符号化的价值，如金银珠宝，这些符号化的价值可以无限积累，积累越多，刺激越多，越富有越想更富有。
农民田亩家产数量既定，家禽牲畜也都限于自足。但人力有限，农业还受气候影响，多耕多产不可能，大量积累也不现实。手中保留的常是衣食所需的实物，也难以长久积累，交换财资也就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农民财富观淡薄。
钱穆总结说：“因此游牧商人的财富是符号的，农民的财富是实质的。游牧商人的财富可以激增，亦可以惨落；有恐怖，亦有希冀；时时有刺激，有兴奋。农业民族只懂生产，不懂财富；只懂实物，不喜抽象；有恃无恐，但亦不奋发向前。一方的心灵常是跳落动荡；一方的心灵则常是沉着稳健。”[53]这一点，可从西方海盗文化与中国村郭文化得到印证。
总之，农业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农业文化内在自足，主静；商业文化向外依存，主动。农业文化安定、保守；商业文化流动、进取。农业文化安足、协调；商业文化富强、斗争。农业文化单纯、稳健、节制；商业文化跳落、动荡、复杂。农业文化性情温和，崇尚容恕，善于发展伦理与政治；商业文化思维机智，二元对立，善于发展宗教与科学。因此，安、足、静、定是农业文化的特性，富、强、动、进是游牧商业文化的特性。
3.弱症比较：安而不强与富而不足
钱穆分析了文化类型的特性后，指出它们都有各自的缺陷，不能简单地说游牧商业文化就比农业文化好，或说先进。游牧、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原本在各自的文化系统生活，各从所好，在不发生接触的情况下，也无所谓强弱，但是他们本身的特性不同，都有弱点，钱穆称之为文化的弱症。
游牧、商业文化属于外倾型的文化，它的弱症有四点：第一，它常看世界为内外两体对立，又不得不向外依存，必倾向于向外征服，其依存者被征服，就失去了依存对象；第二，向外征服的文化精神，推动不断向前向外征服，可是空间有限，即便征服成功，征服到最后无可征服，这种征服的文化精神必将失落，归于失败；第三，人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与自然对立，征服的文化精神贯彻到底，必将推动对自然和人生的征服，结果必然是自然的灾难和人生的异化；第四，内外对立，征服自然与人生，推到极端，就投入抽象中，抽象到极致，就重新回归上帝与精神界。钱穆指出的这四点弱症，确实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中找到相应的证据。如印度被英国殖民了近两个世纪，但是英国殖民者又能从绝对贫困化的印度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当世界都被西欧殖民者瓜分完毕之时，他们还能征服谁呢？那就西欧殖民者相互征服吧，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的倒退与衰弱。可见征服的文化终归要失败。
农业文化属于内倾型的文化，其弱症主要有两点：第一，农业民族常把世界看作是内外一体的，因其自身是自足的，也认为其他民族也是自足的，常遭遇并不自足的民族侵略，容易溃败；第二，农业文化只求安足，原本安足的农业民族，一旦遭遇富强的民族，会产生反差，原本以为安足，结果发现并不是真的安足，必然导致农业民族的精神矛盾，甚至对自身文化的信赖发生动摇。
就整体而言，“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在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就理论讲，其观念似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而陷于软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横风暴雨。于是人类文化，遂在此两类型之偏胜偏短处，累累地发生了无穷的悲剧。这是以往一整个的人类史，要待我们从头来安排、来调整”[54]。而且钱穆还指出了未来人类文化的可能趋势：“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55]游牧、商业文化常是富强的，富而不足，在不断的刺激、征服中，强而不安，最终达一极限，其兴也骤，其崩也速。农业文化是安足的，但安而不强，足而不富，经常遭受到游牧、商业文化侵略而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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