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大相岭，越过大渡河，由笮都而南，便进入邛都地区，这是以金沙江支流安宁河流域为居息范围的邛人各部之地，其活动中心在今凉山州西昌市。
安宁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面貌极为复杂，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除了可以确定为邛人文化的大石墓而外，还有多种不明族别的文化遗存。如西昌市大洋堆祭祀遗址，其不同地层就显示出不同民族的文化遗存，最早期与西北马家窑有关，后几期则族属不明。又如会理县鹿厂畚箕湾墓地，墓坑狭长而窄，有独特的埋葬习俗，年代约在春秋，却找不到可资比较的材料，也是族属不明。这类现象表明，古代安宁河流域是多种民族的南北迁徙栖息之地，一般居留时期不太长久。只有邛人，自商周在此定居以后，就一直在此从事辛勤开发，发展起当地的土著文化。
在安宁河流域的复杂文化中，可以看出古蜀文化的渗透、影响和扩张之迹。近年来，在凉山州的西昌、盐源、会理等地，发现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多出土于墓葬，但因盗掘或采集，其具体出土地点多数不能确知，妨碍了对这些青铜器及其共生物的综合研究，因而很难判断它们的来源、原因以及各种相关情况。从这些青铜器看，种类比较丰富，有兵器、礼（容）器、宗教用器、杂器等，它们年代不一，估计最早的可早到商周，最晚的可晚到汉代，大量的则属春秋战国之间[98]。
从这些青铜器种类看，青铜杖（首）较多，应是受蜀文化影响所致。兵器数量亦多，其中既有典型的蜀式兵器如三角形援无胡方内戈，又有典型的滇式兵器，似未发现因两支青铜文化之间互受影响而产生发展出的变体形制。宗教用器的数量也很多，大量的是摇钱树枝叶，而且不少叶片是单个成片的，表明是单个插入使用而不是组装使用的。另有一些宗教用器形制十分特殊，为考古家所罕见。在一件杖的顶端有一立鸟，形似杜鹃，其体态与三星堆立鸟酷似。礼（容）器中的铜鼓则是滇式的。其他杂器，则有许多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称。
图4－12 四川盐源县发现的青铜杖、青铜杖首
上述青铜器似乎可以说明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一般说来，宗教用器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它在一个民族中会长久流传，承为传统。安宁河流域青铜器中极具特色的宗教用器，既不与蜀相同，又不与滇相同，表明由它所代表的这支青铜文化是属于当地民族自身的创造，自有其渊源，自有其传统。(www.xing528.com)
图4－13 四川盐源县发现的铜枝形饰片
图4－14 四川盐源县发现的青铜戈
第二，青铜兵器中的蜀式三角形援无胡方内戈，属于蜀戈的第Ⅲ型，这种戈型在蜀国本土的流行年代是从商代中期到战国晚期[99]，时间跨度极长，因而很难断定是在什么时期流入安宁河流域的。但如果考虑到在汉源原属邛都地界出土的蜀式青铜器窖藏来看，其间的联系应当说是一清二楚的。即是说，两地均属古邛都之地（汉源原为邛人所居，笮都居此是汉初的事），两地分别发现的蜀式青铜兵器不论在年代上还是意义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汉源发现的蜀国窖藏青铜兵器的年代为商代中叶或更早，那么盐源等地发现的蜀戈也不致太晚，至少应在商代中叶。汉源蜀戈的意义在于可以说明蜀文化对南中资源的控临（见前），盐源蜀戈也应当可以说明同样意义。并且，正是在商中叶，蜀文化的大本营三星堆出现了南中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雕像，不论在年代上、意义上都恰与两地蜀戈相吻合，这不是偶然的。因此，安宁河流域蜀式青铜器的发现，表明了蜀文化在南中传播和扩张的事实。
第三，滇式青铜器的发现，说明了战国秦汉之际滇文化的北进。滇池区域青铜文化产生较晚，西汉是它的极盛时期。从安宁河流域发现的滇器看，大多制作精美，纹饰华丽繁缛，当为极盛时期的产品。这表明，战国晚期蜀灭于秦后，蜀的政治军事势力很快从南中消失，而秦国曾在西南夷地区“尝通为郡县”[100]，“诸此国颇置吏焉”[101]，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却并未深入这一地区[102]，使这个地区出现统治真空，从而引致了当时尚不属秦王管辖的滇人的北进。因此，尽管在安宁河流域发现了滇式兵器，也发现了蜀式兵器，但二者之间却并无共生关系，即是说，先秦时代并没有在南中地区出现蜀、滇军队直接交锋的情形，因为它们出现在南中的时期不同，有先后之别，并不同时。
在安宁河注入雅砻江处之南，雅砻江与金沙江交汇之处，紧邻滇文化区的攀枝花市，近年也发现多种蜀式兵器。把蜀、滇之间多处发现的蜀式青铜器联系起来看，主要是兵器，表明了蜀文化对南中的军事控临关系。这种军事控临关系，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 “有故蜀王兵兰”[103]，建有驻兵营寨，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104]，把西南夷诸族作为附庸[105]，确有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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