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研究的纠错及评价

清代初期《春秋》学研究分为官方主导的《春秋》大义的重建和民间自发的对《左传》注疏以及自身内容的考据研究。前一种也就是力图摆脱胡传权威的桎梏，在程朱理学和朱熹《春秋》观的指导下，以清廷名义颁布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御纂春秋直解》和《日讲春秋解义》，这是清初官方学术主导下所取得的《春秋》经义研究和重建的主要成果。从整体上看，该类著作主要集中在清初，以阐发《春秋》经义为主且数量不少，但大多为折中三传和前人成说的《春秋》通论性专著，对《左传》经传内容很少有考证成分，因此也多无大的学术价值。而以顾炎武、毛奇龄、朱鹤龄以及惠栋等人所发起的对《左传》杜注的纠驳，以及马骕、惠士奇、高士奇和顾栋高等人从史学角度对《左传》内容进行专门或综合研究日益成为《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乾嘉时代取得了丰硕而精良的研究成就。

到了清代，小学各科的成熟和考据学的发达为学界研究古代经典提供了锐利的武器。自从清初阎若璩通过考证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以及胡渭的《易图明辨》考证出宋学的根基《河图》《洛书》并非上古帝王所发明，而是宋人伪作，从而激发了学界对包括《左传》在内的有关经典注解的考据和攻驳热情。在整个清代，各类运用考证方法对《左传》杜注的纠补取得了突出成就。据统计该类成果将近三十部，而其中一些学术大师的成果更是增加了此类著作的学术价值，从清初的顾炎武、朱鹤龄、惠栋到乾嘉学派的梁履绳、王引之父子、马宗琏、洪亮吉、焦循、沈钦韩和刘文淇等，以及晚清时期的廖平、章太炎以及刘师培等都也有这方面的考据成果。有些纠驳杜注的研究成果则保存在学术札记中，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臧琳的《经义杂记》和章太炎的《读左札记》等，有的专著虽然不是以纠驳杜注孔疏为目的，但其中也有相当多的纠驳杜注孔疏的内容，如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朱骏声的《春秋左传识小录》、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和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等。(https://www.xing528.com)

从对《左传》杜注攻驳和补充的内容来看，上述著作所涉及纠补的内容很广，包括杜注孔疏的词义训诂、名物制度的诠释，也包括杜注孔疏有关人名、地名、凡例以及历法等专业知识的注释等，还包括对杜注义理的攻驳，使曾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左传》杜注孔疏，在众多学者严谨而精密的考证下错漏百出而权威扫地。杜注孔疏的权威败落又客观上促进了有关学者把研治《左传》学的目光转移到东汉古文学家贾、服等《左传》旧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