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黄牛，黄牛贫下中农服务

1972年、1974年、1975年、1976年天津南开区又有湾兜中学、南开中学、天南大附中、育红中学、天明中学、36中学等四批知识青年先后上了毛家山，集体插队落户，五批共计106人。

毛家山知青集体就像是个学校，我们有自己的学习、劳动、管理和分配制度，到毛家山的知青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在下乡五周年时，我们曾经统计过：在第一批下乡的30名知青中，有5人入党、19人入团、3人参军、16人先后选进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7名被选送上大学。

山西省委书记韩英、运城地委书记徐守恒、范长增、宁烈，县委所有领导都曾到过毛家山。天津市、南开区领导曾四次带队看望毛家山知识青年，还有28名家长到毛家山看望过子女，并慰问贫下中农。毛家山的支书、主任、队长、贫协组长、贫下中农也有10人次到过天津，问候家长，汇报工作，了解情况。湾兜中学师生曾赠送给我们粮票、科研仪器、图书、缝纫机、电视机等等，还先后派三批教师每期三个月到毛家山锻炼，也给了我们帮助。

劳动中毛家山的知青们学会了各种技能，他们当中有的当过农业技术员，有的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有的当过电工、木工、铁匠、泥瓦匠，有的学会了开汽车、拖拉机，有的喂过猪，放过牛、羊、马，有的学会点种、耙地和摇耧，有的还学会了养蚕、赶毡、编席………。

到毛家山插队的知青们大部分健康成长了，可也有几个出了意外。

197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西北风呼啸着，泥沙打在人们的脸上，让人睁不开眼。18岁的女知青杨春华为避风沙，倒退着走在小路上。突然不慎掉进了路旁三丈多深的山间古洞里，同行的人们顿时慌乱了。为了抢救春华，我和队里保管员毛建德、知青孙双喜等从后沟绕到洞底，找到了她。此时杨春华双腕已被摔断，血肉模糊，人事不省。村干部，新老社员找来长绳、大竹筐把杨春华从洞口慢慢系到地面。我和村干部、知青们立即用担架把她送到8里以外的南沟对岸，再乘医院救护车赶到县医院。为了少留后遗症，我特意到地区医院请来最好的骨科专家黄主任会诊，连夜对她粉碎性骨折的双腕做了吻合术。在她父亲到来之前的三天三夜里，我没合过眼，给她喂水，看她输液，抱着她解大、小便……“五一”之前，我又陪她从平陆坐三天的吉普车回到了天津。如今的杨春华生活完全自理，并有一份工作。可她的双手还是留下了让人终生遗憾的伤疤！

1974年秋天，王利祥同学胃痛得直打滚，我立即给县办打电话要来汽车，连夜把他送到地区医院急诊室，经检查是胃穿孔，如果晚到半小时，人就不好抢救了。

1976年7月1日，支部全体党员开会庆祝党的生日，知青们放假一天。下午两点左右，知青小赵突然闯进会场说：“不好了，冯天育可能淹着了，快去救人吧！”我立刻停下会议，先给县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人带车抢救病人，然后和与会的党员知青带着挠钩、钉耙、木板等直奔水库。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知青杨金春首先触到了人，接着几个青年人一起把冯天育抱到岸边。只见她的嘴、眼紧闭着，脸色发紫。有人说，赶快放到牛背上，给她控水。可在山间水库旁，到那里去找牛啊！我甘当黄牛驮着冯天育，可她没能吐水，也没睁眼。大队医生赶来后给她做人工呼吸仍无效。县医院的医生赶到后，确认冯天育已溺水身亡。

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半年之内，走遍了大队所辖的22个自然村，113户的每一家。我走到哪里，就参加劳动、吃、住在哪里。一次麦收期间，我为抢救收割完的麦子而被雨淋着又受了寒，结果膝关节肿疼无法下地，五天没能起床。这可急坏了全村人，他们为我包饺子、做荷包蛋、炸麻糖等等，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亲人。(www.xing528.com)

1975年秋天，我正在槐坪生产队收玉米，突然，从三里外沟对面的丁村旱井旁传来阵阵呼喊和哭声。我和大队医生立即翻沟赶到旱井旁。原来是67岁的温大爷提水时不慎把皮烟袋和烟袋锅掉进了两丈多深的旱井里。这时恰巧大队副支书李斗娃经过此处，温大爷就让李用井绳把自己拴好慢慢放到井中捞烟具。谁知刚放到一丈来深时，辘辘支架突然从根部折断，连人带辘辘一块掉到了井底。怎么办？用绳子系着下井救人是很危险的，但为了打捞温大爷，我毅然把绳子系在自己腰上，让几名社员把我慢慢放到井里。水面离地面两丈，水深七八尺。这种旱井，口小肚大里边黑洞洞的，我足足用了20分钟，才用二齿钉钯勾住温大爷的衣服，把他拉出水面。社员们把我拉上井时，我的脊背直冒凉气。

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巩固知青集体，10年间我只在结婚时回过老家一次，住了五天。那时我的月工资50元，可为了知青，我在五年内只给父母寄过100元，其余主要都花到了知青的柴、米、油、盐和外出开会、看病上了，那时我真想把一切献给毛家山，献给知识青年们。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71年我被选为中共运城地委委员。

1972年我被任命为晴岚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我被任命为中共平陆县委副书记。

1975年2月我被推举为山西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总理，聆听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成了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1979年春天，天津市委组织部认为我在整个上山下乡过程中，为天津知青带队10年，为毛家山建设奋斗10年，完成了任务。批准我重返天津，回到教育系统。

到毛家山的五批知识青年，除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外，也都办了返回天津的手续。1979年4月1日我含泪离开了毛家山，告别了一起生活战斗过10年的毛家山的父老乡亲。

作者简介：郝广杰，现任天津农学院副局级巡视员。1966年2月曾参加天津送800名青年去云南，1968年12月曾护送“上山下乡长征队”，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集体插队，1970年带户口及组织关系正式在毛家山落户。1979年5月调入天津市农学院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