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初，我们在经历了两年的“革命”、逍遥、复课等阶段后，在学校里呆得已感到很乏味了，真想早日离校到社会上闯荡一番。也正是在这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天津市红代会”组织了部分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记得当时是市“红代会”的头目、天津十六中的学生李慧明带部分学校的学生去了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插队。接着较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便开展起来。
当时我们学校（天津20中学）还组织毕业班学习讨论“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伟大意义”，有唱高调的，有沉默不语的，有冷眼旁观的，总之在这个“新生事物”面前，人们各种心态都有。那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下乡，要么留城当工人。留城当工人只是极少一部分，而且各方面条件一定要好，当然首要的必须是“三代以上纯正的红五类”，而像我这样的“黑帮子弟”要留城，做梦都别想。我也有自知之明，所以未等报名开始，就表了态：我下乡！
不久，东北建设兵团和内蒙古建设兵团相继到天津招知青，虽然我很想去，但因建设兵团带有“军队”性质，也要出身好的，像我这样“出身”的根本不要，所以我只好等待下乡插队。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做好下乡准备。我问去哪？他说可能是内蒙乌盟的武川县。我当即表示不去。原因是那时我正酝酿着与一中的一些同学一起去内蒙牧区插队，而不想到农区。而且，我父亲方纪和母亲都分别被关押着，在下乡插队这样当时认为一去不复返的大事上，一定要让父母知道后我才能走。
9月3日下午，载着数千名天津赴内蒙武川县、四子王旗插队知识青年的专列，从天津东站徐徐开出。列车开动前，不少人在站台上发表了豪言壮语，那场面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列车开动后，一些送别的家长、老师、同学和亲友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放声哭起来，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去何时才能再回来。真是一幕生离死别的生动场面。“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拦道顿足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杜甫这首著名的《兵车行》一下子就从我脑海中涌现了出来。而在火车上的青年们却是热情高涨，情绪兴奋，在一些人看来，这又是一次热闹的“大串联”。送走了他们，感到心里空虚了许多，因为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都走了，怎不令人伤感。(https://www.xing528.com)
到四子王旗牧区的同学，很快来了信，把他们离津后一路的情况和到草原后的见闻、感受大大地描述了一番，并让我尽快去。不久他们又很详细地描述了初到草原的生活情况，特别是写到第一次如何骑马，第一次如何进蒙古包等等，读后真令人向往，于是我下决心尽快办好手续去牧区。我到学校找管分配的老师要求去牧区，老师说那批去牧区的已办完，以后可能也没有了，只能等去其他地方了。我听了很懊悔。但有人告诉我四子王旗到天津招知青的人还没走，住在睦南道招待所。于是我又去那里找他们。招知青的人说名额已满，不能接收。留城不能，下乡又不要，怎么办？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横下一条心——闯！去内蒙古草原！
下定决心后，我一面准备行装，一面到天津日报社去要求与母亲见一面，最终得到批准。我们母子相见是在报社的大院里，旁边有“造反派”监视，并限定了时间。这是我自妈妈被关起来后，第一次见到她。妈妈显得疲惫不堪，见到我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碍于“造反派”在旁边，她既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能多说什么。我也是一样。当她听说我已决心要下乡插队后，很冷静，因为她15岁就偷偷离开自己在泰国的家，只身一人徒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她的经历曾受到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钦佩，而对我们更是一种激励。我能横下心只身去闯内蒙，与母亲的激励和鼓舞是分不开的。妈妈说：“既然想好了就去吧。要听党的话，要相信党，我们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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