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机制体制创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2年后，全球经济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步入新的阶段，改革由广度向深度转变，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建设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以及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特征。

实践证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同年，中国制造业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以后，我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姜荣春（2015）对我国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总结了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重点开放领域从产品市场转向要素市场，重点开放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单边开放与相互开放齐头并进，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和积极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并重。这一成果荣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一等奖。^[63]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增长出现减慢的势头，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希望趁机通过新的科技革命（如电子商务、3D打印和机器人等）吸引制造业回流。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则被收入差距拉大、右倾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所困扰。为了转嫁国内矛盾，美国政客把目标对准中国，遏制中国增长的企图日益明显。2018年，美国挑起了世界贸易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对我出口、技术输入、投资等实施大范围歧视性限制措施。2020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减慢、中美大规模贸易战和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使全球经济处在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人们对全球价值链转移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6年，在商务部领导张向晨和校领导赵忠秀的积极支持下，王直主办了“2016年全球价值链北京讲习班，汇聚了十余位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聚焦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交流。祝坤福等于2016年应WTO副总干事易小准先生邀请，出席2016全球价值链创新发展峰会。2013—2020年，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达到高峰。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内出现一些“外资撤离”的声音。卢进勇等（2020）分析了疫情背景下的外资企业产业链发展趋向，认为外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外迁倾向，并积极就此问题提交政策建议报告，获得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批示。^[64](www.xing528.com)

长期以来，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话语权一直由发达国家控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经贸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薛荣久（2011）建议中国在接受规则的基础上，要向参与和制定规则的方向迈进；加大参与度，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向更加公开、高效、公平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应肩负更多的职责，以互利共赢理念构筑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65]张汉林（2011）则认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领导者的愿望尚不现实。美欧国家希望中国成为领导者，是为了引导中国在谈判中最初更大的让步，而我国尚处在履行“入世”承诺的阶段。另外，他还指出，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者，中国仍需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66]林桂军和汤碧（2012）同样认为，“入世”十年后，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均期望中国在未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上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但是时机尚不成熟，其关键原因是中国在国内一些深层次的改革上仍然处于滞后的状态。他们建议，当前中国的贡献应该主要体现在抑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利用进口规模的潜在优势，给WTO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加快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67]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洪俊杰（2016）认为，中国应主动提出国际经贸规则新议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续构，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68]刘斌（2019）提出，中国应适时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提出五项措施。该建议第一时间通过新华社呈报中央办公厅，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批示。^[69]屠新泉（2020）提出，中国应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增量改革，不能将世界体系的稳定寄托在某一个国家身上，理应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70]2021年，夏文斌、洪俊杰入选第三届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充分体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服务贸易强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标志着学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在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金融业开放和进口贸易等方面的改革取得显著成就。一是在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方面，卢进勇和田云华（2014）高度认可上海自贸区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究了其法理依据，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历史性创举，清单的质量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71]王光和卢进勇（2016）分析了国际投资规则变化的新趋势，认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对东道国的外资管理体制、产业政策、经济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推进投资自由化向更高水平发展。^[72]二是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贸易和投资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李光辉和王芮（2020）提出，可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增强服务业开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以适应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73]三是在金融业开放方面，李杨和程斌琪（2018）认为，应适时在国家层面进行金融科技合作，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业开放力度。^[74]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将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果，中国的改革应如何选择？郭桂霞和彭艳（2016）通过分析国家、省际层面数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应选择有序、稳健的开放路径，并根据地区发展差异提出各地区不同发展路径，强化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75]四是在进口贸易方面，陈昊和陈建伟（2020）研究认为，进口贸易会通过促进企业内生的生产效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建议通过开展进口博览会等交流平台，为企业寻找稳定的中间品进口伙伴提供政策支持，并从具体视角论述了进口的正向作用。^[76]另外，杨杭军（2019）等对国内交通基建和制度调整与外贸发展做出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使国内交通在外贸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