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贸易模式主要为一般货物贸易。在这一阶段，储祥银和王寿椿（1981）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以及成本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该提法切合我国实际情况，顺应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方向。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79]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就是我国是否应该基于李嘉图的比较贸易理论对贸易模式进行相应调整，即全力投入劳动密集型货物的出口贸易。针对这一问题，薛荣久（1982）对“比较利益学说”中所谓的“科学内核”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资本主义推崇“比较利益学说”的目的，是将其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千方百计打入别国市场，是以高唱“自由贸易”论调的方式来迷惑对方，为其廉价商品开道。[80]王林生（1981）同样指出，“比较利益学说”割断了与劳动价值论的联系，并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国际分工的剥削进行实质辩护。[81]薛荣久与王林生认为，如果我国仅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虽然能够在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获利，但这种贸易结构极其不稳定，并且会使我国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两位学者对“比较利益学说”的批判，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林桂军等（2016，2019）[82]并未否定比较优势理论。针对比较优势可能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问题，林桂军等指出，在实际中，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二元政策模式，即出口实行“出口鼓励政策”和进口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关于比较优势在中国的作用，林桂军等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缺陷是假设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跨境流动，各国使用本国所具有的要素进行生产。但是，中国的出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资本、技术包括劳动力均可跨境流动，二要素的跨境流动会使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变，缺少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转变成复杂技术的出口者。林桂军等并未过多关注我国劳动力方面的优势，而是认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处于接近最终市场部分的价值链的下游，或者说是在具有规模生产特征的生产环节上。在林桂军负责编辑的博鳌亚洲《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年度报告中，他和合作者用多年的数据展示，亚洲（及世界）贸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种，中国有约18种出口居第一位。总结林桂军等人的观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全球要素在中国的集聚，比较优势发生转换，出口能力大幅提升。林桂军等还指出，中国的一般贸易能够在较高保护的条件下实现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应该说是世界的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贸易模式的特点实际上是管理贸易。管理贸易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本国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而直接介入贸易领域。薛荣久（1996）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管理贸易模式的发展时，肯定了管理贸易存在的必要性，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我国采用的管理贸易模式是认清国际管理贸易的大趋势后主动地融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83]这一提法受到从事管理贸易研究的学者的广泛认可。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积极进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探索。1986年，我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薛荣久（1988）在讨论“复关”过程遇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外贸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并再次强调应该对贸易模式的固化问题加以重视。[84]同时，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世界经济衰退和各国货币比价严重失调。新贸易保护主义已危及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对此，薛荣久（1987）较具前瞻性地提出，要积极调整贸易模式以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85]此外，薛荣久（1986）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很不稳定，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在此环境下，我国应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出口市场要适当分散；第二，出口产品要适当分散；第三，辩证地认识配额的作用；第四，充分利用普遍优惠制；第五，在对外贸易谈判时，强调发展和扩大双边贸易；第六，摸清各国保护措施动向，及早制定对策；第七，积极参加“新一轮”谈判。[86](www.xing528.com)
随着改革开放红利逐渐显现，王林生（2000a，2000b）[87]作为国内较早一批关注高科技产品贸易的学者指出，我国在一般货物贸易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科技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加速贸易模式的转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国在正确的外贸发展思想指导下，成功避开了“比较优势陷阱”，并沿着符合我国国情的路线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林汉川（2016）指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88]林桂军和张玉芹（2007）的研究指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贸易条件逐年变差，但仍未发生贫困化增长。[89]尽管如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仍是我国外贸发展的隐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同样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薛荣久和杨凤鸣（2008）指出，尽管我国加入WTO，成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后经济地位崛起，但贸易的增长十分不平衡，货物贸易的地位仍然显著高于服务贸易。[90]数据显示，我国在2007年成为第二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三大货物进口国；我国的服务出口居世界第六位，服务进口居世界第五位。此外，郑宝银和喻春娇（2005）针对未来我国贸易模式的选择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91]一般货物贸易的发展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蓝庆新（2012）详细研究了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并提出相关建议，同样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得到省部级别的批示。[92]
随着一般货物贸易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产品出口变得更加灵活，出口产品竞争力得到提高，出口产品也能够随着国外市场需求的变动进行较快的转变（殷晓鹏等，2018）。[93]此外，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方面，林汉川（2017）针对中国产品海外形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94]并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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