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服务贸易研究领域，陈准民（2001[46]）、屠新泉（2001[47]）和张汉林（2002[48]）研究了“入世”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影响。韩琪和王建坤（2012）探讨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成因。[49]林桂军和任靓（2014）提出开放型经济视角下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放宽教育领域的投资准入，推进投资制度建设，优化多方投资结构；深化自由贸易区中的教育合作；培育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50]张国军（2014）从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两个层面梳理中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和现状。[51]周金凯（2019）研究发现，科技、环境卫生和教育条件等因素与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关联度较高，是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52]
在运输服务贸易研究领域，王晓东和王强（2004）通过量化分析影响我国货运需求的因素，提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货运需求的影响程度的定量依据。[53]王晓东和胡瑞娟（2006）计算了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运输服务贸易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贸易竞争力指数（NTB）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进行了现状分析及动态分析。[54]胡瑞娟、匡林和王晓东（2006）介绍了中国民航管制制度的变迁，并运用多项指标，比较全面地归纳了中国民航运输业市场化发展以来的业绩表现。[55]储昭昉和王强（2010）指出，国际贸易的波动比经济的波动对航空货运影响更大，而航空货运的冲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56]储昭昉、王强和张蕙（2012）研究发现，货物贸易及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运输服务贸易开放度和加入WTO等，都对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有显著影响。[57]王强、张琼和杨杭军（2014）运用推测变分模型，测度分析了中国民航业的竞争行为、影响竞争行为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效应，并从航空公司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政府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中国民航业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58]
杨杭军等（2013[59]，2014[60]）将NEIO方法引入对中国民航业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研究分析中，首次运用航线层面上的实际客运量和票价数据对整个中国民航市场进行分析，并从微观角度构建和估计了我国民航市场的运营成本和需求弹性。这是中国航空市场研究的一个突破，丰富了民航市场结构的研究，有利于加快和深化中国民航业进一步改革和公开竞争政策的制定，且有利于航空公司应对外来的竞争，确定合理的竞争策略和发展战略，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该研究成果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的智库报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赢之路》引用，并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7年获得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www.xing528.com)
杨杭军（2012[61]，2017[62]，2019[63]）通过构建民航与高铁竞争与合作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高铁对民航的影响和高铁运营特征对民航市场需求影响的力度。该成果被收入高校智库报告《以开放促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和创新步伐》，受到商务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成果于2014和2019年分别获得北京市第十三和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20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杨杭军（2018[64]，2019[65]）聚焦铁路改革对中国铁路贸易多样化的影响，通过分析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的变量，表明铁路主辅分离改革确实提升了铁路运输效率，增加了铁路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对铁路进口在企业和产品两个层面的进口额、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了更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其中，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的损害更大，而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受到更多的青睐甚至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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