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一、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武汉政府时期农民运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同时，与改组后国民党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确定了扶助农工的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宣布：“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1]标志着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重大进步。自此以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党部中设立了农民部，作为指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孙中山后来又手订了《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为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奠定了基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发表了《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重申：“国民政府当竭力为农民改良其经济状况，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以改善农民之政治状况。”^[2]一九二六年度，国民党中央每月拨给农民部经费一万八千元，“为全会各部经费之冠”^[3]。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民的要求，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中，确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二十一条。其中主要是减轻佃农田租的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及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自由等。这些政策对于推动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国民政府从广州迁移武汉的过程中，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还是支持农民运动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与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徐谦等在庐山举行会议时，就决定：“工运主缓和，农运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之张本。”当时，蒋介石的面目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蒋介石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同时解决”，与会者均表示同意。根据国民党一、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武汉政府成立后，陆续颁布了一些符合农民利益的法规和条例。对于这些文件和法规，国民党人，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也能身体力行，加以贯彻执行。邓演达在北伐出师时就对部属强调：“我们此去是要唤起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自己起来解除自身的痛苦。”^[4]北伐征途中他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在衡阳召开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提出政工人员要认真调查沿途农民生活及土地占有情况，并写出详细调查报告，还要求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支援北伐战争，并把这些内容作为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考绩之一。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汉的次日，邓演达就把总政治部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民运动方面。^[5]总政治部还设立农民问题讨论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李达、郭冠杰、张眉宣（梅轩）等为委员。由于总政治部很重视农民问题，使有些军队也比较注意农民运动。第二军颁发的《农民问题宣传大纲》就很明确指出：“现在的湘鄂农民问题，则包含了三个大问题：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打倒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问题，一是乡村政权问题。”^[6]第四军所作的《河南红枪会之调查》就比较客观和详尽，为武汉政府制订正确对待红枪会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十五军党代表耿丹为了加强兵士与工农的团结，特别发出了拥护孙中山农工政策的训令。国民党的上述积极行动，有力地推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邓演达，对于武汉政府时期农民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农民把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从各方面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才会出现武汉政府时期的伟大的农民运动。所以，对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却是由共产党人承担着。

首先，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运用于革命的实践，初步提出并解决了有关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为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常常感觉自己无理论，无群众，无力量，站不住”^[8]。所以，就不可能真正肩负起领导农民运动的重任，把农民的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十分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早在党的“三大”上，就作出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论述了无产阶级结合农民的必要性。“四大”进一步强调了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党的重要领导骨干也很注意研究农民问题，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把他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一九二六年发表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李大钊也发表了《土地与农民》的长篇著作，以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论证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得出了“耕地农有”的科学结论，并强调这一广大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如何付诸实现是急需研究的问题。瞿秋白在武汉政府时期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这篇重要论著中，反复强调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9]特别突出的是毛泽东在北伐战争最激烈的一九二六年九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宗明义地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0]他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结构出发，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农民运动的作用。一九二七年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把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武汉政府时期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科学论著一旦被农民所掌握，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在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农民运动引向蓬勃发展的道路。

其次，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制订为实现基本政治口号的具体计划，作为农民的行动目标。北伐出师时，党召开的四届三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强调党必须取得对农民运动的指导权，提出了农民经济与政治的要求为：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贷利息月息不能超过二分五厘；农民应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农民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等。这些决议虽有不当之处，如对农民武装限制过多，对农会组织要求不严等，但总的方面是对的，有力地指导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农村革命的大好局面。当北伐军克复长江中游，农民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其主要内容是：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农民应参加县政府；武装农民，农村中的一切武装势力均受农民政权的指挥；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等土地，归给农民等。^[11]这个文件，给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中共中央不仅制订了适合实际情况的农民政纲，还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制订出具体的《目前农运计划》，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作出了切实的部署，主要精神是集中力量把重点地区的农民运动搞好。中央规定重点地区的标准是：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铁路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农民特别痛苦且易发动的地方。按照这个标准，决定首先发展粤、湘、鄂、赣、豫五省的农运，次则为陕、川、桂、闽、皖、苏、浙七省。在一省以内也应用集中的原则，中央规定各省的重点是：湖南为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地区；湖北为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江西为由九江经南昌至吉安一线；河南为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陕西为渭水流域各县；四川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浙江以宁波、绍兴为中心；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特别注重百色、恩隆、奉议、恩阳等县。各地党组织执行中央的上述指示，把力量集中在重点地区，保证这些地区的农运得以迅速开展。

最后，党从组织上保证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这方面，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大多停留在文件与会议上，很少深入到农民中去，即令像邓演达那样坚决支持农民运动的人，也还是在上层活动多，未能到基层进行脚踏实地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因而根基不深，没有和农民建立起血肉关系，很容易动摇和走向歧途。而共产党人却不同，派遣大批优秀党员，亲自做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与农民建立起鱼水关系，取得领导农民运动的直接经验。但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如彭湃开始到农村去宣传革命理论时，由于他身穿西服，脚蹬皮鞋，农民以为他是收捐税的官吏，早就敬而远之。在多次受到“冷遇”后，他想出了取得农民信任的办法，即把父亲分给他的一份土地的田契交给农民，但佃户们竟吓得哭了起来，不敢接受，并乞求道：“先生，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庄稼人，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请你高抬贵手原谅我们吧！”几经曲折，当彭湃把田契当众烧毁，自己又穿上农民服，头戴竹笠，赤着双脚，和农民一起劳动，促膝谈心，讲述农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谋解放的道理，才逐步取得农民的信任。自此以后，广东农民运动从海陆丰迅速向全省各地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最早的一个省份，为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毛泽东于一九二五年春回到韶山做农民运动半年多，也是经过艰苦的工作过程的。正是由于党的一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农民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为从组织上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各级党委中还建立了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尤其强调充实基层。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要求：“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12]根据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中央抽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农民运动第一线去工作。仅一九二六年十月和十一月，新派往各省从事农运的干部即达二百一十八人。^[13]计：陕西十六人，直隶二十人，河南二十六人，湖南三十人，山东十一人，江苏九人，福建九人，广西十一人，安徽十三人，浙江二人，湖北二十一人，四川二十二人，江西十六人，北京等特区十二人。这批干部到各省后，满腔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去，他们不仅为武汉政府时期的农民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许多人还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

概括以上三方面可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政府初期，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密切与国民党合作，从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成为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二、各级农民协会的大发展

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大致经历三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14]一般情况是，北伐军占领之初，进入公开组织活动时期，随之就进入斗争时期。这里着重叙述的是武汉政府初期，各地农运处于组织时期的基本情况。

湖南是北伐军进军的第一个目标，这个战场的胜败关系到北伐战争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发动湖南的农民支援国民革命军，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湘区委员会对此是很重视的，集中力量大力组织农民投入到支援前线的火热斗争中去，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各级农民协会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全省农会会员为四十万人，经过两个月的发动和组织，到十一月，就激增到近一百四十万人。参加农会已成为光荣的事情，被“打入另册”的地主们坐卧不安；从前说农会是“砍脑壳会”的富农则托人说情与交款，才入了会；过去怀疑农会“未必兴得起来”的中农，更是纷纷入会。农会组织一日千里的发展，并取得反封建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湖南前后判若两个世界。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通告（钟字）第十八号》的规定：“本年内，湖南、湖北或其他北伐军国民军占领的省份，都必须召集全省农民大会”^[15]，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长沙举行。到会代表一百一十一人，代表五十二个县和两个特别区。易礼容、毛科文、单恂、韩友丁、徐履仁、刘惊涛、陈伏泉等十人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柳直荀为秘书长。李维汉、谭因、凌炳、李荣植、邓寿荃、冯天柱、周以栗被聘为大会顾问。湖南省农协还特电请毛泽东到会指导，电文称：

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东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16]

毛泽东回湘后，于十二月二十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演讲，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17]。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又做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的演讲。他特别斥责了所谓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的谬论，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压榨农民，不准农民反压榨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全体代表注意：现时湖南虽说是由武汉政府管辖，可是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使与会者深刻认识到湖南的革命斗争是艰巨的。

会议期间，李维汉代表中共湘区委员会致词，还做了《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等几个长篇报告。赤色农民国际代表卜礼兹作了演说。谢觉哉做了《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关系》《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报告。苏联驻长沙领事彭礼做了《苏联政治经济状况》、易礼容做了《湖南农民运动》、郭亮做了《世界工人运动》、周以栗做了《中国农民运动》等报告。大会选出的省农协执委会推举易礼容、谢觉哉、韩伟、柳直荀、凌炳等五人为常委，易礼容为委员长，韩伟为副委员长，柳直荀为秘书长。执委会下设宣传、组织、自卫等部，分别由庞人侃、隋冰、伍文生负责。

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和武装，接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关于目前农民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等四十个决议案。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深刻揭露了军阀和土豪劣绅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强调指出农民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18]。《宣言》最后号召全省两千多万农民，和全国农友联合起来，拥护武汉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这次大会主要的特点是突出体现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即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与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许多活动是一起进行的。这个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工农群众，欲得着自身的解放，只有自己团结起来，靠政府及别人是不行的。此次工农两大会，以工农自身的力量，谋本身的利益”^[19]。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这次大会对于在中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做了可贵的尝试。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区委共同研究决定，为大会代表中的党团员办一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向训练班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代表们通过这次大会和训练班的学习，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各地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湖北，北伐军未到以前，在军阀的铁蹄下，农民协会的组织，寥若晨星，会员很少，仅有七万人左右。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各地农民在北伐胜利声中，积极地发展农协组织。到一九二六年底，会员人数激增到二十八万多人。国民政府迁汉后，大力支持农民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又猛增到八十万人。为了把农民运动推向更加广泛深入的新阶段，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在武昌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大会主席团由陆沉、陈耀寰、刘子谷、吴运中、何耀祖、高以山、王平章、张眉宣、程建勋、张佐馀、彭华俊等十一人组成。大会聘请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祖涵、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为名誉主席。陆沉致开幕词，邓演达做政治报告，陈荫林做会务报告。经过十六天（其中休会三天）的会议，通过了乡政、武装、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大反英运动、声援上海工人反英斗争、杂色军队、农村公产、没收逆产、农村雇工、烟赌问题、取缔高利贷、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协会经费、农村合作社、堤工问题等三十五个决议案。^[20]

大会选举陆沉、邓演达、陈荫林、符向一、张眉宣、刘子谷、王平章、王邦跃、吴光谟、蔡以忱、聂洪钧、董华绶、吴逢甲、赵国仁、张培庆、李执中、吴赤斌十七人为省农协正式执行委员，陈耀寰、严伯寿、张学武、邓君健、张幼泉、徐甫千、常钟祥、郭述申、谢复汉九人为候补执行委员。^[21]陆沉为委员长，陈荫林为副委员长，张学武为宣传部长，郭述申为教育部长，蔡以忱为组织部长，邓演达为自卫部长，符向一为调查部长，张眉宣为建设部长，邓雅声为秘书长。湖北省农民协会遂宣告正式成立。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注意工农联合的同时，还注意结成广泛的联合战线。在一百七十四名代表中，除农民代表占多数外，学生代表占百分之十二弱，教员代表占百分之九弱，手工业代表占百分之十一强，商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弱，其他如自由职业者等占百分之一。^[22]大会期间，代表们与各方面人士联欢。开幕当天，武汉各界三十万人集会，热烈庆祝大会的召开。三月十八日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集会，欢迎湖北、河南两省农民代表。宾主一千余人欢聚一堂。三月十九日，全体代表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的盛大宴会。在大会邀请的来宾中，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中有：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中央代表孙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武汉政府代表徐谦，中央农民部陈克文，湖北省政府代表李汉俊，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向忠发、李立三，武昌总商会代表胡树楠，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代表彭泽湘，十五军耿丹，汉口市党部耿志钊，第四军张发奎等。各方面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是对农民运动的很大支持，表现出联合战线的广泛性。另一个特点是鲜明地提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的致词提出：“土地问题，是农民最迫急的需要，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必定是反革命，这次代表大会，必定对于各位农友的痛苦，有一个解决的法子。”^[23]省农协在向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出：“现在横在农民协会面前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农协接受乡村政权，一是土地不受地主支配，此外，如农民武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致词精神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主张。这一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党的八七会议指出的：“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24]由于大会的圆满成功，保证了湖北农民运动健康地发展。

在江西，一九二六年十月，省党部向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报告时，只有区农会一百二十八个，会员六千二百七十六人。^[25]但在北伐军克复江西后的十一月份，会员即猛增到五万人。省农协筹备处也于十一月十九日在南昌成立，并设赣东办事处于临川，赣西办事处于吉安，赣南办事处于赣州，就近指挥各县的农民运动。省农协筹备处很重视对农民的宣传工作，发行画报三期，小册子五种，血潮社画报三期，标语二十种各一万份。省农协筹备处也致力于农民的组织工作，在南昌克复后的三个月内，农会组织从六个县扩大到五十四个县，会员从五万人增加到三十余万人。在此基础上，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在南昌举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谭延闿做了国民政府状况的报告；赤色农民国际代表达尔汉格夫做了关于农民国际状况的报告；方志敏做了会务报告。大会选举出方志敏、刘一峰、彭震亚、丘倜、王枕心、刘清泉、郭家淋、陆智西、涂克合等十三人为省农民协会正式执行委员，黄兑、马维骥、万桂林等为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会推举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王枕心、丘倜为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二十五个决议案。属于政治方面的有十六个，主要是：惩办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军、清除县政积弊、肃清土匪等。属于经济方面的有九个，主要是：取缔高利贷、保护森林、改良雇农生活、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开垦荒山荒地等。(www.xing528.com)

江西省农协正式成立后，由于认真吸收湘鄂等省农民运动的经验，并纠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大会报告提出缺点错误十五项：宣传工作不充分，出版物很少；发展农会会员，注重数量，忽视了质量；调查研究不够而引起所定口号与策略的不当；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纪律不严格，组织不严密；开展斗争不够而依赖政府解决问题；吸收妇女会员不多；土豪劣绅混入农会操纵等），发扬过去工作的优良传统，因而把江西的农运推进到更加广泛深入和健康的发展阶段。

在河南，由于在吴佩孚、寇英杰等军阀的统治下，农民运动不能公开进行，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农运依然有所发展。到北伐出师前，已有农会会员二十七万人，有四个县农民协会，三十二个区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肖人鹄任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底，河南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农民运动应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地区的指示，特别加强了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的领导力量，尤其是争取红枪会等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果。长期以来，河南省是军阀混战的主要战场，散失在民间的枪支很多，每当农民被迫起来反抗封建军阀时，常常是拿起这些武器，自发地组织红枪会、天门会等武装团体，实行武装自卫。红枪会虽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有的还有土匪习气，甚至一部分领导权操纵在地主手中，但从总的方面看，它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农民，在多数情况下是与军阀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它的数量也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仅豫北天门会就有三十万人。红枪会、天门会等的向背直接影响全省的局势。为了争取这批力量站到革命方面，中共河南党组织选派得力干部到其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如肖人鹄就亲自到天门会做联合的工作。天门会组织是比较严密的，大权握在总团师一人手里，要争取它，必须首先争取总团师。外面的人会见总团师，稍有不慎，就有立被斩首的危险。肖人鹄为了农运的事业，带个别随行人员，越过层层障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终于面见总团师，向他讲解北伐的意义及国民革命与农民的关系。经过工作，总团师表示愿与北伐军合作反对奉系军阀，并派两名代表与武汉政府洽谈。中共豫东特派员张海峰对豫东红枪会的争取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果。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武装农民即达到四十余万人。

为了统一河南全省农民武装的组织，迎接北伐军进军河南，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武昌召开了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六十九人。到会的来宾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省农协，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江苏、直隶、汉口、开封等省市党部等，共五十多个机关团体的代表。大会主席团由王法勤、于树德、陈克文、邓演达、刘峨菁、郭安宇、汪慕懿、周逊五等十三人组成。于树德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郑震宇做了河南农民状况的报告。陈克文介绍了广东农民运动状况，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农运状况，李立三介绍了全国工运状况，陆沉介绍了湖北农运状况。大会选举出豫南的汪慕懿，豫东的孔寅初，豫中的饶惠南、陈子林，豫西的宋英五人为全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统一领导河南的武装农民。大会通过了《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河南农民协会组织案》《反奉通电及决议案》《告河南反奉各将士》等文件。这次大会对发展农民协会，实现农民武装联合，扰乱敌军后方，举行农民暴动，配合北伐军作战等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陕西，由于冯玉祥军队的支持和共产党人的大力发动，全省的农民运动进展是很快的。国民军攻占西安后，农运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为了使全省农运更快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陕甘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26]区委还发出专门指示说：“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我们要用全力去做”；“要积极地组织农民，绝不能因政治经济的诸种原因而放弃了组织工作”。在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于三月下旬成立。农协根据党的上述指示，把农运又大力向前推进，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五十余万人，其中以长安、周至、户县、渭南、华县、三原、绥德等县的农运发展最快，斗争规模也比较大。他们在反对土豪劣绅，支援冯玉祥攻下西安，东出潼关，会师郑州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安徽，在北伐军到来后才得到较快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薛卓汉为委员长，张从吾为副委员长，李以庄为组织部长，俞昌时为宣传部长，石练白为总务部长，严学静为交际部长，葛翔为调查部长。筹委会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会组织，一方面发动农民支援北伐军，均取得较大的战绩。

在浙江，北伐军到达后，农民运动发展是很快的。由于原来农运的基础好，所以到一九二七年初，慈溪、奉化、宁海、永嘉、杭县、萧山、金华等十七个县就建立了农民协会。奉化中义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会。宁波地区就有农会会员二十余万人。对于支援北伐军攻克杭州和上海，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江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十名学员回省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主要是在泰兴、如皋、崇明、丹阳等县进行。为适应当地情况，除农民协会组织外，还有劝农会、农民促进会、农民夜校、农民俱乐部等组织形式。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农民协会不仅遍及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各省，非武汉政府辖区的直、鲁、热、察、豫等省也有农会组织，唤醒农民的大门终于打开，亿万农民从中国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已迅猛异常的组织起来了！

三、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按照农民运动发展的规律，组织起来的农民立即转入到斗争时期，在辽阔的农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这乃是扭转乾坤的伟大斗争。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印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27]这个斗争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28]这个斗争的力量是异常巨大的，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不可能阻挡运动的前进，可以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广大农民奋起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个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斗争方面。农民起来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政治上打击的方法有许多种，如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等。最严重的打击方法就是枪毙。对极个别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必须处以死刑，才能打下地主阶级的威风。“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等，长沙之俞敕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魁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立了伟大的功绩。”^[29]经过这些斗争，有些县的确做到了农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农会说得出，做得到，事无大小都归农会处理解决，农会的人不到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连县长也要“巴结”农会，农会说话是“飞灵的”。全县的事情如何解决，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农会势力强大的地方，县长只有唯农会之命是听，不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叫县长早晨捉土豪劣绅，他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在这些县份，农民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优势地位。

（2）武装斗争方面。武装是政权的支柱，农民在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积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广东的农民自卫军早在一九二四年秋即建立起来，一九二六年底发展到四万人左右。湖南从北伐军到来时即组织农民武装，发展很快，衡山县到一九二六年底，已有农民纠察队五千多人，枪三百多支。为了加快农民武装发展的步伐，各省农民代表大会都做出了发展武装的决议。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定：“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30]江西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各级协会即应组织农民自卫军及义勇队，请求政府无偿或廉价拨给枪支，以保护地方，并谋革命后方之巩固。”^[31]在这些大会决定的推动下，农民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人数扩大，枪支增多，农会势大的地方，反动武装大部分投降农会，而且还建立了梭镖队。一时间形成了制造梭镖的高潮，仅湖南湘乡一县就有十万余支。

为了不断提高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各地十分重视武装干部的培养。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就于一九二六年冬在韶关专门举办了北江农军学校，培训农民武装干部。湖北省也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养成所，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在武昌开学，由省农协委员刘子谷负责。学员毕业后，回乡巩固和发展农民自卫军，成为农民武装的骨干力量。

农民武装在打击封建势力，巩固农民政权，维持社会秩序，支援北伐战争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有的地区农民的武装斗争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县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县政权。河南省确山县、杞县、睢县等地的农民起义，就是很好的范例。

确山暴动是在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领导下举行的。一九二六年十月特支成立后，加强了对确山县农民武装工作的领导。经过马尚德（杨靖宇）等的积极工作，到年底即把全县红枪会争取过来，党已基本掌握了全县的农民武装，并控制了大部分村庄。特支书记林壮志按照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河南省有条件的地方，应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决定于一九二七年阴历三月三日暴动，由马尚德等负责指挥。暴动发起后，经过四天的战斗，农军攻占了县城，击毙敌军二百多人，活捉了县长王少渠。四月十九日，武汉政府北方宣抚使王法勤、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团长于树德、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前方特别工作组组长胡伦等到达确山，认为仿照苏维埃形式组织县政权还为时过早，提出改称县治安委员会，由刚从武汉回省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郑震宇担任主任，以示国共合作。革命的确山县政权正式成立，于树德代表武汉政府在会上讲话，并授锦旗。确山人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中。^[32]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杞县县委领导下，武装农民也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是肖人鹄（中共河南省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吴芝圃（中共杞县县委书记）。起义胜利后，中共杞县县委决定由吴芝圃任县长，并邀请进步人士杨子固、黄绵中、王英甫等组成县治安委员会。确山县和杞县的革命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却是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夺取县一级政权的宝贵尝试，是武汉政府时期农民军事斗争的创举。

农民武装还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这突出表现在处理阳新惨案的问题上。湖北省的阳新惨案，是武汉政府时期农民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晨，阳新反动势力总头目朱仲炘纠集一百多名匪徒，将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成子英、县农协秘书谭民治、区农协负责人王德水、县工会曹树元、李法矩、邹有执、程炎林等九人绑架到城隍庙前，身上浇了煤油，抛入熊熊大火之中。他们在烈火中，忍着剧痛，用尽最后气力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董必武闻讯后，即派王慧闻为省政府特派员带一连军队去阳新镇压反革命。^[33]由于连长的纵容，只枪决了三名从犯，把主犯朱仲炘以解往武汉发落为名予以释放。因而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噩耗继续不断发生，第三区党部党员被挖去眼睛者两人，某区党部常委亦惨遭击毙……惨讯日有数次，该县已在白色恐怖中”^[34]。对此，邓演达、董必武、毛泽东、陈潭秋等异常气愤，断然决意采取措施打击阳新反革命。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阳新惨案处理决议案》，决定“组织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迅速处理之”^[35]。在委员会领导下，一个声援阳新人民，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的热潮迅速掀起来了。三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声援大会，毛泽东讲话说：“在这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由此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和我们做最后的挣扎。从今日起，要下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的目的。”当晚讲习所又举行晚会，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毛泽东、恽代英、李立三、陈荫林等出席，学员们演出《农民救星》《阳新惨案》等剧，以文艺形式声援阳新人民。省农协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声援大会，董必武到会讲话。鄂城举行三万人，咸宁举行六万人的大会声援阳新人民。四月一日，“阳新惨案处理委员会”指令中央农民部派专员黄书亮、省农协蔡以忱及第十一军两个连，前往阳新查办。他们到阳新后，撤销了县长张鹏翊的职务，拘捕了公安局长艾道生和凶犯二十余名。四月七日举行了人民审判会，处决了伍修举等七名凶手。四月八日举行了追悼九烈士大会。不久，逃到江西的朱仲炘和逃到武汉的凶犯余老三以及混入三十三军当了团长的冯心斋等也被捉拿归案，依法处决。各区也相继依法处决了一些惨杀农民的刽子手。阳新人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农运的深入发展。到五月底，农会会员由原来的七万多人激增至三十万人。

（3）经济斗争方面。湖南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平粜阻禁、取消超经济剥削、不准退佃等斗争。衡阳等县将田租由原来的五成以上减为五成以下，浏阳还实行了二五减租，安化等县将年利七八分减为四五分。陕西农民开展以清算账目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斗争，通过清账揭露豪绅压榨农民的卑鄙手段和无耻行径，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如长安县五区农协清算出恶绅刘大汉私吞公款达二千六百元之多，经过审判，将刘大汉枪决，进一步推动了全县的清算斗争。江西农民按照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律将佃户的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还实行了雇农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等改善农民劳动条件的各种办法。

在向反动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农会还着手从事经济上的建设。湖南农民协会办的三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36]，这三件事就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壅塞了，农协下令开挖，工程完后，照实数收工钱。乡间道路素不为人注意，农协领导把羊肠小径修成丈多宽的通衢，使行旅方便。地主惯于把持荒山荒地任其荒芜，农协便出面租借，交会员开垦。这样做，既发展了经济，又解决了贫雇农的失业问题，深得社会的好评。江西农协还特别作出了保护森林的决议，并规定全省的会员，每人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植树十株。

（4）反帝斗争方面。一九二六年底，各地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举行反英示威。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后，农村纷纷集会游行，反英斗争日益高涨。同时农民还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湖北天门县中和场教堂教士因仇视反英运动而殴打农民，引起农民义愤，五千余农民将其捆至会场，令其鸣放爆竹赔礼道歉后，将其驱逐出境。在农民运动的打击下，平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洋教士，有的畏罪潜逃，有的不得不对农会取顺从态度。汉阳新合院福音堂就在教堂门口挂起了“欢迎农会”的巨幅标语，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说明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

（5）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农民斗争的锋芒还指向神权、族权和夫权等封建思想和制度。因为族长和迷信团体的首领，大多也是压榨农民的封建卫道者，不打下他们的威风，农民还是不能解放的。湖北黄梅县土桥农民打倒了惯卖孀妇、剥削农民的张姓族长后，整个土桥人民都扬眉吐气。罗田县农协解散了剥削和愚弄人民的“佛化会”，黄安县人民大闹龙潭寺（寺院大地主），“历来的文神武将等门神，以几多的革命的标语代替了”^[37]。妇女成群结队跑进祠堂，打破以前妇女不准进祠堂的旧习。农民还实行了禁鸦片和禁赌博等多种禁令。从清末起，政府即三令五申地禁鸦片，搞了不知多少次禁烟，却愈禁愈多，毫无办法。但在湖南农民协会的禁令下，于最短时间内禁绝了。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农协下令交烟枪，谁也不敢违抗。“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38]禁赌也取得很大成绩，童子团把赌具收起来，当场付之一炬，谁也不敢再赌，过新年仅有龙灯狮子玩，坏习惯大都铲除了。清匪缉盗也是农协的一大功绩。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都没有禁绝匪患，可是农民协会办到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39]通过这些斗争，“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民是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个现象走的”^[40]。

农民协会一方面向封建思想、宗法制度和坏习惯作斗争，清除这些垃圾，另一方面还建设新的制度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反对夫权，提倡男女平等以后，农会女会员也放了足，穿起草鞋，跟大家一起背起梭镖进城游行了，湖南农村女子还自办小工场或下田耕种了。过去新年节日是赌博酗酒，现在却是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具有革命内容的活动。中国历来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地主权力既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也开始了。农协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农民学校，许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还决定：“各级农民协会，设法附设图书馆，置备美丽的图书、画报、农产品各种标本图、一切娱乐器具——如足球、棋、琴、笛等，供农民观赏使用。”^[41]

总之，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广大农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被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