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伐出师时的国际环境
北伐出师时的国际环境，存在着对中国革命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俄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突破了帝国主义阵营，建立了与帝国主义对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国方面，侵略性最强的德意志帝国被推翻，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瓦解，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未能从这次战争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协约国方面，英、法等国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却也大大削弱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和东方的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发了横财，乘机扩大了势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战胜了白卫反动派和外国武装干涉者，使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苏联人民医治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严重创伤，迅速恢复并发展了自己国家的经济。苏联政治、经济实力日益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总危机，影响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共产国际——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成立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成立了，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苏维埃俄国废除了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纪元。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中国于一九二四年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中，苏联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从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给了中国革命以巨大支援。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也使帝国主义各国在干涉中国革命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帝国主义列强原来希望用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战争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旧矛盾未能解决，又加上了许多新的矛盾。战后的最初几年，因为战争的破坏，大量人力、财力的丧失，经济濒于崩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各国资产阶级好不容易才镇压了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恢复了被破坏的经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这种稳定，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反而使工人与资本家、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更加尖锐化。
由于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和法国的被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太平洋风云突变。除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以外，日本、美国的侵略势力在亚洲大陆兴起，呈现出英、日、美三强互争雄长、角逐称霸的局面。三强鼎立，任何一强都希望寻找一个伙伴，以便与第三者抗衡。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成功地拆散了早在一九〇二年就缔结了的英日同盟，而和英国结成一伙，共同对付日本。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北洋政府迫于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向列强提出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等“十大原则”。对于前者，列强认为“中国法制之改良”没有“达到各国希望之程度”，只同意由各国组织一个委员会，到中国调查后决定。对于后者，列强更蛮横地拒绝考虑，仅议决组织特别会议，筹备取消内地厘金，增抽二五附加税。[1]以后，专门在中国召开了所谓关税会议，但因列强都无意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侵略特权，各国间又矛盾重重，以致不了了之。
华盛顿会议原想协调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结果却事与愿违，列强间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已。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扶植和利用中国的封建军阀为其爪牙，拼命地在中国争夺。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间的长期混战，到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中国的北洋政府以及东北、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英帝国主义扶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占据长江流域的富庶之区，并不断向北争夺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向南侵入广东，妄图消灭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一时也没物色好自己的走狗，但却恃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向中国各地伸手。
正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钩心斗角，矛盾重重，虽然他们都十分敌视中国革命，极端害怕北伐军的胜利会使他们在中国的侵略统治彻底崩溃，曾经有过联合干涉中国、用武力扑灭中国革命的喧嚣，但却又各怀鬼胎，行动很不一致，一时无法建立起一个反对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情况，自然给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机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时资本主义各国已暂时摆脱了他们在战后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国内革命高潮也已经过去，世界资本主义毕竟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正像斯大林分析的那样：“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2]这种情况，愈到后来愈益明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十分不利。
二、英帝国主义阻挠光复武汉
英帝国主义是最早侵略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苦难深渊的祸首。它一贯反对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陈廉伯发动商团叛乱，军械来自英国。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司令部设在香港。一段时期，革命的广州四面楚歌，被各类叛军重重包围，幕后策划者也是英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英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五卅”惨案、汉口惨案和沙基惨案，公开向中国人民挑衅。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反英运动的高涨。“反对英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收回租界”的吼声响彻神州大地。广州国民政府认定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于一九二五年八月拟定“单独对英”政策，明确以英帝国主义为反帝斗争的主攻方向。[3]
一九二六年八月，当北伐军势如破竹，打到长江流域时，英帝国主义培植多年的走狗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它在中国惨淡经营的势力范围，又有变成广东第二的趋势。这就使它再也按捺不住，不惜公开站出来，阻挠北伐军光复武汉，反对国民革命的胜利进行。
首先，积极鼓吹各国出兵，共同干涉中国革命。英国《每日邮报》声称：“单独的干涉苟能避免，则以避免为是。但东西文明国在扶助中国以拔出于暴乱中之一举，有共同关系者未尝不可协定一种共同政策也云。”《每日电报》鼓吹：“英政府对于中国现局，急当施积极的政策。其第一步显在觅求愿予助力者及其利益与英国密切相合者，俾相合作”，“如条约国目下不能结合为一，则英国至少须与日本共同行事。”[4]《每日新闻》则公开叫嚣“联合美日等行使一种共同干涉”[5]。从英帝国主义宣传喉舌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英帝国主义正在拉拢列强对中国采取所谓“积极的政策”，也就是共同出兵、武力干涉的政策。如果列强不能一致行动，起码也要联络日本、美国和自己一道干。
其次，组织和支持中国军阀势力，合力抵抗北伐军。除鼓吹国际干涉之外，英国又推行“以华治华”策略，掀起了一个“东南（孙传芳）东北（张作霖）援吴（吴佩孚）运动”。当孙传芳正以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陶醉于“东南王”的地位，在那里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地看着吴佩孚与北伐军激战时，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的喉舌《字林西报》毫不隐讳地声称：“孙传芳如能善用其优势的地位，侧面攻击北伐军，给北伐军以致命的打击，那他便将受到全中国的尊敬。”又极力地煽动说：“孙传芳，你在吴佩孚手下做了光荣的事业，现在吴佩孚的位置显然空闲着，你应该来代替他！”[6]在英帝国的怂恿与支持下，孙传芳果然调集精锐，攻击进入江西的北伐军。同时，英帝国主义还企图拉拢奉系少壮军人张学良、韩麟春等，以讨伐“南赤”为口号，出兵援吴。在信使往来以后，公开助以武器辎重。当时报载：“有大批英国钢盔运往中国，以供华兵之用。以三万具交张作霖。”[7]
再次，推行炮舰政策，直接向北伐军挑衅。截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英国在华舰队有巡洋舰六艘、河水炮舰十六艘、潜水艇十二艘，潜水母舰一艘、通信舰八艘、杂役舰三艘，共计四十八艘，其中停泊在武汉的有五艘。[8]当北伐军进入武汉外围时，英帝国主义即火速调更多舰艇来汉，准备直接干涉。
英帝国主义与北伐军最初的接触在武汉战区一带。北伐军由湘入鄂，准备攻占武汉三镇时，曾通告各国驻汉领事：一、外舰离开武汉，驶落长江下游；二、下午六时至上午十时，即晚间，所有船只（当然包括外船）不准航行于武汉交战区域；三、所有船只一得信号，须在指定地点停泊，听候查验。各国领事纷纷以“违背约章”为借口，起而反对。[9]英帝国主义则公然以武力行动来抗拒。八月二十八日，英舰斯加拉伯号强行护送怡和公司的江和轮、太古公司的沙市轮从岳阳入洞庭湖开往长沙，并狂妄地声称：如遭阻止，则将发炮还击。九月一日起，英国更用武力维持湘鄂江轮通行。二日，英舰斯克拉勃号在武汉上游新堤、金口间的后金关附近，与长江两岸的北伐军相互开火，历时两小时以上。三日，五艘吴佩孚的军舰在英国旗帜的掩护下，欲突破金口，被北伐军击退。
九月初，英国军舰在北伐军的根据地广州采取了行动。四日上午，英舰九艘、浅水轮一艘突然自白鹅潭进入广州西堤，在河面干涉行驶船只，架起机枪大炮向市区街道作准备射击状，企图以此挑衅，激起事端。当目的未达到时，又招来更多的船舰，并派水兵五十多人带机枪上岸，占据长堤码头，封锁码头铁门，使码头一带交通断绝。英舰还无端扣留中国的巡逻船，拘捕船上的工人纠察队，劫夺纠察人员身上的财物。以后几天，挑衅仍不断发生。汕头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英帝国主义想趁北伐军酣战于长江流域之际，出兵于其后方，使首尾不能兼顾，以牵制北伐军向武汉的进军。
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又在武汉上游的万县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长期以来，凭着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英国舰船在长江流域往来游弋，不断撞沉、浪沉中国木船，淹死中国军民。八月二十九日，英商万流轮在川东云阳地方故意肇祸，以快速行驶掀起的大浪，使木船十余只沉没，淹死老百姓十八人、川军官佐三人、士兵五十六人，沉没枪支五十六支、子弹五千六百发、公款八万五千元。川军杨森派兵去交涉，反被缴械。杨森军不得已扣留了万流等两艘英国商轮，以待正当的交涉。英帝国主义遂以此为借口，于九月五日派军舰炮轰万县，发炮三百余发，造成中国军民死亡六百零四人，受伤三百九十八人的惨案，损失财产九百四十余万元，万县城化为一片瓦砾。英帝国主义如此丧心病狂地屠杀万县民众，无非是想威吓北伐军，阻挠北伐军光复武汉。
为了挫败英帝国主义鼓吹的国际干涉阴谋，中国共产党主张利用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在得悉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广州等地向我挑衅后，中共中央指出，国民政府和北伐军“一方面和缓对日、美的冲突，使他们不致与英国一致采取共同干涉的策略；并极力避免与英军事的冲突及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尤其是在广东与汉口”[10]。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就采取了这种分化帝国主义反华联合战线、孤立和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外交策略。
当美国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北伐军限制外轮在武汉交战区域航行，美国“商轮愿遵此章程”，军舰则有困难。北伐军乃变通办法，“指定范围使其自行停泊，报明国籍，如确实外舰，虽夜后亦予放行，庶于防范之中，仍寓亲善之意”[11]。又据报道：“由汉口开往长沙之日本军舰隅田号，于本日（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在岳州上游三十九哩地点被南军哨兵用枪射击”，事件发生以后，唐生智特派参谋访问隅田舰长，同意进行调查，并“饬令各军，嗣后不得再生同样事端”[12]。这样的一些行动，在列强间果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对阻止列强结成反华联合战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www.xing528.com)
九月五日，驻汉口的日本领事对日侨发出布告，明白表示：日本对华采取不干涉主义，“武汉目下谣言百出，所望日侨各各自重，以免于国交上引起不测”[13]。对于英国关于共同干涉的呼吁，日本政府虽未明确反对，却我行我素，不愿与英国一致行动。外务省发言人说：日本政府完全同情英国在中国的处境，但是现时日本不拟有任何行动。日本报纸更明确地说：“大不列颠对华传统的锁钥，是‘干涉’。在英日同盟时代，日本热烈地赞助英国的干涉政策，但这种帮助对于日本是价值甚巨的。……日本民众应该尊重英日同盟，然而不应该忘记这同盟的约章早已不存在了。”[14]对日本帝国主义说来，它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北方，只要北伐军长期胶着在长江流域，它就可以全力经营华北、东北，建立奉系的北京政府。以此为基础，或统一全中国，或与北伐军平分天下。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只是向北方增兵，却不愿为保卫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去卖命。不仅它自己如此，连它的奴才也要这样。当吴佩孚节节败退，连电奉系军阀哀哀乞怜，英国也敦促张作霖援吴时，日本帝国主义虽也表示“惋惜”“同情”，却始终只做着“盘马弯弓的姿势，不放张作霖出兵南下，甚至于使孙传芳还不能不留心怕鲁张从徐州抄袭他的后方”[15]。
美国的态度和日本差不多。对于北伐军限制外轮在武汉交战区域航行的通告，美国很快表示愿意遵守。据当时报载：“美国公使已不阻止悬挂美旗的商船，遵守上项条例了，就连美国军舰，在其舰队司令以为可行的范围之内，也愿极力遵守了。”[16]美国的一些报刊还发表了一些称赞北伐军的文章。当英国敦促美国与它一致行动时，国务院已有拒绝“共同行动”的表示。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竟鄙笑干涉幅员广阔的中国这种想头，为完全的幻想”[17]。美国不愿为保卫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而冒与中国人民和北伐军冲突的危险。他们认为，在北伐军与英国和直系军阀的战斗中，如英直战胜，则达到借英直之手扑灭中国革命的目的，也可借此削弱英国和它的走狗；如北伐军战胜，则可达到利用中国人民力量驱逐英国在华势力，以便自己乘隙而入的功效。它正在窥测方向，极力在革命队伍里寻觅和物色自己的代理人，为以后独占中国做准备。
法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较弱。它新近与英国的宿敌德国和好，不愿处处追随英国；同时它在中国云南的走狗唐继尧处境十分险恶，它已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心和英国一道行动。至于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在中国的影响不大，力量很弱，更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
这样，英帝国主义妄图组织的国际干涉，完全落空。正像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分析的那样：“在国际舞台上，现在就不是中国一国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像英国报纸所恐吓的，而是英国处在完全孤立的地位了。”[18]英国企图拉拢奉系援吴的打算，也未能实现。
对于英帝国主义在广州、武汉等地的挑衅，国民政府态度是沉着而坚定的。既不给它以国际干涉的借口，又据理力争，坚决抗议它的挑衅行动。九月六日，国民政府强烈要求英帝国主义：一、占据广州各码头之武装英兵应即撤退；二、所有英国水师在沙面干涉小船只之行为，应即停止；三、停泊各码头之英舰应调回沙面外原停泊处。[19]英帝国主义的阴谋败露，无词以对，只得下令将挑衅的军舰撤退。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世界舆论的广泛反对，英帝国主义在向杨森讨回万流等两商轮后，没有继续再去骚扰。它们在武汉战区一带的活动，由于得不到其他各国的响应，又受到北伐军的坚决抵抗，也被迫收敛了一些。
在此情况下，北伐军按计划发动了对武汉三镇的攻击。很快光复武汉，平定了两湖。接着挥师东下，击败孙传芳派来援助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占领九江、南昌，把湘、鄂、赣连成一片。
三、列强与武汉政府的初步对话
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北伐军席卷了几乎半个中国，领有二亿以上的人口。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到武汉。十二月十三日，先行到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的职权。
恰成对比的是，反革命势力方面的情况却很不景气。孙传芳出兵援吴，原以为能一举消灭北伐军，取吴佩孚而代之，谁知事与愿违，倒损兵折将于赣江边。英帝国主义长期扶植的这两个走狗的失败，它经营多年的长江流域眼看要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对它的打击实在太大。既然吴、孙已无力恢复失地、死灰复燃，它的眼光便盯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的部下、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身上。为了继续拉拢张作霖，英帝国主义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将被天津英租界巡捕无端逮捕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工作人员十四人，引渡给张作霖。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直系军阀孙传芳以治病为名，悄然赴津，与张作霖举行了商讨奉鲁军南下的天津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反革命联军“安国军”，拟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任副总司令，确定山东的张宗昌南下江苏，张学良、韩麟春南下河南阻止北伐军北上和东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极端反对这个计划。各个反革命军阀间也是貌合神离，各有各的打算。奉鲁军趁机向河南、江苏扩展了地盘，却极力避免与北伐军冲突。
革命力量蒸蒸日上，北洋军阀分崩离析，日趋衰落。形势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前此的对华政策，开始和国民政府对话。
一九二六年十月六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正式通告驻广州的各国领事，宣布从十一日起暂时征收内地税，“对于普通品应按照现行海关或常关税率表，半数征收；对于奢侈品，……则照全额征收”。十一月三日，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欧登科，就国民政府征收洋货附税（即二五附加税）事，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并训令驻广州领事团向国民政府抗议。两天后，驻广州领事团送来北京公使团的声明书，认为征收二五附加税违背条约。十一月八日，陈友仁断然退回了该声明书，并严正表示：不承认驻北京领袖公使的存在，因其缺乏法律根据，并与本政府之地位有碍。倘在北京的“列强承认中国全国的真正权威，已从北京移到广州的事实，他政府便拟讨论这事，并且还愿讨论其他各事项”[20]。这就清楚地向列强表明：只有国民政府才是中国最有权威的政府，如不承认这点，并死抱住北洋政府不放，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种坚决而果敢的行动，给一向轻视中国人民，视中国政府为其傀儡的帝国主义列强当头一棒！以此为契机，驻北京的公使团虽然没有把“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作为一个正式议案摆到桌上，但这个过去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各国都从自己在华的利益出发，把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走得要快一些。它在中国因无势力范围，经常受制于英日，但它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自信它的工业可以战胜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它看来，即使中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对自己的损失也不大，也许还更有利于它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垄断中国的经济。因此，自北伐军兴以后，“美国报纸没有一个字说到英国报纸所鼓吹的武装干涉。”[21]驻广州的美国领事还经常向国民政府表白他们与英国不一致的地方。美国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波拉、长沙雅礼大学校长谦摩等，甚至公开或秘密地为国民政府做一些宣传。当驻北京公使团讨论国民政府坚持征收二五附加税的问题时，英国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美国则持和缓的态度，“认为强硬手段大有引起华人反感之忧，不如与广东政府妥协”[22]。国民政府各部长刚莅汉，美驻华使馆参赞迈尔便专程去会见外交部长陈友仁。陈友仁事后报告说：“国民政府莅汉不久，即有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迈尔来见友仁，探问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友仁告以更正不平等条约，并缔结以平等为原则之新约以代替之，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国民政府愿与各国单独磋商，以达到此目的。美国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尚属良好。”[23]当然，这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已经同情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了，美国政府在一份对华声明中就明确表示：“美国政府虽有承认该政府之可能，但目下系采一种等候政策。”[24]它的基本国策是脚踩两只船，坐观中国形势的发展，以便左右逢源，乘机扩大自己在华的侵略势力。迈尔到汉前，曾专程到南昌会晤蒋介石，开始着手在革命队伍内部物色自己的代理人。
如果说英帝国主义视中国的长江流域为第二印度的话，日本帝国主义也一直视中国的东北为第二朝鲜，它的以东北为基地，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不允许有一个强盛和统一的中国屹立于亚洲大陆。因此，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和民族主义的敌视之情，不下于老牌的大英帝国。但形势的发展，也使它由反对国民革命、不承认国民政府，转而要与革命势力打交道了。在这方面进行探路活动的是一些虽然在野、但在政治上仍有影响的政客。前首相清浦访华归国后声称：日本的对华政策，过去总是与北方军阀组织之北京政府联系，有轻视南方势力之风。现在既然主张对华不干涉，“自当厉行不偏不倚，是对于南方势力应予以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上院议员藤村也主张：今后日本的对策不应仅视北京政府为中心，应该以平等之友谊以对待南北两方面及各势力者。[25]清浦、藤村的意见，受到了日本当权者的重视，立刻派正在中国的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兼程赴汉。佐分利奉命访问了属于北伐军势力范围的南昌、武汉、广州，全面窥探了革命阵营的情况。据陈友仁报告：“去年（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日本代表佐分利来汉，与友仁为非正式之谈话，意在探测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之外交政策。……双方谈话意见，颇为融洽，日本方面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尚属良好。”[26]但是，日本这时的立足点还是想把革命势力局限于南方，尽量不与自己在北方的侵略利益相冲突，把中国一分为二。它与国民政府对话，主要是摸清虚实，建立联系渠道，并无意给予承认。
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态度，不能不影响到英国，它一面继续援助南北军阀，力图扑灭革命势力，一面也作出一些姿态，有意缓和一下与国民政府的对抗。这种策略上的变化，根本在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使它感到一时无法消灭，必须承认既成事实。同时，也与它那露骨的干涉中国革命、反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国内又遭强烈反对有关。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工党议员马龙在伦敦的一次集会上说：“盖中国人，并不排英，乃排英人帝国主义者耳”，英国应该修改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承认国民政府。[27]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保守党政府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只会“延长内乱，助长内争”，实为狂易之举。[28]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竭力攻击保守党的对华政策，冀图借此推翻保守党政权。在此情形下，英国议会做出了改变英国对华政策的决定。为表示“更始一新”的态度，保守党政府任命所谓“中国通”兰普孙代替麻克类担任驻华公使。兰普孙在赴中国任职时特往武汉一行。十二月十日，兰普孙到汉，次日即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会晤。会晤中，陈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承认国民政府问题。兰普孙断然地回答：“此时国民政府尚未统一全国，故根本上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及承认国民政府，此时尚谈不到。”兰普孙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换取国民政府的谅解。陈友仁坚定地说：国民政府重在主权，不重利益。如果能收回关税主权，让国民政府自定关税，即使收入不到百分之二点五，亦所欣慰。[29]兰普孙离别时表示，不久将再来，或派遣驻北京公使馆参赞阿马利来汉继续讨论。兰普孙来中国，不先去与北洋政府见面，而首先到武汉与国民政府代表会谈，确实反映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但是，当谈到有关承认国民政府的问题时，兰则公开拒绝。英国内阁也向报界声明：“目前兰公使在汉口与陈友仁会议，乃系非正式的。外间不可错认此种外交谈话为英国已经承认广东政府之证，正式承认，一时谈不到。”[30]
在派兰普孙到汉不久，英国还让其驻北京的代办于十二月十八日向参加签订华盛顿条约的各国公使，提出了一个“对华新提案”。内容是：一、华盛顿会议四年后，“北京政府威权凌夷，至于垂灭。同时广州之强健国民政府，对于北京政府之代表中国发言及以中国名义缔结条约，加以明确反对”。因为中国不统一，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有关问题的解决，已不可能，建议列强发表宣言：“将修改条约之事及其他悬案，俟华人自行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即与之交涉。”二、建议列强声明绝无共管中国之意，一旦“中国国定新税则规定颁布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同时也要让“中国尊重条约，以保持文明国神圣之首要义务。”三、建议列强立即允许中国征收华盛顿会议规定的附加税，所收税款存储的地方及用途，应由各地方当局自行决定。[31]
这个提案承认广州存在着一个“强健国民政府”，致使北洋政府已不能代表中国，比过去完全无视革命力量，根本否认国民政府存在的鸵鸟政策，已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明确宣布放弃共管中国，同意修改与中国的条约，准备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等，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多少也顺应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的感情。这样做，既有被迫正视客观潮流的意味，也有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分裂中国人民反英统一战线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欺骗和讨好英国人民，搪塞反对党的攻击。但是，这个所谓的新提案，除了承认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所造成的一些客观现实外，便是一些口是心非的许诺。修改不平等条约吗，必须要到中国统一，建立了“有权力之政府时”；承认关税自主权吗，那也得等新的权力政府成立并颁布“国定新税则”时。就是说，这些要求现在都不能解决。即使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中国也必须“尊重条约，以保持文明国神圣之首要义务”。这等于又在以上条件之外，再加上一个紧箍咒，使一切承诺都化为乌有！
如果说提案还有一点内容的话，就是建议允许中国各地方当局征收二五附加税。这看起来是对中国人民的“恩赐”，实际却包藏祸心。首先，国民政府已在广州征收这种附税，并准备在新光复的长沙、岳阳、武汉、九江等通商口岸推行。列强虽然抗议过，外商却不敢拒绝交纳。英国政府唯恐这样会造成国民政府自动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趋势，乃约集列强来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以便否定国民政府行使依法加税的权利，迫使国民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神圣”义务。更重要的是，因为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国大多数通商口岸，允许各地方当局自行增收附税，势必使百分之八十的附税收入归北洋军阀之手，从而增强他们的反革命力量，助长中国的分裂局面。
同时，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不向中国提出，却向长期侵略中国、并在中国占有侵略利益的帝国主义列强提出，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一种轻蔑和侮辱。因此，提案在有关报刊披露后，中国多数的舆论都持批判态度。中国人民的反英气氛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因为英帝国主义在行动中继续向中国人民挑衅，中英矛盾倒有与日俱增、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以在华当然的领袖自居，颐指气使，要求列强在他的指挥棒下行动，也遭到了各国的冷遇。日本《大阪新闻》认为，英国提案“不特无何等新意味，亦实陈腐无奇”，以致“日本外交当局付之一笑，谓无讨论之余地”。美国舆论界虽有好感，政府却守口如瓶，不肯表态。美国公使马慕瑞被召回国，进行研讨。法国也表示：“法政府无意更改其由中国战事开始时所采取之观望态度，……不以英国提出联合宣言之陈义为必要。”[32]这说明，英帝国主义以“对华新提案”来协调它与列强对华侵略步骤的企图，也没有奏效。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洞悉列强、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华策略的变化。中共中央一面指出：此刻国民政府的外交“除与苏联保持极亲密的关系外，并须积极取得国际上承认，须与日本及美国均发生正式关系以对付英国”[33]。同时也谆谆告诫大家：“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34]这个时候，全国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关税主权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所以，当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陈友仁与兰普孙会谈的情况时，便决定：“不放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损失国家独立平等地位。”[35]在英国的《对华新提案》出笼后，更决定：“加紧促进对英斗争”，同时注意联络日本和美国，以孤立英帝国主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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