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反对独裁，提高党权

一、蒋介石在南昌加紧独裁活动

留在南昌的中央和政府委员们同意定都武汉、并准备启程离赣，是对蒋介石挟制有关人员，在南昌另立中央阴谋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是，蒋介石并不就此罢休。在北伐战争向东南地区胜利发展的过程中，他极力扩充嫡系部队，广泛收编投降或倒戈的军阀部队，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同时，他以南昌为中心，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系与勾结，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英帝国主义支持吴佩孚、孙传芳与北伐军对垒时，美帝国主义便已着手在北伐军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他们一眼就看中了蒋介石这个“弱国中的强者”。美国报纸不怀好意地宣传：“或指蒋为‘赤化’，实则未必然。……倘革命军得最后之成功，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虑，……蒋氏不但不为赤俄联盟，且不为莫斯科所控制。”^[22]蒋介石则心领神会，特意在一些场合表示对美国的“友谊”。这以后，美国驻华公使及一些亲美政客陆续到达南昌，美蒋关系逐渐热火起来。买办资产阶级代表、江浙财阀虞洽卿遵照英美两国意旨，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赠以巨额款项，条件是“反共灭共”。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除派条约局长佐分利到南昌与蒋介石会见外，又派亲日政客黄郛、张群由北而南，出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蒋也派李石曾到北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喉舌《顺天时报》透露，蒋介石“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倩（请）人提出条件”。^[23]奉系实力人物杨宇霆也说：“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24]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会因在迁都之争中的失败而收敛其独裁和分裂的野心。相反，由于军事实力增长及与国内外反动派联系的加强，使他觉得羽翼已经丰满，更加有恃无恐。他的独裁和分裂活动加紧了，斗争矛头甚至指向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

首先，他继续坚持其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活动，继续与武汉方面作对。当南昌的中央和政府委员决定定都武汉的时候，蒋介石又强迫他们以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名义，推迟举行预定在三月一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说是要“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届时再行通告。”还以中央党部名义，派徐谦为赴美代表，戴季陶为赴俄代表。^[25]很明显，这是要党和政府服从他个人的意志，有意与武汉方面为敌。他曾经主张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这个会议，是想让大会在他的指挥棒下进行。现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既定在武汉，中央全会顺理成章，自然应在武汉举行。如果在武汉开成这个会议，不仅鞭长莫及，无法加以控制，自己在南昌的所作所为，也会受到谴责，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将更多地进入中央。“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就是要把会议推迟到他夺得了东南、羽毛愈加丰满时召开。那时，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会议，使会议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可以置会议决议于不顾。蒋派徐谦、戴季陶为赴美赴俄代表，不仅僭越了中央和政府的职权，其重要目的是企图放逐当时任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主席的徐谦，削弱武汉方面的势力。

同时，对于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中央和政府委员，他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走。当谭延闿等在赣委员连电武汉，报告自己的行期后，南昌各界于二月十五日举行了欢送在赣委员赴鄂的大会。但是，蒋介石却以江西省政府即将成立，需中央领导人就近指导为理由，使谭延闿等人的行期一再拖延。在得知武汉宣布结束临时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将正式在汉分开办公的消息后，他又打着这些委员的旗号，于二月二十二日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26]

其次，他发表演说，宣称要“纠正”和“制裁”共产党。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周的演说中，先是攻击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他说：武汉联席会议的成立是没有根据的，是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冲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会议明令取消汉口联席会议，要他们在武汉组织一个政治分会，而该联席会议却不遵照命令，置之不理，还继续开会。”他指责说，徐谦自居这个没有根据的联席会议主席，不接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接着便攻击共产党压迫与排挤国民党。他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他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不仅是国民党的领袖，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自己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要纠正他们，就是要使得他们不来压迫国民党党员，并要希望共产党不使国民党员太难堪，生出一种冲突破裂出来”^[27]。

再次，他开始把矛头指向苏维埃俄国。二月二十六日，他操纵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致电第三国际，要求撤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三月七日，又在南昌总部的另一次演说中，把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等同起来，胡说什么：“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28]

就在这期间，他指使部下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以及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对蓬勃兴起的江西工农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

蒋介石不仅公开反对国共合作的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而且叫嚷要像反对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以平等待我”、支持中国革命的苏维埃俄国，“纠正”与“制裁”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向工农群众开刀。他已经脱去了“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华袞，公然抗拒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教导，走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泥潭。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七日的两次演说，是他准备与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彻底决裂的宣言书，也是他加紧独裁活动准备彻底背叛革命的信号。

蒋介石的这些作为，博得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齐声称赞。他们十分高兴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抑制共产分子。”一时，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声浪甚嚣尘上。一个北洋军阀分子表示：“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辨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气，似亦愿与北方合作。”^[29]国内外反动派已逐渐把反苏、反共、镇压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二、武汉掀起的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

蒋介石在南昌的独裁与分裂行为，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愤慨。二月九日，武汉举行了国民党中央高级干部会，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拥护三大政策，扶助农工运动；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贯彻执行以上决议，进行反对新右派的斗争。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国民党中央在党内外广泛开展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党权运动。行动委员会针对蒋介石的行为，严正指出：近几个月来，党权旁落分散，封建势力潜滋暗长，使党务和政治反随军事的进展而日形退步。为使党不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使武装同志用热血换来的胜利，不至为一二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和乘机活动的官僚市侩们所断送，特提出六条要求：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打倒昏庸老朽分子和官僚市侩。^[30]这六条，实际上便是武汉掀起的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的纲领。

二月二十四日，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国民党武汉各级党部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党员大会，到会党员一万五千人，群众二十万人。湖北省党部常委董用威主持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开会的目的是救党。自从中央党部从广东出发后，“只看见军事上的力量，没有党的力量，只看见个人的意志，没有党的意志。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竟有派兵解散市党部之事，各处党部都有反动分子捣乱。中央政府不能迁鄂。”他认为，这些都是国民党的病象，都是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把持操纵的结果，所以必须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徐谦在代表国民党中央的发言中，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打倒昏庸老朽分子的问题。“在中央党部及政府北迁的时候，我们组织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二百六十多个决议案，因得民众的拥护，得有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外交上。但是现在有少数封建思想的昏庸老朽的分子，只想私人操纵，所以我们要打倒这种分子，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二是集中革命力量的问题。他主张让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以及一切政治组织、民众组织。三是恢复军事委员会，使军事领袖置于党的指挥之下。”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讲话中，也主张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势力。他说，“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现在我们号称几十军，可是就有几十个意志，只有绝对服从党的指挥，才能统一”^[31]。这次大会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谴责蒋介石，但列举出来的问题，都与蒋介石有关，矛头明显指向了蒋介石及其同伙。

其他机关、团体也不断集会和通电，要求“一切权力属于党”，“打倒昏庸老朽分子”。二月二十八日，武汉工人在响应全国总工会号召的一小时反英大罢工中，提出了打倒张静江、谴责蒋介石的口号。

这场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规模和声势之大，气氛之热烈，令人侧目。宣传和论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席会议的合法性。蒋介石竭力攻击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合法性，并把自己和被自己扣留在南昌的几个中央委员说成是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对此，《汉口民国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强调：在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宣布北迁停止办公之后，只有联席会议是合法的机关。因为一则组成联席会议的各委员，是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先发队，负有到武汉立刻开始一部分办公的义务。二则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在未重新开始办公以前，先发队始终应有临机处置要政之责任，以免革命利益受损失。三则以人数论，在北迁期中，也只有在武汉的联席会议的委员人数为最多。四则联席会议还收回了英租界，算是于党于国都是一件大功绩。“所以除非承认一个主席就是中央党部或一个主席就是国民政府，否则联席会议之唯一的合法性，谁也不能够否认的。”徐谦在题为《怎样叫做个人独裁制》一文中，首先论述了联席会议产生的必要性。他说，“联席会议本不是照党章组织的，但是站在革命的利益上，应革命的需要而组织的。试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从决定迁移武汉，于去年十二月五日在广州停止办公，当时南昌也不能替代办公。若是中央授权先来武汉准备中央和政府迁鄂的委员，并不想临时办法在武汉进行革命政治，那岂不是政权中断吗？那样，革命胜利，岂不是失败吗？革命进展，岂不是停顿吗？反革命的军阀若利用这样情况来造谣，岂不是危险吗？”接着，徐谦又指出，联席会议虽然解决了二百几十件事，但对党的问题和政府形式的事仍然未办，并没有可攻击之点。他认为：“临时联席会议就是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的替代。”这些观点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有力地批驳了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诬蔑和攻击。(www.xing528.com)

第二，反对独裁，反对分裂。针对蒋介石在南昌别树一帜、倒行逆施的活动，《汉口民国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自十二月五号中央党部宣布北迁停止办公之后，党权便显著分散了。因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两个多月间几乎漂流江湖不知何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实权已被几个人假政治会议之名而夺去了。中央各部部长居然有无端而被免职的事了。同时党权也确是低落了。”徐谦的文章则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兵权，假借“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派兵接收广州市党部；另委派中央海外、组织、工人各部长；变更外交政策，私派赴美代表；取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使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不能迁汉以及擅自决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三月一号在南昌开会等独裁行为。武汉方面强调指出：必须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决不可有第二个指导机关，那个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必须立即解散。

第三，打倒党内的昏庸老朽分子。二月二十四日的党员大会在通电中指出：“党内情形，迺由少数老朽昏庸反动分子把持党务，左右政府，此不独违反党纪，而且使党之权威日益堕落，不仅军事行动不受党之指挥，凡百措施，只见个人，而不知有党与政府。”《汉口民国日报》也认为，“党内实在存有几个昏庸老朽的人和许多官僚市侩，前面说的党权分散和党权减低，都是由于这些昏庸老朽和官僚市侩。所以我们喊出要打倒他们的口号，不但不足以败坏本党和妨碍国民革命之发展，并且足以坚固本党和促进国民革命之完成”^[32]。邓演达还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人的本质。他说，“目前革命的进展，因为有许多人心里头早已经不耐烦，骨子里自己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这些人心里想的是：革命快要成功了，到北京统一中国，目前已不成问题。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赶快去抢政权吧！”^[33]这里说的昏庸老朽分子，主要是指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等人。当时，武汉方面的一些人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反对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使“已经宣布迁移停止办公的中央党部忽然会在半途办起公来”，主要是因为有张静江等人助纣为虐。同时，武汉方面的人们对蒋介石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认为他毕竟还是掌握北伐军权、并且正在计划攻略东南诸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便未点名批评，公开决裂。

总的说来，武汉掀起的这场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独裁与分裂的行为，分清了南昌与武汉之争的是非与实质，为国民党第二届三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的本质和意图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他反苏、反共、镇压工农的反革命言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运动也仅停留在口诛笔伐和就事论事上，没有乘势增强和扩大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削弱或削去蒋介石手中掌握的兵权，以致养虎贻患，祸害无穷。

三、“迎汪复职”

在武汉掀起的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中，与“打倒昏庸老朽分子”并提的是“迎汪复职”的口号。

“迎汪复职”口号的提出，由来已久。从其实质来说，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汪蒋合作，以汪限蒋；一是以汪代蒋，以汪倒蒋。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蒋介石排挤出国。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直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不久，又取消了汪精卫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易以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同年七月四日的国民党中央会议，蒋又自兼中央主席（由张静江代理）并任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一旦权力在手，便大肆地任用私人，拉帮结派，独裁倾向越来越明显。以何香凝、陈友仁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不满于此状，要求有所改变，并期望共产党帮助。这时，共产党的态度是“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视蒋介石为中派，视汪精卫为“左派的唯一首领”，在认为蒋介石不能做政治中心时，便把希望放在左派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上。他们预言，只要汪精卫“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了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34]，一切问题似乎便可以迎刃而解。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国民党人掀起了一个“迎汪复职”的浪潮。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党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苏五省党部及上海、汉口特别市党部联衔电请“汪主席销假视事”。很快，其他各地区、各单位党部都发出电报，要汪精卫回国述职。特别在北伐根据地的广州，“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35]。因此，一九二六年十月召开的广州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拥汪为国民党领袖的决定。会议特别选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褚民谊、简琴石五人为“迎汪代表”，前往巴黎欢迎，并敦请汪精卫“眷念党国，立即命驾回粤”。迎汪运动一时达到高潮。

对于这股“迎汪复职”的浪潮，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而发的。北伐战争打响后，他的嫡系屡战不利，已使他十分难堪。如果汪精卫此时归国，必然会受到党内各方面人士、包括一些实力派的拥护，他的地位便会动摇，甚至有可能失去总司令的职权。在恐慌不安之时，他一方面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悻悻地表示：“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36]一方面则两次派人到上海找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要求共产党人帮助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勿赞成汪回”^[37]。后来他看见前方将领以至后方民众甚至黄埔军校学生均一致主张汪回，因而在公开场合也装着热心“迎汪销假”的样子。在广州联席会议通过“迎汪复职”大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也发了“迎汪”的电文，还派张静江、李石曾前往劝驾。

在这一阶段的“迎汪复职”的活动中，不同阶层和政治力量，出于不同的动机，表现得都很积极。其中有人主张“迎汪倒蒋”，多数则是希望以此削弱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主张“蒋汪合作”，以汪限蒋。中共中央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写给广东区委的信中认为，如果以汪倒蒋，必然会逼得蒋介石或离开北伐战线，或“纯走到反动方面去”。如果利用群众迎汪的情绪，继续宣传汪蒋合作，便可以胁迫蒋介石“左倾”，“不得不对民众让步”^[38]。中共中央认为，赞同汪精卫出来有以下三条件：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39]。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表明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对蒋的本质毫无认识之外，也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幼稚，以致丧失了党的原则。由于形势还不明朗，汪精卫认为归国的时机尚不成熟。虽有各方面的催促或“敦请”，仍迟迟不肯启程。

随着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于湘鄂赣诸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面目逐渐暴露，以致发展到在南昌别树一帜、另立中央的地步。这时，“迎汪复职”的口号又响亮地提出来了，而且具有与前不同的政治含义。运动进入以汪代蒋、以汪倒蒋的阶段。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严厉批判和反击了蒋介石在南昌的独裁和分裂行为，对蒋介石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斗争。许多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在和蒋介石的尖锐对立中，自感缺乏领袖人物，深憾汪精卫不在国内，使他们“群龙无首”，无法与蒋介石抗衡。共产党本来可以把这场斗争、甚至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起来，但在党内起主导作用的仍是那种“不要包办一切工作，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40]的右倾观点。因此，在开展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活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视汪精卫为取蒋而代之的“最适当的党务和政治领袖”。以为只要汪精卫回来，便可制服蒋介石，树立起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权威。当武汉行动委员会在《党务宣传大纲》里明确提出“促汪精卫销假复职”后，以湖北和武汉地区为中心，又掀起了“迎汪复职”的第二个浪潮。

从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开始，各机关团体发出的“请汪销假”的电报接连不断，要汪精卫回国主持国家大计的声浪逐日增高。湖北省党部在致汪精卫的电文中称：“当此革命怒潮高涨之日，目前需要，无过于领袖集中共任艰巨，以建立有权威之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俾能指挥全国革命运动，以竟总理之遗志，而竣革命之全功。”湖北省总工会在电文中，称汪精卫为“党国领袖”“革命民众之导师”，并告诉汪精卫：“自去岁辞职以后，中枢失主，民众惶然。望先生之复职，如久旱云霓，劝驾文电，如飘飞雪片。”湖北省农民协会的电文也把汪精卫说成是“我全国革命民众最景仰最佩服之伟大革命领袖”^[41]。领导这些机关团体的都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他们把汪精卫比作“革命中枢”和“党国领袖”，既说明他们对汪精卫认识不清，也反映了他们根本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这时的迎汪运动，性质与以往已大不相同。

蒋介石对这种动向是很清楚的，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惶恐了。他在南昌站稳了脚跟，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买办资产阶级也挂上了钩，正在准备与武汉方面彻底决裂，向革命人民开刀。他到处派人打听汪精卫在欧洲的住址，托李石曾等人设法阻止汪精卫归国。同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拍电“请汪同志销假”。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的演说中，甚至宣称：“汪精卫同志和中正的关系，我们两个人是如手如足的，可以说我们是最亲爱的同志。”他说，他也希望汪精卫“赶紧回来，共维大局”，而且用的是最恳切、最诚实、最哀痛的语言。他还赌咒发誓地说：要是自己反对汪归国，“便是没有人格，谁都可以来杀我的”。又倒打一耙地声称：“现在许多人故意造出一种空气，使得他不能够出来销假。”^[42]这里，蒋介石的两面派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汪精卫自被蒋介石排挤出国后，一直注视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两次“迎汪复职”的浪潮，无疑抬高了他的身价，给他造成了回国进行政治投机的极好机会。经过一番观望和踌躇，他决心回国，以便借革命群众的拥戴和蒋介石的“促”“请”，体面地结束流亡生活，回来摘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即使一时争不过蒋介石，也可借武汉方面对他的期望和轻信，打着“左派”的旗号，在武汉培植自己的势力，与蒋介石抗衡。

因此，两次掀起的“迎汪复职”浪潮，虽可以借“迎汪”之名行促蒋、限蒋和倒蒋之实，却也增强了汪精卫在革命阵营里的影响，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使他有了纵横捭阖、操纵革命的资本。不管是“以汪限蒋”，还是“以汪倒蒋”，不过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这明显反映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当时的认识水平，竟不能看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尤其暴露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的错误指导思想：似乎国民革命的种种问题，主要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人不能“包办代替”。因而在行动上不敢和不愿毅然地担负起国民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