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二届三中全会解析

一、会议的经过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以及国民党内蒋介石独裁和分裂行为的加剧，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党内和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急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国民党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半年至少开一次，后又决定每三个月开一次。但自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来，除了七月临时会议和十月中央暨各省区联席会议外，二届三中全会一直未能召开。其原因，有战争的影响，但主要却是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蒋介石先是挟持一部分中央委员，在南昌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当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也同意定都武汉、陆续启程赴汉就职时，他又擅自将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并继续阻挠在赣的中央委员赴汉。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开会否决了蒋介石推迟开会的主张，通过了共产党人于树德的提议：“接受本（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扩大会议对于本会请于三月一日以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建议案”，决定：“即日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43]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增选唐生智、宋庆龄、蒋作宾、彭泽民、吴玉章为中央政治委员，以便在被蒋介石扣留在南昌的政治委员到汉前，中央政治会议能正常召集。

为了催请少数留赣的中央委员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陈铭枢、谢晋于二月二十四日携《全体会议提案大纲》赴南昌。二十六日，谢晋等从南昌来电，谓南昌方面对于提案完全赞同，惟望将会期展延数日，以便他们出席。武汉方面接电后，决定延期到三月七日开全体会议；如南昌委员六日赴汉，则七日为预备会议，至多不得展至十日开全体会议。^[44]这时，原来留赣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多已到汉，中央委员中也有启程的。在南昌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一共只剩八人，他们是中央执行委员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何香凝、丁惟芬、李烈钧，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陈果夫。由于大势所趋，人心归汉，蒋介石再也无法刁难他人成行了，不得不于三月三日以所谓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中央委员于三月六日起程赴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但又要该全体会议改在三月十二日召开。^[45]在送别谭延闿等人的宴会上，蒋介石明知武汉方面已决定会议最迟不得超过三月十日开幕，却无理地声称：“他们能等我；等到三月十二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46]

三月七日下午三时半，除蒋介石、张静江和军事将领朱培德三人外，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丁惟芬、陈果夫五人到达武汉。下午六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二十五人，以孙科为临时主席。会上，谭延闿提议正式全会须等蒋介石到来才能召开。就这个问题，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彭泽民发言说：展至三月七日开会，曾报告各党部并在报纸上发表，人人皆知今日开会，如俟南昌同志全来，则迁延又不开会，实属错误。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介石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吴玉章接着发言：不能专门等候一、二人来才开始开会。革命是共同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今日到会人数既达足数，便应开会。恽代英发言说：会议已宣布延展过两次，今日开会，亦众见众闻。因有同志未来而展期，已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再推迟，则在报上发表似不好说。又说：大家都感觉党权有提高的必要，不能因蒋介石个人未来便改会期。当会议主席将会议是否再延期的问题提付表决时，李烈钧、谭延闿认为到会委员不足半数，不能表决。吴玉章当即发言：照党章，候补执行委员可补正式委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一有表决权，即是正式十五人，候补即可补上五人。董用威也发言说：根据联席会议惯例，执行委员有十六人便可开会，今日有十六人，当然可以开会。谭延闿抓住徐谦发言中的“自革命上立论，固不必斤斤于人数问题”的话，又做文章说：“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吴玉章马上反驳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谓，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今日大众到会，多数主张要开会的，我们革命党人，一面顾事实，一面顾革命，假如有变故，同志多被杀逐，只剩数人，则又如何？试问此时尚开会否？谭同志以为我们不顾事实，本席以为我们真是顾事实。七日开会公开宣布多时，是很光明正大的，不是突然中变。大家应通盘看，不应误会。”这一席话，义正辞严，无容辩驳。因此，当孙科将十日开正式会议的问题提付表决时，立即得到通过，确定七日为预备会，八日开提案委员会，九日开全体委员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开会。会议选举谭延闿、徐谦、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47]预备会上的这一较量，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蒋介石一伙的失败而告结束。这场斗争的胜利，也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三月十日下午二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出席大会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共三十三人，他们是：

中央执行委员十八人：谭延闿、宋庆龄、陈公博、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丁惟芬、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陈友仁、王法勤、恽代英、彭泽民、孙科；

候补执行委员十一人：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董用威、王乐平、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瑗、詹大悲；

候补监察委员四人：江浩、李宗仁、邓懋修、谢晋。^[48]

这一天，国民党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的党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会，提出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迎汪复职等十一条要求，并推孔庚等五名代表到会请愿。徐谦等接见了代表，表示全部接受该十一条。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增加了会议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会上，徐谦首先报告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及其经过情况；陈友仁报告了联席会议期间办理外交经过情形。会议议决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追认联席会议的合法和联席会议所有决议案的继续有效。

三月十一日，大会继续举行。会议根据十日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进行了选举，选出了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党部各部长、中央军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他们是：

中央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

中央政治委员十五人：除九名常委外，另加上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宋子文、谭平山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

中央党部各部长：组织部长汪精卫（未到任前由吴玉章代）、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陈其瑗（因何香凝反对，旋改为王法勤）、青年部长孙科、妇女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长彭泽民；

军委会委员十六人：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程潜、蒋中正、李济深、汪精卫、冯玉祥、张发奎、何应钦、孙科、邓演达、宋子文、徐谦、顾孟余，以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中正、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八人：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纽永建、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余、蒋中正、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孔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以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大会休息一天。十三日到十七日，会议继续进行。先后通过的决议案有：《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内蒙古国民党问题案》《对于外蒙古国民党关系问题案》《党员服兵役征集委员会案》《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审查案》《湖南省民会议大纲及组织法》《统一财政案》《统一外交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关于军事学校之提议》以及《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体党员训令》等。大会还批准了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及《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会上原有一个《土地问题案》，邓演达临时动议，扩大为《农民问题案》，主席团指定徐谦、王法勤、恽代英、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东对《对农民宣言》进行修正、对《农民问题案》进行审查，于十六日通过了《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

三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原确定国民政府在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四部之外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四部。宋庆龄临时提议，认为卫生问题极为紧要，增设一卫生部，会议同意增设以上五部，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十四日晚举行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顾孟余为教育部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长，但卫生部暂缓公布。^[49]在通过了总政治部组织法的同时，会议还决定裁撤军人部，推选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

会议在三月十四日通过了吴玉章关于迅速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决议由常务委员会抓紧筹备，从速决定召集日期。吴玉章、恽代英发言，认为广东、江西省党部及广州特别市执监委员会选举为违法，应由会议批驳，另行选举。原来被蒋介石任命的代理组织部长陈果夫起而辩护，反对这样做。会议最后决定：这些省市之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大会还宣读了请汪精卫速回复职的电文。三月十五日的会议上，丁超五临时报告阳新惨案详情，并请全会处理。恽代英、邓演达发言，主张追究凶手，予以严惩。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原定十六日结束，但到该日晚上九时，尚有要案多件未决，临时确定会议延长一日。十七日虽然又议决了一批议案，但还有一些议案尚待讨论。会议主席提议：由于时间过晚，未议竟之案，交常务委员会办理。提议通过。于是，从三月十日开始的、历时一周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三月十七日晚九时许胜利闭幕。^[50]

二、会议的主要成就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得是成功的。从其通过的宣言、训令、决议案、特别是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组成人员来看，主要有以下成就。

第一，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提高了党权。大会严正指出：自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之政策被其破坏，即在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的精神及同志两年来之努力，悉付诸流水。”因此，大会认为，与蒋的争端“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的分歧点，抑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不但为本党之存亡所系，亦与全国之治乱攸关。”大会着重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把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大权从蒋介石手里“统一”过来。

按照这个精神，在党务方面：决议规定，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期间，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委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样规定，明显是针对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独裁行为的。同时，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坚持设常委会主席，并以自己的同党张静江来担任这个职务。但张仅是中央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本来是不适宜的。不久，张辞职，改由蒋兼任，张代理。这就使蒋介石有条件与张静江狼狈为奸、独揽党政军大权。针对这个情况，二届三中全会废除常委会主席制，改为常委集体领导，从而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张静江的中央常委会主席、代主席职务，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全会还决定，蒋介石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先由陈果夫、后由陈公博代理）改由汪精卫担任，汪回国前由吴玉章代理。

在政治方面：全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议决政治问题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均不设主席，而实行主席团和常委的集体领导体制。这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一伙篡权和独裁行为的。

在军事方面：全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委会不设主席，而由主席团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委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由军事委员会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令，须由军事委员会议决，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总政治部不再属总司令部，而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负责军队的党务及政治工作。原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军人部裁撤。所有军事院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确立于党的领导下，学校的政治教育须严格地受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领导。这样，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中央军事学校校长等职务，实际上被剥夺了。总司令的职务虽然保留，权力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外交方面：全会决定，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不得再有任免交涉员的事，非外交当局或未受外交部长委托的机构及个人，不得私自对外接洽与秘密交涉。这些决定，是对蒋介石变更外交政策、私派赴美代表，并与帝国主义暗相往来等行为的批判与否定，也是为了限制他以中央或个人名义与帝国主义进一步联系与勾结。

在财政方面：会议规定，军事机关不得截留税收，各省财政人员一律由中央委派，各军军费不再由总司令部分发。这也是针对蒋介石私征税款，利用分发军费的财权，扩充嫡系实力、压制非嫡系部队。

关于临时联席会议的问题：在徐谦报告了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及经过情形后，全会认为联席会议“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肯定了联席会议领导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功绩，并决定：“该临时联席会议现虽结束，但所有决议案，本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这明显是对蒋介石否认联席会议的合法性，在南昌别树一帜、另立中央行为的答复与批判。

这些决议或规定，削弱了蒋介石自“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来篡夺的党政军大权，有利于统一党政军领导机关，提高党内民主，有利于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阴谋，实现以党驭政、以党驭军，统一革命势力。

第二，主张统一革命势力、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先生在改组国民党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它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个精神指导下，中国革命获得了苏维埃俄国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一扫国民党内衰颓陈腐之气，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对蒋介石反苏反共的叫嚣进行了驳斥和批判。

二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诚意援助我们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的国家”。“必须遵守总理决定之策略，诚意地与世界革命战线上先进之苏联亲密合作。”会议决定，立即派代表三人，参加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全会认为：“容纳国内最先进的共产党分子与之亲密合作，方能有伟大的力量，以保证此奋斗之成功。”全会在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中，要求立即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两党进一步合作问题。要求两党共同指导工农运动，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要求两党共同担负政治责任，请共产党派负责人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通过这样的提案，不仅对蒋介石的反共叫嚣是一个打击，也是对他炮制的《整理党务案》的彻底否定。同时，根据这个提案，已把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发展为党与党之间的合作，加强和提高了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支持了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第三，支持工农运动，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明确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扶助农工”的口号。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几千万农民、几百万工人组织起来，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不仅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并且取得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伟大胜利，使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步步深入，动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对工农运动是拥护或支持，还是敌视反对或压制镇压，成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分歧和斗争的焦点。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坚决拥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对全国人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里，都强调了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支持和援助工农运动的政策。宣言和训令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及城市广大民众的斗争，是“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的稳固基础”，工人农民势力之发展，足以使帝国主义军阀落魄发抖，将成为中国革命之基础，本党三民主义，也将依靠它才能在中国完全实现。因此，全会决定：“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斗争。”同时，要反对那些“缓和”民众运动的主张，使民众运动充分的普遍发展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全会决定在国民政府里增设劳工、农政两部，并以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分任部长。

当时，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十分尖锐，对农民运动的责难随之而起。许多地方出现了土豪劣绅杀害农民领袖的事件。全会正确地认识到：“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并在《对全体党员的训令》中宣布：“农民居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其大半皆困苦不可言状，土地之缺乏、资本之不给，以及乡村土豪劣绅之压迫宰割，反动武装之袭击，使彼等欢迎革命之热情，较任何阶级为迫切，本党目前之使命，即在努力组织此等广大的农民，使与一切压迫彼等之势力奋斗。”因此，全会不仅通过了《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还批准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

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宣言》，是邓演达、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运委员会常委身份提出，而由全会通过的一份重要文献。它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宣言开宗明义地强调：国民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如得不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彻底完成。宣言认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不从政治上推翻它，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宣言热情地赞扬了农村革命风暴，要求每一个农村，都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下完全消灭。宣言提出了在乡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问题，认为解除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的确实保障。同时，政治斗争胜利之后，必须开展经济斗争，特别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这些关于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共产党人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可能达到的最为进步的认识、最为革命的主张。

全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区乡自治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村旧有武装团体，减租百分之二十五，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财产等十项近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措施。

湖北省关于惩治土豪劣绅的两个条例，是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用威等人提出，由二届三中全会批准的。这两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制定的刑事法规之一，对于打击土豪劣绅、保护农民、支持农民运动发展，起了一定作用。^[51]

总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坚持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削弱了蒋介石的一些权力，支持了工农运动，有利于壮大革命力量，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发展。这是民主对独裁、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为首的一伙国民党右派的胜利。

但是，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有重大的缺陷或失策。

第一，在蒋介石已经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反对武汉中央，在南昌大搞独裁和分裂活动时，全会还保留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职务。这就使他仍然掌握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权力，可以继续号令各路军队，保存了阴谋发动政变、叛变革命的实力基础。

第二，由于对汪精卫的过分轻信，在他还远在国外时，全会竟虚位以待，选他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让他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兼任中央组织部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就使他回国后轻易地窃取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把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政府甚至武汉的革命力量，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相互争夺的砝码，甚至在认为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与他的野心有矛盾的时候，也步蒋介石后尘，把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淹没在血泊中。

第三，会议虽然开得轰轰烈烈，通过的宣言、训令和决议也不少，但多是纸上谈兵，雷声尽管很大，雨点却甚小。会议没有深入讨论打击蒋介石一伙右派势力的切实措施，对蒋介石可能的叛变毫无警觉、未作防范。会议也没有一套放手发动工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以及改编旧军队、建立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的具体办法。因此，当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时，显得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三、会后形势的发展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一段时间里，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北伐战争发展到东南，国民政府和下属省市政府的建设也有进展，国民革命一度处于鼎盛阶段。

在军事上，取得了光复上海、南京、占领东南诸省的胜利。

北伐军在攻占南昌、肃清江西之敌的同时，福建的战事也节节得手。一九二七年一月初召开的军务善后会议决定，下一步的北伐计划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诸省）采取攻势，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收复上海、南京，然后挥师北上，统一全国。北伐部队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指挥系统如下：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一军以及反正过来的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曹万顺的第十七军、陈仪的第十九军、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

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下面分成江左、江右两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李宗仁的第七军、王天培的第十军、刘佐龙的第十五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下辖程潜、林祖涵的第六军、鲁涤平、李富春的第二军、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唐生智系统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八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夏斗寅的鄂军第一师以及张发奎的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彭汉章的第九军；朱培德的第三军为总预备队。

当时的战略部署是：东路军主力集中于浙西和浙南，然后会攻杭州，进逼沪宁；江右军主力从皖南沿江而下，直取南京；江左军进入皖北，截断津浦路，阻敌南下增援；西路军一部由武胜关入豫南，牵制河南之敌，主力控制京汉路南段，策应各方作战，另以一部挺进豫东南，威胁皖北寿州之敌。总预备队在南昌、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敌人方面，孙传芳自江西惨败后，一面集残部于沪宁、沪杭线上整顿，一面亲赴天津，不惜向张作霖行跪拜之礼，向奉系乞援，企图再举；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实现北洋军阀的大联合。孙传芳从天津南归后，遂将苏、皖北部让给直鲁联军驻防，自己则率精锐退于沪杭一带。于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从津浦路纷纷南下，进入他们早就觊觎的皖北、皖中及沪宁一带，企图由浙西、皖南、鄂东三方面反攻，夺回江西。

从一月中旬开始，东路军首先在浙江发动攻势，与敌战于衢州、严州、桐庐，于二月十七日攻克杭州，占领浙南。继而一部东向淞沪；一部北上长兴，进攻镇江。东路军打响后，江左、江右两军从二月下旬起同时行动。江右军的第二军由浙、赣、皖边境向皖浙边区推进，会合东路军攻击沪宁线之敌。程潜率领的江右军主力则于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向芜湖、宣城进军，三月六日占领芜湖，十七日占领当涂，追敌至采石矶、马家村一线，进逼南京。江左军李宗仁部于三月初同时从太湖、潜山、英山推进到皖北，皖军刘宝题、陈调元、王普以及叶开鑫，纷纷宣布反正，分别被任命为新编第三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七军、新编第五军军长。至三月十八日，安庆及皖北地区遂兵不血刃，全部底定。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声中，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反正，于三月十四日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他电令驻马江、厦门、宁波、吴淞的舰队一律易帜，从海上向敌进攻，并袭击上海敌人退却之长江后路。这样，上海之敌完全孤立，总攻上海、南京的时机成熟了。

三月十六日开始，东路军第一军第一、二师、第十九军、第二十六军以及二十一、二十二师、先遣队等部向淞沪之敌发起进攻。十九日，左翼第二十一师攻克吴江。二十日，右翼第二十六军渡过黄浦江，进迫松江，第二师及先遣队则沿铁路正面攻击松江，第一师向闵行方向追击前进。经过激烈战斗，松江城于二十一日晨占领。第二十一师亦于当午占领苏州，并进迫沪郊。在此形势下，上海工人在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指挥下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终于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程潜的江右军原来准备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向南京外围的秣陵关、江宁镇攻击。不料三月十九日上午，直鲁联军第六军徐源泉等部，以白俄兵为先锋，向北伐军猛扑，激战约五小时。由于北伐军右翼攻破秣陵关，左翼抄出板桥，向敌军后路包抄，敌军才不得不退守南京。从二十一日起，直鲁联军的褚玉璞在南京闭城坚守。南京城高壕深，易守难攻。但北伐军在程潜的指挥下，奋勇进攻。二十三日，第二军第四师占领江宁镇后，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独立第二师击破将军山、牛首山，韩府山之敌，向通济门、武定门进攻；第六军击破大小山、马石山、西善桥一带之敌后，续向雨花台猛追，敌不敢停留，狼狈向城内逃窜，六军第十九师衔尾追击，首先自中华门冲入南京城内。其他各军亦于是日晚，分别进入城内。直鲁联军未敢再行顽抗，忙向浦口溃退。二十四日，北伐军江右军完全占领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与江西、福建等省连成一片。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北伐军完成了攻取上海、南京、占领东南诸省的计划。除原有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川、贵州以及国民军控制的甘肃、绥远、陕西十一省外，势力范围又扩大到浙江、安徽、江苏、上海。

在政治上，正式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武汉市政府。

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声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就职典礼大会由林祖涵主持，全体在汉国民政府委员在就职大会上宣誓：

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52]

宣誓毕，林祖涵代表中央党部致词，中央委员何香凝及各团体代表相继演说。接着，国民政府宣布，原来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留任，另任命连声海为国民政府秘书长、顾孟余为教育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至此，新的国民政府正式在汉成立。(https://www.xing528.com)

三月二十一日，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在汉口择址办公，正式建立。林祖涵就任军委会秘书处长，龚浩任参谋处长、刘骥任陆军处长、谢晋代理经理处长、孙科兼航空处长、徐谦兼军事裁判所长。

北伐军光复武汉后，建立了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正式的湖北省政府却因蒋介石等人的刁难和阻挠，迟迟未能建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解决的条件便具备了。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上，吴玉章报告了和谭延闿、邓演达与省市党部研究的湖北省政府人选，被一致通过。湖北省政府委员共十一人，他们是：徐谦、孙科、邓演达、李汉俊、孔庚、邓希禹、恽代英、董用威、宋子文、张国威、詹大悲，由徐谦兼司法厅长、李汉俊兼教育厅长、孔庚兼建设厅长、董用威兼农工厅长、宋子文兼财政厅长（因宋离汉赴沪，由詹大悲兼代）、张国恩兼民政厅长。^[53]四月十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成立大会。当天下午举行的省政府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孔庚、董用威、张国恩当选为省政府常务委员。

在此以前，武汉三镇分别建立有武昌市政厅、汉口市政委员会和汉阳市政委员会等三个市政机构。临时联席会议在确定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元旦开始在汉办公时，也曾设想把武汉三镇合为一市，作为京兆区，建立统一的市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也是因为蒋介石等人的原因，这个政府一直未建立起来。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市党部和各群众团体酝酿协商，才确定了统一的武汉市政府的人选。四月十六日，武汉市市政府在汉口慈善会举行了就职宣誓典礼，代表中央和省市党部以及省政府、省总工会的陈友仁、苏兆征、陈公博、何羽道、吴实崇、詹大悲、李国暄、张国恩、向忠发、郑慧吾、周星棠十一人就任为武汉市政府委员。这是武汉三镇正式合成一市之始。

总的说来，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革命在“进行和胜利中”，形势应该说是非常的好吧！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在北伐军光复沪宁、占领东南时，蒋介石却从南昌出发，抢先一步，把东南诸省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对抗武汉中央和武汉政府、镇压革命的基地。因此，革命虽在猛烈地发展，它的基础却不巩固，内中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一点，当时在广州的鲁迅先生也觉察到了。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已经在告诫人们不要“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而是要警惕“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他已经从沪宁光复后的形势中，预感到某种危机！^[54]这篇文章写于四月十日，两天以后，控制了东南的蒋介石果然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南京、广州、福州、杭州等地也发生了对革命人民的大屠杀。

【注释】

[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15页。

[2]参见《苏俄在中国》第45页。

[3]《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次临时会议》（南昌），1927年1月3日。

[4]同上书，1927年1月7日。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30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6]《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7]《国闻周报》第4卷，第28期。

[8]《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1927年1月7日。

[9]《国闻周报》第4卷，第4期。

[1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1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75页。

[13]《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13次会议记录》1927年1月15日。

[14]参见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15]《蒋介石言论集》，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第49～50页。

[16]《汉声周报》第13期。

[17]《向导》第188期，第2008～2009页。

[18]《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8次会议》（南昌），1927年2月8日。

[19]参见盛家伦：《中国国民党七十年大事年表》。

[20]《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25次会议》1927年2月16日。

[21]《一周时事述评》第11期，1927年2月26日。

[22]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24]《向导》第188期，第2013页。

[25]《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8次会议》（南昌），1927年2月8日。

[26]《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3次会议》（南昌），1927年2月22日。

[27]《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28]《向导》第192期，第2073页。

[29]上海《商报》1927年3月1日。

[3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31]《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32]以上均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3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9日。

[3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3、57、76、113页。

[3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36]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3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3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

[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40]同上书，第114页。

[4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14日。

[42]《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4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记录》1927年2月22日。

[4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4日。

[45]《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南昌），1927年3月3日。

[46]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附：陈果夫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47]《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速记录》1927年3月7日。

[48]朱培德因军务吃紧，来电告假，李烈钧来而复走，柏文蔚、李宗仁11日后即未到会，丁惟芬16日后亦不到会。会议继而决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五人有表决权。

[4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14日。

[50]以上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以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51]以上引文均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5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5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3月25日。

[54]《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