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探索

一、太平洋劳动会议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在革命危急关头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工人代表会议——太平洋劳动会议。

“五卅”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在世界职工运动中所处地位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奋斗，在革命运动中表现了巨大的力量；也由于几乎全中国有组织的工人都站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之下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因而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希望中国工人阶级担负起统一东方各国工会的责任，并且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开东方各国职工大会。英、美、法、苏等国的工会纷纷派代表来中国了解工人运动状况，交流经验，并支持中国的革命。

一九二六年二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工人代表大会议决，由澳洲工联会发起邀请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工会，在悉尼开太平洋劳动代表大会，日期定在同年七月一日。由于这次会议事先准备不周，加以各国政府干涉和路途遥远，派代表到会的仅有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际）、英国和澳大利亚几个国家的工会，当即决定改为预备会议，并作出决定：（一）将大会改期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广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大会闭会后举行；（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澳洲工联会共同筹备开会事宜。一九二六年八月，澳大利亚工团联合会首先议决赞成。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九月十日）、苏联职工会（十月六日）、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一九二七年一月）相继赞同。后来广州因李济深叛变，所以开会地址改在汉口，开会日期也有所延迟。

在会议开幕之前，一九二七年二月，美国代表白劳德，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等就以国际工人代表团名义到达广州，并广泛开展活动。他们参观和访问了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童子团以及工厂等，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受到各界群众的广泛欢迎。三月上旬，代表团离粤北上，月底到达武汉。

三月三十一日，全国总工会在普海春举行大会，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李立三致欢迎词，强调中国工人应学习西方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将中国革命同西方工人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110]四月三日，汉口数十万人开欢迎大会，由刘少奇主持。大会通过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说“中国革命潮流的高涨，及中国工人阶级在此革命高涨中的积极奋斗，已经使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根本发生动摇了”^[111]。国际工人代表团也发出《告世界各国农工团体》《告各国海陆军》等重要通告，号召全世界的工农群众一致起来，集中力量，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在华暴行；同时号召各国侵华的海陆军不要为帝国主义罪恶行为出力，拒绝向中国人民射击，并与中国人民携起手来。

太平洋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开幕。出席大会代表共三十三人，其中苏联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二人，日本代表六人，爪哇（印尼）代表二人，朝鲜、法国、英国代表各一人，中国代表有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十五人。共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另有加拿大、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因故被阻，未能出席大会，但均来电致贺。由于太平洋沿岸之国际劳动代表团，未到者尚多，因而在五月十四日召开筹备会议时决定将太平洋劳动代表大会改为太平洋劳动会议。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党部陈公博、彭泽民，全国农民协会罗哲，国民党汉口市党部詹大悲，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湖北省总工会向忠发，国民党省党部徐虔知等及各机关团体代表。

大会主席团由中国代表团推出二人，其余各国代表团各推一人组成，林育南任秘书厅秘书长，萧子璋任翻译主任。会议从二十一日起，开始商讨世界有关工运的重大问题，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做了讲演，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做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开了七天，共通过了二十个决议案，其中重要者有：

（一）抗议北京搜检大使馆及伦敦搜检俄国商社；

（二）反对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革命加以援助，并将帝国主义之势力逐出中国之外；

（四）赞助中国革命事业，并祝其早日成功；

（五）组织超越国境、种族之职工国际，以期统一全世界之劳动运动；

（六）援助朝鲜、印度等被压迫民族之独立；

（七）经济计划；

（八）注意上海及广东各地之反动派，对彼等惨杀工会领袖及另组新工会事，誓以全力反对；

（九）打倒一切妨碍工农组织之发展，及阻止其社会经济要求之政治策略；

（十）特设秘书厅于上海，由上海总工会代表二人，苏俄总工会代表二人，日、英、美、法各国工会代表各一人组织之。每六月召集会议一次，发行《太平洋工人》及《太平洋劳动大会公报》为机关报。^[112]

大会对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近几年来中国职工运动，异军突起，其组织程度和斗争的坚决，“比西方各国的革命势力还要进步些”，中国的职工会已经成为东方工人运动主要的骨干，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已给资本帝国主义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大会发表的《致中国劳苦民众书》中指出：“无论帝国主义者，如何坚决把持他们的利益，又无论他们有多少战舰、坦克炮、飞机、机关枪，派遣到中国来，但他们终归是无力阻止中国民众从自己国内驱除盗贼的革命运动。”^[113]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应更明确、更有组织地“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中国”^[114]。

会议讨论了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殖民地问题，认为它们相互争夺的冲突日益激化，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严重危险，而这种战争的爆发，只会给世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牺牲和无限的痛苦。因此，会议决定动员“太平洋各国的工人阶级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会还特别注重研究太平洋沿岸工人的劳动条件问题，揭露了帝国主义者极力离间宗主国工人阶级与殖民地工人阶级接近的罪恶阴谋。大会在通过的《经济计划》决议案中，对于太平洋沿岸各国之劳动运动和劳动状况作了一系列的判断，并以这种判断为根据，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施行工人保险”，“禁止妇女做夜工”，“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之童工”，“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等十项经济纲要，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奋斗的当前目标。^[115]会议强调，这些经济要求，只有通过广泛地向劳动群众宣传，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做有决断、有计划、持续不断的斗争，始能强使资产阶级接受。

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代表瞿秋白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处于低落、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之时，中国的上海工人却在“五卅”运动中向帝国主义宣战，并且发展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就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稳定打破了”。他充满必胜信念地说：帝国主义者利用蒋介石，对武汉政府进行军事干涉和经济封锁。吴佩孚的余孽，也在各地捣乱，四川也极反动，但是我们不怕，“中国工人阶级已有二百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也有一千余万有组织的，还有其他无数的中小商人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一定是可以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的”。^[116]

刘少奇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之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始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在谈到中国工人的痛苦时，他举例说：“如中国应城的矿工，他们的工作二十四小时一班，所得工钱不过一千三百文，一下矿坑十天至五六个月，不得出矿洞。我去年曾经看见他们四百多人，从矿洞爬出来，头发差不多有二寸长，行路是跛着，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出洞的。从这里看来，可知中国工人的生活是如何的痛苦！”他强调说：中国工人阶级要同世界无产阶级巩固的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117]。

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还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提议，决定组织太平洋工会秘书厅。其任务是：联络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调查和统计各国劳动运动情况；搜集帝国主义者压迫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的事实，做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运动；巩固东亚职工运动；筹备召集下次太平洋劳动大会，并出需译成各国文字的定期刊物，名曰太平洋劳动者。^[118]秘书厅由苏兆征任主席，负责召集会议，研究有关问题。

这次大会对于正在为挽救革命而艰苦卓绝进行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对于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广大群众也是一次广泛的国际主义教育。

在会议前后，各国工人代表在武汉进行了广泛活动，武汉各团体、各机关也都分别召开了欢迎会。法、英、美国的代表还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六月三日，湖北省总工会在血花世界召开工会大会，由罗佐夫斯基做《太平洋劳动会议之意义》，苏兆征做《太平洋劳动会议之经过》，李立三做《太平洋劳动会议与中国职工运动》的演讲，详细解释了会议的意义。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农民协会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普海春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代表全国农协主持了宴会，并致了欢迎词。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他强调说，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其需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与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殊死战”。^[119]宴会上，共产国际以及美国、印尼代表都先后讲了话，广东代表、湖北省农协代表及夏口县农民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整个会场洋溢着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全国总工会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同党的“五大”、太平洋劳动会议一起，被称为紧急时期的三次重要的大会。(https://www.xing528.com)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武汉工人阶级这时已拥有两千多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广大工人在政治上要求参加政权，经济上要求参加企业的管理，组织上要求集中工会权力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支柱。为了迅速解决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许多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明确发挥无产阶级在革命转变关头的领导作用，全国总工会认为有按期举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必要。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一九二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举行的。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章》关于“本会之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定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汉口召开，后因要集中力量开好太平洋劳动会议和共产党第五次大会，遂改定于五月三十日举行。接着因筹备事繁，交通梗阻和各地反革命势力对工人领袖的搜捕屠杀，又延至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六月十九日正式开幕。

六月十八日，先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苏兆征任主席，李立三报告了此次大会的意义：一、自蒋介石叛变，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战线，革命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了保障革命，我们应该更努力扩大我们的组织，强固我们的组织；二、要团结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注意彼此的利益；三、我们要一致反抗张作霖、蒋介石和湖南等地对工农的屠杀，并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实行其农工政策；四、要拥护农民打破封建制度的基础，解决农民的迫切要求——土地问题，实行工农联合。^[120]预备大会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名单为：苏兆征、谢硕、杨桂林、邓中夏、周维新、宁迪卿、李立三、钟苗夫、向忠发、于圣定、钟美甫、刘少奇、马超凡、徐茂钧、罗珠、刘文椿、王荷波、王荃、陈寿昌、陈剑夫、郑复他、王根英、竺清旦、王耀郁、范增荣。同时还决定组成以李立三为主任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大会宣言、政治决议，以龙大道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斗争决议案；以邓中夏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起草组织、教育、宣传决议案；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地产业工会决议。

十九日下午三时，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现民众乐园）正式开幕。到会的各地代表四百余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二百九十余万。参加大会的有英、俄、法、美、日本、印度、爪哇诸国的工人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革命军及各机关、各团体亦派代表参加，到会者计三千余人。

关于大会的主旨，主席团在开幕通电中指出：“际此反动势力汹涌之时，大会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完成国民革命，求得中国民族及被压迫阶级之解放。”^[121]

大会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任总主席，组织部长李立三做政治报告，秘书长刘少奇做会务报告，罗佐夫斯基做世界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做题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会上讲了话。另外，汪精卫做了军事政治情况报告。在大会上致词的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其瑗、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共青团代表徐玮、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等。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政治报告》《组织问题》《经济斗争》等十多个议决案。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工会的任务。在《政治报告决议案》中，分析了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蒋介石不仅与帝国主义妥协、封锁武汉，勾结奉系军阀，以图夹击武汉；并且勾结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等，乘机捣乱，散布谣言，以图破坏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这个反革命的祸首如不彻底铲除，将是革命前途的严重障碍”。因此，决议认为“工人阶级当前在政治上最大的责任是：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革命人士，向反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务于短期内将其彻底消灭”。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最大的责任，乃是“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

阶级敌人破坏联合战线最阴险的手法就是散布各种指责工农运动的流言蜚语，使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针对这种情况，决议指出：“国民革命是以群众的力量而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在革命过程中，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客观上是必然要出现的。如果指摘群众的革命行动为‘过火’，即无异是否认革命。”因此对于反动宣传，必须“坚决予以驳斥”。

鉴于武汉政府对其统治的区域内所发生的屠杀工农领袖的事件，不做断然处理，决议强调：“为此，除了提醒全国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对这些事件的重视，提出严正的抗议外，并要求国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惩办。”^[122]

（二）关于组织问题。为了对付日趋复杂的政治形势，迫切需要将工人阶级队伍整顿成为巩固的、统一的组织，组成革命的战斗团体。为此，大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以下应注意事项：中国工业非常落后，除几个大工业区有广大的产业工人以外，各地的工人大部分为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因此，他们的组织工作，是今后工会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要通过多种方法，克服工会组织中存在着的某些散漫、混乱状况，集中工会组织，使其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工人的斗争和组织，两者应相辅而行，工会活动组织得好，能加强斗争的力量，而通过斗争又能壮大工会的组织；集中工会的职权，确定全国总工会的组织系统；当政治形势变更时，工会组织应特别注意由公开转入秘密，或由秘密转为公开；对于工人武装问题，应特别注意，要重视工人纠察队的纪律，工会在指挥纠察队时应特别谨慎；收缴会费的标准以及将会费之一部分作为工会基金和失业救济金问题；必须尽力组织和健全全国各产业总工会，以加强全国总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对于反动派利用广东机器工会及江西景德镇等地的反动武装进攻工人的罪行，应极力宣传，使全国人民知道真相。^[123]

（三）关于经济斗争。工人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派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就是工人阶级要求生存的斗争。大会认为经济斗争“不仅是工人改善生活的一种行动，也是工人阶级获得斗争胜利的一种教育和训练”。大会在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中，提出了全国工人阶级急需的经济斗争总要求的要点，即：必须立即规定全国工人实行法定的劳动时间；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按照物价规定工资增加的比例；为了保障工人的生活条件，对不可避免的疾病、死伤、失业、衰老等，实行社会劳动保险。^[124]

大会根据上述要求，通过了《产业工人经济斗争》《救济失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经济斗争》三个决议案，按不同情况，就工作时间、工资和雇佣条件、童工及女工的保护、劳动保护、医疗及劳动保险、学徒的待遇、解决劳资纠纷、救济失业工人办法以及关于手工业工人的要求等，分别做了具体的规定。

鉴于女工和童工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大会认为：“领导广大的女工童工群众，解决他们的痛苦，壮大革命的战斗力，乃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大会在通过的《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中，详细规定了领导女工童工争取实现解除他们痛苦的条件以及加强对女工童工领导的措施。

（四）关于会务。大会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全国总工会所作的会务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议决案。全体代表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大会在《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的议决案》中指出：

第一，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对于全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指导适当，确能认清革命的环境与时机，完全站在工人阶级利益上领导工人阶级向前奋斗，“一切政策都是对的，大会非常满意”。

第二，北伐和全总迁鄂以后，有组织的工人之增加，有惊人的进步：第三次劳动大会人数一百二十万，现在已增加到二百九十万。“大会非常满意”。

第三，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往往因客观需要分散各地，以致会中技术工作，不能完备。大会责成下届执委会纠正此项缺点，“必须集中得力人员驻会办事，对各地应有经常之指导。”使全总“成为健全机关，尽它伟大的指导责任”。

第四，各地工会、各产业工会对于全国总工会，绝对表示拥护与信任。“全国工人阶级誓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谋得阶级的完全解放”。敌人有另组全国总工会逆谋，“大会赞成各地一致反对”。

第五，第二届执行委员李森、何耀全、邓培、刘尔嵩、戴卓民诸同志，被反革命派所杀，“大会誓愿为诸烈士复仇，继续其精神奋斗”^[125]。

针对武汉政府首领汪精卫等对马日事变祸首许克祥的纵容姑息，大会特发出请讨伐许克祥的通电。通电列举了许克祥在湖南犯下的滔天罪行，指出“三湘民众，水深火热，值此大军凯旋之时，正复肃清后方之期，本大会于开幕之日，全体一致决议，请求国民政府，即日颁布明令，兴师讨伐，歼彼小丑，本大会谨代表二百九十余万有组织之工人，一致奋斗”^[126]。

二十八日下午，由大会主席邓中夏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大会的信。信中说，自“二七”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同志为革命奋斗而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屠杀者，遍于全中国南北各省，积尸可以成山”，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党所永远不会忘记之事。信中分析了革命发展的严重形势和中国革命运动出现的深刻危机，向大会提出了战斗任务：为了战胜大大增强了力量的敌人，我们“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所以我们的中心口号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27]。

对党中央的信，大会代表“全场呼声雷动”，一致拥护^[128]，充分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和信赖。

大会共进行了十天，六月二十八日结束，二十九日宣布选举结果，举行闭幕典礼。大会庄严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大会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必将保持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

大会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有三十五人。即：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许白昊、韩蔚文、向忠发、王荷波、罗珠、李泊之、项英、郑复他、马超凡、袁大石、陈寿昌、杨培生、林育南、董锄平、钟苗夫、刘少奇、郭亮、王耀郁、黄平、朱英和、李铭、杨人杞、朱宾庭、黄钊、刘佐臣、刘文松、鲍武、宁迪卿、胡锡太、陈权、王荃、袁容等。候补执行委员有陈为人等十九人。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于六月三十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宣告新执行委员会成立，并选出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王荷波、邓中夏、陈寿昌、罗珠、郑复他、林育南九人为常务委员。刘少奇、董锄平、杨人杞、马超凡、黄钊五人为候补常务委员，选出苏兆征为委员长。在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上分工时，决定林育南担任秘书长、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邓中夏担任宣传部长。

在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时刻召开的这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决议和宣言，反映了工人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切要求，对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敌人决斗，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指明挽救革命的关键，加以领导人意见又不一致，所以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什么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