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的综合发展状况

以上利用统计数字从五个方面对湖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格局进行了分析，现在利用文献资料加以映证。

湖南文化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晋代以前稳步前进，南朝到隋出现倒退，唐代以后再次上升。总体呈现出一波三折之势，国史列传人物和湘人著作的数量变化轨迹表现得最为清楚。若将各项指标综合而言，则五代以前文化水平非常低下，宋代以来文化有所进步，但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水平的上升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如此曲折的文化发展历程，是与湖南的区域开发过程息息相关的。晋代以前，开发逐步加速；南朝到隋，开发停滞倒退；唐代有所恢复，宋代以后重新加速。文化发展完全是这一开发趋势的直接反映。就经济水平而言，湖南在古代一直地广人稀，长期以接受移民为主，清代中叶以后一反故常，人口迅速增长，成为移民输出地区，表明其开发程度得到显著提高。文化水平的升降始终受到它的制约。

不仅文化发展大势与开发过程休戚与共，具体的发展格局亦复如此。湘水流域是全省开发最早的地区，沅水流域次之，资、澧二水流域又较晚，故文化上的起步也产生这样一个差异，国史列传人物的出现时代可以为证。

在五代以前，湖南文化发展的格局相当稳定，湘水流域占绝对优势，沅水流域次之，资、澧二水流域较差。湘、资二水流域以中上游较为发达、沅、澧二水流域则以下游较为先进。

湘水流域之开发较早，其中尤以上游为最，当与秦代经略岭南有关。此地控扼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咽喉，秦始皇分兵五道取南越，其中有四道在湖南，而三道即在湘水。汉代初期与南越对峙，湘水上游仍是战略要地，朝廷自然着意经营，汉代省境设县以此独密，表明此地开发较早。此后整个湘水流域即由此逐步向下游开发，从统县政区的分设次第可以看得异常清楚。

在湘水上游地区，又以东部耒水流域的桂阳郡文化发展较早，这不仅因为此地为交通要道，而且应当与后汉循吏的教化直接有关。西部潇水流域的零陵郡，文化起步比桂阳郡为晚。它在后汉的文化水平有所不及，但其开发速度令人瞩目，交通状况改善很快，后汉时省境普遍接受的移民以此最多。故三国时期其文化便得以发展，出有人物和著作。

湘水中游的文化发展主要分布于干流一线，此地为交通孔道，《南齐书·州郡志》称：“湘川之奥，民丰土闲”。所谓民丰，表明这里经济水平不错。长沙尤为一方都会，故发展较早，人物和著作分布相对较为密集。南朝时期随着湖南开发的倒退，文化也陡然下坠，而此地凭借长沙都会和南岳名山的独特条件，文化发展不绝如线。

直到唐代，湘水中上游仍然是整个流域乃至全省开发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所在。王昌龄谓：“郴土群山高，耆老如中州”。刘禹锡则称“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所谓潇湘间，当然是指湘水中上游。这些都是说明其文化相对发达的极好资料。

沅水流域虽然也与湘水流域一样是秦代进军岭南的交通路线，但中上游河谷狭窄，地势险峻，交通并不方便。相反，其下游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又地处要冲，从而开发较上游为早。这里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东汉，接受的移民相当可观，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正是直接的证据。因此三国以后其文化便有明显进步，陆续出有人物和著作，在省境西部最为密集。

澧水流域与资水流域一样，范围不大，开发不早，直到三国才单独立郡，故文化发展时间较晚，直至晋代才起步。但不同的是在流域的地面结构中，资近湘而澧似沅。资水流域位置偏僻，中上游与下游的交通还不如与湘水中上游方便，故其发展格局受后者影响，也以中上游较早。而澧水流域的发展格局与沅水流域相仿，以中下游为先，且因其交通较为便利，南朝和中唐陆续接受了北方移民，发展速度相当之快。在唐代，其文化且有凌驾沅水下游之势，人称：“郡从兵乱年荒后，人似开元天宝时”。

总体来说，五代以前的湖南文化相当落后，上文的统计数字已经非常直观，文献记载也与此相合：“唐末五季，湖南编户，风化凌夷，习俗暴恶”，即使思见儒者之道，但也经籍缺少，其文化之落后可想而知。

入宋以后，湖南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也不断进步。由于距京径途遐阻，士子赴试资用或缺，宋太祖下诏包括湖南在内的部分地区的举人赴试时往来给券，这当然是照顾落后地区文化发展的行政措施。仁宗尚文，州县无小大咸得立学，湖南省境又得到受益。

其实早在五代后期，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的建立。耐人寻味的乃是麓山寺的两位僧人“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入宋以后初未有学，教育设施惟有书院，而潭州的岳麓书院居其一。庆历四年（1044），潭州开始建学，后来又多次搬迁改建，说明此地的文教事业又有所发展。

但是终北宋一代湖南文化起色无多，以各地兴学资料而言，南宋才得以长足进步。兹按地域缕述于次，先看湘水流域：

湘水中游的衡州，文教勃兴，石鼓书院的建立，堪称儒林盛事。而永州文风较盛，有“零陵谭氏世儒其业”。胡寅说：“永之属邑三，惟东安在西，重山复岭间，境与峒獠接，其风俗鄙陋无足怪也”，但其县学也曾数次改建。祁阳的儒风则似乎更为发达，其县城东部有先圣庙，与浮屠氏所居为邻，浮屠氏心怀侵奄之计已久，弄得先圣庙多少次准备废而他徙，“赖二、三学子力争而护存之”。反映了当地对于儒学的执着。

湘水上游的道州，为濂溪先生周敦颐故里，文化相当发达。其原因与周氏关系很大，仅周敦颐一家便出有周辅成（敦颐父）、周寿（敦颐次子）、周焘（敦颐长子）、周子亮（敦颐族孙）七进士。周敦颐身后被推为理学开山祖，对道州人士颇具模范作用，故很早立祠崇祀，就连毗邻的永州也为之立祠。

道州东边的郴州，其文化发展相对较慢。虽然较早地建立了学校，但迫于城隅，湫隘不治，乾道四年（1168），乃徙而一新之。其属县则更有所不逮。宜章到淳熙十二年（1185）才兴学，“廪于学者五十人，自食而学于其间者又数十人”。

与此接壤的桂阳军境也已兴学，因为有不少人向朝廷建议“郴、桂之间宜兴学校以柔人心”，故而在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两县创建县学。但其效果并不理想，两县虽各有学，然而无训导之官，无供亿之具，学校名存实亡。以致有人奏称：既然此地所在县学多是文饰之具，还不如只在州、军学扩展斋舍，增养生员，少数民族子弟也准予入学，仍以县令兼管钱粮。由此可见其文化基础之薄弱。

湘水下游的岳州，五代以前文化一直比较落后，至宋代文化有着明显的发展，已有人称：“巴陵古郡，地挟湖山之胜，长材秀民多出其间。”这虽然只是奉承之词，但在前代还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口。

接下来看资水流域。

资水中游的邵州，其学校兴于庆历年间，不可谓不早。但为一处恶地，左右都是关押犯人的牢房，衙门的欢呼与公堂挨打、受刑的惨叫之声终年不绝于耳。周敦颐为州守时，曾用旧增新，加以修缮，但是此后百多年中，学校兴坏不常，甚至有人以为教育无关紧要，将学校随便迁来迁去，直到乾道九年（1182）年，才又大加扩建。属县新化乃是宋代开梅山蛮所置之县，在文化上也已起步，出有儒者。王南美，隐伊溪桂岩，史称其“博通子史，尤长于《易》，远近学者裹粮景从”。

地处资水上游的武冈军，官方教育尚未见效，但其民间教育则得到了发展。有位向敏衡，曾筑室聚书以教子弟，名曰沅溪书舍，以致有“都梁北乡士多好学”的令誉。

现在来看沅水流域。

沅水下游的鼎州，南宋升为常德府，这里不仅建有府学，绍熙二年（1191）还在治所武陵建有县学，当地居民非常踊跃，“士民之有力者皆争出财以相其役”。

相比之下，沅水上游则相去甚远。靖州虽然早就出现过蛮酋争遣子弟入学士科的现象，但南宋鹤山先生魏了翁来后仍感慨赋诗云：“何处何时不产贤？黔中故地夜郎天；虽云地脉原无间，欲破天荒未有先”。

魏鹤山之教化靖州厥功甚伟，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他建立制度为靖州所属三县新旧进士提供资助，又建鹤山书院以作成多士，从而当地文化进步相当明显，不久即有此方人物金榜题名。

与靖州一样，沅州也是北宋新开的初郡，但两地的情形其实大有不同。靖州虽建有州县，但夷人住坐一如既往，城池之外即非朝廷所有，道路所经都属夷界；而沅州等处都曾用兵诛锄当地首领，或者将首领徙置内地、荡平巢穴，故所置州县久远得安。因此沅州的文化发展也较少阻力，启步比靖州略早，北宋即有人上奏，称该地建立州学以后，入学听读者很多，要求赐藏书与教材，“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宜乎其进士和著作数均较靖州为多。

澧水流域的澧州，北宋也曾经兴学，但中毁于兵，靖康南渡以后再度草创，规制简陋，其“生员方十数”。至嘉定年间教养之具始备，相对发达程度似已不如唐代。

以上论述已经说明，湖南在宋代尤其南宋全省都普遍地兴教向学，文化的进步相当明显。但湘水上游东部、沅水中上游、澧水流域的发展比较有限。资水中游的郡州，胡宏也有“郡产庳下，亵于嚣尘”之叹。只有湘水中下游、湘水上游潇水流域和沅水下游较为发达，尤其湘水中下游的水平最高。

全省文化普遍发展并且形成这样的格局，决不是偶然的。湖南省境的经济开发在宋代普遍有所加速，尤以湘水中下游最为明显，故文化的格局也与之对应。

将个中原因讲得更具体一点，则主要有两上方面，一是循吏的教化，二是移民的传播。前者是显而易见的，兴学办教大多仰仗地方官吏的支持，后者则可以再摆一些证据。上述武冈军筑建书舍的向敏衡，就是一个移民，其家本来居于沅水流域。当地的文化发展显然有这些移民的促进作用。

如果再对文化发达地区进行分析，则这一作用更加明显。早在唐末，湘中长沙至衡山一带便接受了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移民，如宋初出有若干名诗人的廖氏家族便是。靖康南渡，这里又聚集了不少外来士大夫，湖湘学派的兴起便是这次接受移民的直接结果，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如胡安国、胡寅、胡宏以及张南轩先生都不是湘人，当地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其他文化人物如藏书家朱昂即为移民后裔，正史列传的人物中也有不少（共7人）。

在当时的文化发达地区中，邻赣诸县的发展相当显著，浏阳、茶陵的藏书，平江、醴陵的人物都属全省一流水平。从茶陵的情况来看，这里儒风极盛，周必大称茶陵“多秀民，登科者相望”。此地出现了不少世家，如进士谭世选、藏书家陈公俊两族，书香都曾赓续数代，交游多有当时名公。

从表面上看，邻赣诸县的文化发展中移民的作用并不明显，人称平江的进步是因其后进受学于朱熹最盛。但文化的发展需要以经济作后盾，领赣诸县在宋代经济发展相当之快，其中便有移民的功劳。《宋史·地理志》所载：“南路有袁、吉接壤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指的正是这一带的情况，表明这里的文化发展与江西移民大有关系。

邻赣诸县比较发达的局面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与此后的资料联系起来看，则移民的功绩更加昭彰。(https://www.xing528.com)

元代资料中湖南各地的情形较为模糊，但发展步履仍较稳定。所谓“渐被胡文定《春秋》之学而士习好文”是也。令人瞩目的是湘水流域邻赣诸县和沅澧二水下游两个地区，尤其前者。

浏阳的表现相当突出，时人称“浏阳山水深秀，实最潭属，文风士气，又轧湘部，齐民工巧亦他郡莫及”。这时也出现了一些诗礼世家，如藏书家李氏，为欧阳玄外家；欧阳氏本身亦为世家，均自宋而传。此地还流传着与科举有关的传说：浏阳河中有一个骆驼嘴，据说其形状变圆浏阳就可以出状元。此类传说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本不足怪。但传说须有一定的的事实作根据，浏阳此一传说的背景便是欧阳玄的科第高中，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水平已与以前大不相同。

茶陵的情况，欧阳玄说：“国家有科举以来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置三人，三人者皆赐进士及第，自元统初元之癸酉岁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宠者，自云阳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词林预典制诰修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难遇也”。以此为线索，可以看出茶陵当时的文化地位。云阳乃是茶陵的雅称，一初名祁，其家于至元年间有不少人“列在贵显，朱紫满庭”，从而诗书礼乐之盛，辉映前后。此外又有陈子尚一族，“有家学，为乡里推敬”。令人想见当时茶陵的发达气象。

攸县于元代升为州，文化发展很快，也出现了一些世家。如李照叔，“文献笃守，子孙竟爽”，而当地著姓姜氏则兴办了教育事业，以旧僧寺修筑邺侯祠。

接下来再看沅、澧二水流域。

沅水上游自南宋以来文化有所发展，靖州会同有广德书院之兴建。但发展较大的还是在沅水下游的常德府，此地普遍出现了尊儒之风。

常德府中又以龙阳（今汉寿县）的进步最为明显。南宋时四川有不少士大夫因居官或避难而家于此，当地的故家巨室率多蜀人，故其士子大都好文尚雅，对于梓潼神祠事甚严，这一神祗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文昌帝君。而且当地还有《文瑞图》流传。据说其梓潼神祠前“有池曰景星，咸淳癸酉（1273），莲两叶并蒂者六，刘初登进士第。延　甲寅（1314），两花并蒂，孙以忠登第，天历己巳（1329）花如甲寅，城东三雅湖莲复三花并蒂，海鲁丁获独步，丁冯天泽联贡而获独步”。在元代进士总数很少的背景下，区区一县就出了这么多人，其文化的发达不能不引人注目。

当时澧水流域也有明显发展。澧州庙学本来颇为隘陋，重建以后，不少人就认为可算湖南、北诸州的较高水平了；大德年间，当地户口之繁庶、贡赋之征入已经与长沙相当，而邻近湖广省治的岳、鄂诸州不能半之，于是再次一新庙学。其上游的慈利州，至元间有蜀人王某兄弟避地至此，开门授徒自给，于是有天门书院之建。

上述材料所反映的湖南元代文化格局，与宋代相比变化不大，这大概是因为元祚过短。其中移民所起的作用仍相当明显，分布格局奠定于南宋，上述沅、澧流域的资料已经相当直接，湘水流域邻赣诸县的情形亦复如此。如浏阳所出书多系欧阳玄所著，他即为移民后裔，其祖上迁于南宋。

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在元代的文化衰落，它的各类指标都显得平平。盖因宋末此地曾发生激战，社会经济和文化都破坏得特别严重。史载潭州之民多举家自尽，城中无井不填死尸，自缢于林中者更是累累相比。而且尤为痛心的是，“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断层，终元一代未及复苏。

明代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湖南的文化面目大为更新，总体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请述湘水流域。

湘水流域的发展速度并不均衡，上游普遍有所减缓。地处西部的祁阳等地，其文教还算普及。而东部则已见衰落之象，桂东作为郴州属邑，一派落莫景观，其乡试不上十人。就连较为发达的桂阳（今汝城县），自称于明代盛时“人物科目甲楚南”，但也未见其十分突出。

湘水中游的邻赣诸县在元末受到了严重摧残。如茶陵在湖南的宋元时期本来不愧为文献之邦，但因元季兵革四兴，其故家大族悉为丘墟，不少人避地远走，及乱定后辛勤归来，早已是故宅靡存。李祁曾慨言：“丧乱以来，朋辈凋落已尽”，至以其性命独得苟全为人生不幸。因此宋元时期文化发达的邻赣诸县此后多趋没落，尤以茶陵在有时一代的式微趋向最为鲜明。明中叶李东阳从北京回到茶陵，痛感“百余年来，师不倚席，士不废业，而功效不昔”，描述得相当生动。

但湘水下游平原地区则有长足进步。洞庭湖北岸的华容此前一直落后，至是人称“华容文献地，多奇才伟器，登巍科名列卿者踵相属。”显然，湘水流域的文化重心开始向下游地区迁转。

资水上游的武冈州，很早就兴办了学校，成化壬辰（1472）又重加修建。中游的新化，庙学也在宣德丙午（1426）再事建造。这些兴学资料，表明当地文化事业有所发展。尤其是新化，明代始建学校，即经重修，其进步程度可想而知。

接下来述沅水流域。其中上游地区文化历来落后，不为学使者所重。按照惯例，学使者使车南行仅止于常德，凡此以南的辰州、沅州、郴州、靖州各地都要前来就试，从没有一位学使者巡按上述各地。明代后期，有位循良学使毅然前往，所到之外居民惊喜异常，但其文化水平相当低下。考试的时候，只有辰州府与卢溪、辰溪的生员能勉强写成文句，溆浦、沅州则文中多杂有俚谚歌谣，而靖州的生员最需要照顾，只要能通《论语》一章就可以录取秀才，由此不难想见当地的教育水平。

相比之下，沅水下游的发展相当迅速，由于地当滇、黔门户，控扼数省咽喉，文化上也日新月异。嘉靖《常德府志》称：当地人多“向文绩学”，擢巍科者项背相望。此言不无过当之嫌，但其文化较为发达也是事实。

澧水流域在明代的开发大大深入，文化教育也有所普及。明代新设的永定卫（今大庸县），也有人吹嘘其“儒风浸盛，亦彬彬可观”。但总体上的文化水平其实比较逊色。石门县往往“行数十里不闻弦诵声”，直到有位循吏“为之兴学校之教，厚生徒之饩，蠲士人之徭，行乡饮之礼”，此后才渐知向学。由此可见该地不甚发达之一斑。

由上述可以看出，湖南文化在明代的格局比起宋元有明显改观，四水下游平原地区持续发展而邻赣丘陵诸县相对衰落。笔者认为，这是全省文化总体上有所发展的表现。平原地区的自然条件比丘陵山区较为优越，其经济文化发展的潜力应该也比后者雄厚。前此湖南文化的发达区域不少位于丘陵，说明平原地区的开发程度还很不够。文化重心向平原转移是其演进的必然趋势。

入清以后，湖南文化又有新的发展，尤其在中后期，几乎各地都有关于重教尊儒的风尚。但具体情形极不均衡，首先请看湘水流域。

湘水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区，不断得到稳步发展。岳州巴陵，一直是“卓有儒风而不悖”。长沙府发展速度相当之快，嘉庆《长沙县志》称：“近来宾兴，则长沙得隽者为多”。衡州的平原地区文化也很发达，郭嵩焘称其科名人物甚盛。

而中游丘陵地区则兴衰不一。左岸大多有所进步，湘乡家弦户诵，其儒雅之风，可谓蒸蒸日上。宁乡也曾为学使者钱沣为许文风之盛冠于楚南。右岸虽也有得到发展的，如攸县人文之盛可与衡、湘相埒，但大多则相对衰落。醴陵在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年中，成进士者绝少，有“举人不满桌、进士不开科”的谣谚。东邻江西的酃县更不必说起，清末当地有士子赴岳麓书院读书，全家人竟为之“环泣不已”。

湘水上游衰落得更厉害。江华僻处山陬，见闻多陋，尽管“人自为师、家自为塾”，但书籍缺乏，贫者只能“半耕半读”而已。宁远自称“素重读书，每村社必有塾师”，却也“不克力图上进”。永明的文化水准与前代相比似乎有所进步，“向来专治《易》、《诗》、《书》三经，今则五经杂治，斐然成章”，但成绩则大为不如，“登仕籍者，稍不及宋明”。

郴州号称文风以两桂为盛。两桂地邻江西，这一现象与江西移民不无关系。桂阳（今汝城）在乾嘉间乡榜还算繁稠，自咸同而后便稀稀落落。而桂东读书者绝少，以致于偶有一二生监，则尊贵无比，曾有一位县令为之撰写过一对联：“鱼龙鸡凤鸭孔雀，贡阁廪尚童翰林”，可见当地文教之落后。其他地方更可以概见。兴宁（今资兴）虽也崇尚诗书，但“士多懈志，赴闱亦稀”。

现在来看资水流域，这里在清代的发展相当迅速。新化县俗尚读书、工于文字，科名人物甚盛。上游各县文风稍逊，武冈自称其“精专诣极，宜加奋励”，但到后期已是蒸蒸日上，每科童子应试人数与邵阳、新化相侔，不下三、四千。新宁本来相当落后，科举自清朝开国以后长期无人中式，到道光间也由江忠源破了天荒。

资水中下游的安化、益阳两县在行政上属于湘水流域的长沙府，其文化发展比资水中上游水平更高。益阳俗重读书，乡塾普及，有不少“精通子史百家言”的积学之士。安化也“声教酝酿，文物彬彬”。

接下来再看沅水流域。其发展的速度并不是最快，但分布却比较均衡，尤其是在后期。

沅水上游的靖州，“士人敦尚诗书”。溆浦应童子试者多达二千余人。北部的酉水流域，清代改土归流，文化也已起步，龙山在雍正间设置学额，乾隆间设廪生额，从此人知向学，富家固然以诗书为择业的第一志愿，穷苦子弟也争自濯磨，并不以贫废读。沅水下游文化向称发达，入清以后常居不坠。嘉庆《常德府志》云：“无行三五里不闻弦涌声者”，由此可见其发达程度。

最后请看澧水流域，此地文化较为落后。桑植虽然弦诵之声未绝，但“诸生习尚质朴”。而石门则有人痛感其地“书不可得”，就连读一些常见的书籍都要大费周折。与元朝以前的情形相比，其水平已是每况愈下。

上述已经证明，清代湖南的文化格局与明代已有明显改变，资、沅二水流域普遍有所发展，湘水中下游进步也有明显进步，但湘水上游与澧水流域却相对衰落。就全省而言，是平原湖区的文化地位进一步稳固。

笔者认为，这是对明代湖南经济文化格局的承袭，是发展较为迅速的表现。饶有兴味的是，经济格局的变化宋元时期即已开始，丘陵山区不断下滑，人口密度与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在文化上的反映却滞后了一段时间。

在清代后期得到发展的地方，长沙附近尤为耀眼，这点当与湖南建省有关。元代以前，长沙曾长期为高层政区治所，其文化发展在省内一直遥遥领先。元、明两代，其政治地位有所下降，文化转衰。清代湖南单独建省，长沙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地位亦再度上升，就连附近各县亦有近水之势。个中原因不难推知。

综观历代，湖南文化的发展格局发生过明显的变迁，其转折之时当在明代。此前湘水上游和澧水流域长期较为先进，而资、沅二水中上游荒凉简陋。至此前者水平渐落，发达地区让位其下游。

各流域内部，沅、澧二水流域的格局一直相当稳定，始终以下游较为发达。资水流域的文化发展受湘水流域的影响，但其格局也改变不多。只有湘水流域的变迁最为显著，其发达区域在唐代以前位于中上游，宋元时期居于中游，明代以后稳定于中下游，逐步下移，次第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