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一年的特殊大学生活

陈欣文

1994年9月2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上午。天气还很闷热，我骑着那辆伴随我高中三年的26英寸凤凰牌自行车，从吴山脚下赶到宝石山北的杭州大学，一身大汗。

在9幢前面的体育馆报到完毕，却无处可去。所有杭州籍男生被告知，因为大学第一年扩招，宿舍不够用，杭州男生先走读，以后有了宿舍再说。杭州女生倒是有宿舍可住，据说推迟报到，因为在4幢女生宿舍上加盖三层，来不及完工。

于是，同学们领着自己的宿舍用品忙着打扫房间，布置新床，认识即将同居四年的室友。我有点无所事事，干脆就骑车回家了。

这是我大学生活的第一天，感觉像还在读高中一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每天骑车上大学的，直到后来教育系寝室里有了一个空铺，我成了1994级教育系男生寝室里的一员。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1994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即将步入百年的母校杭州大学的黄金时段。而我们这一届同学，也很幸运地赶上了古风尚存的大学年代。

199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后的第三个年头，价格闯关正在进行中，下海刚刚成为热门话题，传呼机都还没有流行。整个杭州城和全中国一样，大家过得并不富有，但幸福指数颇高，吃上一块延安路海丰西餐社的蛋糕，就足以让人激动好久。

那一年的我们，是最后一届公费生，一年学费450元。第二年我弟弟考上杭州大学旅游系时，学费迅速攀升到了三四千元。我曾在毕业时算过一笔账，大学四年拿到的奖学金，交完学费后，似乎还有很多。

那一年的我们，适逢杭州大学第一次尝试扩招。以前新闻系每一届招收二三十人，到我们这届，一下招了七十二人，这个规模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减下来过。号称“新闻系活字典”的沈爱国老师笑称，从1994级以后，就再也记不全所有学生的名字了。那时的沈老师，不仅记得住学生的姓名、籍贯，甚至连学生毕业于哪所高中都记得住。(www.xing528.com)

记得第一次上沈老师的新闻采访课，课间休息时，他拉着我们几个坐第一排的学生聊天，知道我来自杭州第四中学时，他脱口而出：你有一个1990级的师兄叫楼坚，也是你们杭州四中的。这手绝活，我想大概是得益于沈老师多年的采访功力。后来的采访课中，就有这方面的训练，要求我们迅速找到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共同话题。

那一年，大概也是杭州大学新闻系最为鼎盛的年代。记得入学没多久，有过一次中国新闻院系的排名之争，排在前面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似乎杭州大学新闻系排名并不靠前。现在回过头去看看，1994年的杭州大学新闻系其实拥有相当强大的教师阵容：新闻学的黄旦、传播学的邵培仁、报纸编辑学的吴飞、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沈爱国、新闻摄影的徐忠民、广播电视新闻的俞虹和朱菁、广告学的潘向光……这些老师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留校的，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后，正进入他们各自的事业高峰期。后来这些老师中，陆续出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新闻院系的掌门人或者学科带头人。想想这样堪称豪华的授课阵容，博士生也不过如此待遇。

那一年的杭州大学，如同整个社会一样，处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纯朴。老师与学生，更像是旧时的师傅与徒弟，除了课堂上授业解惑外，还在平时生活里言传身教，其乐融融。像我们这一批新闻系的学生，平时没事就往老师家里跑，除了请教学习外，就是去“打牙祭”。我至今还记得老潘炒菜的样子，记得沈老师做的红烧大排的味道……

那一年的大学记忆，于我来说很琐碎。那时的我，其实对于什么是新闻、什么是传播，都还不懂；新闻系也还没有分新闻班、广电班，于是从报纸编辑到电视采访，从播音到摄像，什么都要学。若干年后，当我们进入全媒体时代，才猛然发现，原本命运早在大学时期就已安排好了。

1998年，我们这一届中的好几个同学刚到各自的新闻单位报到不久，就接到了采访母校被合并的报道任务。我们成了拿到杭州大学毕业证书的最后一届学生。

2018年8月上旬，1994级教育系的室友回校参加毕业20周年活动，重回杭州大学老校园。晚上9点多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大草坪的灯影下，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放肆地欢笑。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的室友落寞地说，这好像已不是当年那个热闹活跃的校园了。

是呀，我们所在的四年，或许真可称为杭州大学的黄金年代。

陈欣文，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1994级本科生，现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上市公司华媒控股媒介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