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历史：明将吴三桂的胜利与西南地区经济繁荣

西南大区（施坚雅称为云贵大区）的构成是“五个不大的、相当自治的中心区域系统的叠加……相互间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1]，包括云南和贵州的重要水系和四川南部的一片土地。这一地区的社会受地形影响很大，靠近东南亚和西藏。当地的河流一般都不能通航，大部分运输要靠人力或是驮畜沿着陡峭、狭窄的小路运送。高山造成了部落民居住的小块飞地，他们的文化各不相同，这种环境不利于移民。与其他边疆地区类似，对外贸易和防卫在当地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从缅甸和老挝来的朝贡使团定期会路经云南，与西藏和东南亚之间的茶叶和丝绸贸易利润丰厚。很少有来自东南亚的军事威胁，尽管偶尔也会将云南作为出征缅甸和西藏的出发地。

在明代西南地区有移民来定居，到1600年将其稀疏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500万人。清朝占领这一地区花费了很长时间。明代起义军的残部在17世纪50年代还控制着这一区域，给明王朝最后的小朝廷提供了庇护。正是原先的明将吴三桂在1657年为清朝夺取了西南地区。他的士兵大多是安徽、湖广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但他们耗费的大量钱粮是从北京拨来的。吴三桂在1673年发动叛乱，在“三藩之乱”期间西南地区成了战场。在1681年清朝重新建立了其权威后，云南和贵州最终由听命于北京的官员管辖。后来的和平局面一直维持到18世纪20年代，在这期间该地区从朝代更替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开始了新的发展过程。到1700年，人口恢复到16世纪的水平，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继续增长。19世纪50年代回民起义造成的破坏使得该地区在清代的发展落到了最低点。

正是靠政府的政策将西南地区推入了全国经济的轨道。皇帝在18世纪20年代关注这一地区是因为要铸铜币以跟上不断增加的白银进口，以使货币体系保持平衡。吴三桂就曾大力开采过铜矿，1705年铜矿开采被重新安排作为专卖货物，但在1723年从日本进口铜的生意中断，这是清朝甚为依赖的物资，这种情况促使雍正皇帝开始在西南地区以新的规模开发富有的矿藏。由官商合办，官府监督，商人投资经营，西南地区铜的开采量急剧上升，从18世纪20年代初的每年不到100万斤增加到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份每年平均1000万斤。在1700—1850年期间，西南地区铜的产量大约是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一。除了铜还开始开采银、煤、铁、朱砂、锌和铅，只是规模比较小。18世纪60年代以后，以现有技术能够开采的矿藏开始耗竭。产量慢慢下降（贵州的矿虽然开得晚，但耗竭得比云南的还要快），到19世纪初，产量又回到18世纪20年代的水平。在开采铜矿的同时在当地还铸铜钱，这是为繁荣经济所需。为了把铜钱和矿石运出去，出现了统一的跨区域的商路，尤其是从云南的昆明向北进入四川，然后再顺长江而下的路线，还有从贵阳到长江中游或是到岭南的路线，在那里用铜来换银，也可转而投入到四川的经济市场中去。

然而，最重要的是采矿的发展使得有大批移民迁来。据李中清（James Lee）估计，1700年时的四五百万人到1800年翻了一番，总数为1100万，1850年时到达2000万人。贵州的人口开始就比较多，在18世纪前期增长得比较快，而在1800年前后云南的人口增长到了顶峰。这样快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地区的核心区域。因为良田不多，就业机会都集中在城市或其附近，许多移民最终就留在城市地区生活。像贵阳和昆明这样的城市人口有10万，据说大理的人口在1750年超过了30万。因此，在城镇中生活的人口比例就特别高（1830年可能为10%）。由不同的移民社区传统混合而成的城市文化就成为19世纪出现的地区文化的基础。在地区核心区域的谷地和城镇出现的这种文化变化，慢慢地传到邻近人口稀少的山区。

部落民占到西南地区人口的一半左右，包括许多不同的族裔和亚族裔群体，这些群体形成了联系紧密、互相敌视的社会，彼此间很少通婚。土著的华南民族、与西部有着文化联系的藏族和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东南亚有关联的傣族，所有这些民族合在一起使得西南地区比其他任何大区都有着更为明显的文化多样性。对这众多族裔群体来说，18世纪是一个震荡不已的时期，迫使他们要为汉人的到来进行自我调整。

在18世纪前，倮倮人[也称为彝族或诺苏（Nosu）]主要生活在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地带的山区。在语言和文化上他们与藏人有关，他们社会的特点是有着高度的阶级分层。作为统治者的黑彝占据着山上高高的设防营盘，他们靠打猎、放牧为生。在明清期间他们的权力还因其被任命为世袭的土司得到加强。在与长江上游交界处的凉山地区，有个统治家族得到48个部落的敬贡。从属的白彝交纳贡品，他们中间实际也有不是彝族的人，生活在较低的地方，主要从事农耕。黑彝和白彝之间不许通婚，几乎不可能出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黑彝的统治地位是靠传统和占上风的武力支持的。倮倮人的基本社会单位是父系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他们经常与别的宗族械斗，时间延续会长达好几代人。黑彝和白彝都有自己的奴隶，有些是被抓来的汉人。根据粗略的估计，黑彝可能占到人口的2%—7%，白彝为50%—90%，奴隶是1%—50%。

清朝大力开矿以及鼓励人口迁入造成新来的汉人和土著部落民之间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区也有。顺治和康熙年间，政府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忠诚和恢复秩序，但雍正的“改土归流”政策引发了叛乱，那些部落首领不让废除他们的世袭职位。从1726—1728年，总督鄂尔泰镇压了西南地区的苗族和其他民族发动的一连串起义。在30年代新的部落抵抗也遭到清军严厉的镇压。

乾隆统治时政府的政策转为不多加干预，愿意给那些仍实行土司制度的部落更多的自由。而省里的官员则通过越来越复杂的规定和不断加强官员的控制来慢慢蚕食部落的势力范围。到18世纪末又爆发了新一轮部落起义。1775年在云南、四川交界的地方爆发了倮倮人和掸人（Shan）的起义，1795年在与长江中游交界处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情况非常严重。这些起义都是因汉人新近蚕食山区的部落土地引起的，核心地带人满为患使得移民向边缘地区迁移。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缘地带总的来说都是暴力冲突严重，而且与外部世界相对比较隔绝。因为政府会维持部落士兵的供应并会调他们去参加西南地区之外的作战，所以一直到19世纪当地社会的武装就总是由官府出钱来维持。这里的边疆地区开始缓慢地与西南地区发展中的核心区域接触，而核心区域的社会属于商品化的城市社会，有它自己的一点文化，相对比较开放。直到18世纪20年代在叛乱遭到镇压之后，一些部落群体开始逐渐被汉化。不断发展的商业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可以当运输工、矿工和娼妓，许多人还落到负债贫困的境地。未开化的部落藏在深山，暂时还未受到汉人推进的影响。

虽然城市生活是比较开放、豁达的，但汉人住区仍在地域上各成格局，族性上也有差异。汉人移民大部分来自邻近的三个大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和岭南。他们中有些人当矿工，其他人种田。住区的首领主要都是来做生意的客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山陕商人已经控制了四川的盐井和西南各地销售网之间的盐业专卖。江西商人主宰了云南南部的木材生意和茶叶贸易，他们还在西南整个大区各地开设客栈。来自湖广、四川、福建、广州和徽州的商人每个都有其地区的专门生意。从所造的庙来判断，18世纪最重要的移民群体来自江西和湖南。在云南还有大量回民，他们积极从事与中亚的贸易。汉人和回民之间关系紧张，这表现在19世纪时暴力冲突加剧，在19世纪的头十年中冲突开始出现，而到1855年爆发了一场给当地造成严重破坏的叛乱。

与别的地方一样，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政府政策的推动，鼓励人们改良种子和灌溉，增加种植经济作物。土司土地上的永佃制很有吸引力，税征收得很少，这促使移民向边缘地区迁移，而地方官只要固定的税额征到就不会去管没有登记的土地。新土地的开垦在征税农田的数字上也有反映，贵州从1685年的95.9万亩增加到1812年的276万亩，云南在同一时期从648万亩增加到931万亩。按照李中清的说法，19世纪初实际的田亩是登记总数的几倍，该地区的数目在4000万至6000万亩之间。

《云南通志》中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插图

对该大区经济更重要的是贸易和手工业，其发展也得到政府官员的鼓励，当然也可从中获得税收。云南西部的大理府有个敬拜观音的庙会集市很出名，吸引了别的地区甚至国外的商人到这里来。云南南部普洱府出产的茶由官府专卖，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在1737年贵州遵义府开始出现丝织业，当时有个官员从他老家山东引进了养野生柞蚕的技术。遵义是该地区核心地带最发达的城市，在开采朱砂和铁矿、造纸以及木材出口这些方面也是领先的。附近的茅台镇正好处于贵阳和四川之间的陆上通道，盐也在这里装船外运，山西的盐商推动了当地酒业的发展。从山西最有名的酒产地汾州来的酿酒师与当地的酿酒师傅合作，生产出一种烈酒，到18世纪末这种酒已很有名，酿酒规模也很快扩大。^[2](www.xing528.com)

当然最重要的产业还是采矿。矿区的规模大小不一，因为开矿需要木材、驮畜、脚夫、燃料和食物，矿工也需要住房和娱乐，这就产生了许多附属的行业。虽然采矿在用钱上有风险，容易受经济盛衰变化的影响，但许多移民的住区规模已很大能经得起矿区衰落的打击。矿工的生活危险而又艰苦，坑道塌方、瓦斯泄漏、突然失火这些事在狭窄、潮湿、黑暗、空气不足的坑道中常会发生。但是在这里能得以谋生，许多人找得到活干，所以人们成群结队从一个矿到另一个矿去。在这一时期的西南地区矿工是汉人移民的典型形象，他们四处漂游，单身一人，过着城市生活。

为了推动部落民的汉化，省里的官员为他们拨出专门的科举名额，出钱资助社区建设并兴办义学。有个清朝官员陈宏谋就相当注意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准，在18世纪30年代担任云南布政使时，他特别关心苗民的教育，办了650多所学校。各地设立粮仓以作军粮供应、赈灾以及平抑物价之用，19世纪西南地区考科举的情况还很不错。但是，官员的道德水准显然不高，该地区的地方官以素质低、缺乏监督而名声不佳。该地区驻有8万多绿营兵，与不多的人口数相比是很高的。许多人早就来了，驻扎在遥远的军事屯垦营地，土地取自少数民族部落，他们还娶当地妇女为妻。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西南地区没有满人驻防兵。

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高层社会组织是那些由政府和客商管理的组织，因为要过些时候一定规模的地方精英才会产生。在当地创办了学校，还确定较富裕的省级乡试名额，这里10个人就能考中一个，而在长江下游20个人才能考中一个，这就缓慢地造就出了一个开始能将该地区凝聚在一起的精英阶层。获得功名的家庭与其人口相比比率很高，是华北或是长江下游的2—3倍，但关键的进士人数西南地区却很少（在1662—1796年是所有地区中人数最少的）。

一个家庭只要有足够的土地或是成功的事业就会有向上流动的良好前景，但即使是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的人也难以进入全国官僚精英的最高层。遵照皇帝诏令建的书院也没有成为真正学术活动的中心，那些关心文人的重要人物不愿意来这块蛮荒之地任职。学者洪亮吉（长江下游人）的反应可能就是个典型，他在18世纪90年代从得风气之先的东部来到贵州，他说，一般的当地人可以从他身上穿的蓑衣以及为他赶蛇的随从就能认出。^[3]

西南地区只有几个重要的寺庙，大多是明代或是更早时建的，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大理附近鸡足山的寺庙。这些寺庙十有八九是最早的合伙地主建的，但还难以弄清它们在文化上的影响。佛寺的和尚不仅要与掸人地区的小乘佛教徒（代表了东南亚的佛教传统）和西部地区的藏205族喇嘛竞争，而且还要与各种基督教教士和部落民中的萨满巫师（他们驱邪治病的本领似乎对汉人移民也有用）竞争。

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些特点，有现有的研究状况不能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东南地区汉人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的情况：他们的居住群落不大，人口以男性客居者为主。因为存在着这样多的部落群体，还有着各种非汉人的生活习俗（叔娶寡嫂、母系后代、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态度等等），很可能其社会的差异性要超过其他任何大区。人们的双向交往使得有些汉人成为像倮倮这样部落的奴隶，而更多的少数民族男女则成为城镇中汉人的奴隶、奴仆和性伙伴。

西南地区虽然与更发达的地区比显得落后，但与其他边疆地区比则人口要多一些，可能也更富一些。在1800年前后云南和贵州有1100万人，与之相比满洲当时的人口是250万，台湾约为100万，新疆无疑会更少。在已将新疆作为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做过介绍后，现在让我们再来探讨较晚发展的地区满洲和台湾。

注释

[1]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241页。

[2]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编：《贵州茅台酒志》，《工商史料》，1980年第1期，第98—117页。

[3]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洪亮吉（1764—1809年）：对中国18世纪晚期政治问题的认识与表述》[Hung Liang chi （1764—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82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