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城的警卫和治安设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

唐代都城长安，分为宫城、皇城与郭城三大部分。“唐北门禁卫之兵，皆屯于宫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诸卫，皆分居皇城之内；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昭宗天复三年二月乙未”条胡注）。唐代设有宫苑使掌管宫城的警卫，设有皇城使主管皇城的治安，包括皇城的城门开闭以及早夜的巡警等。同时在郭城设有左右巡使、左右街使与京兆尹共同掌管郭城的警卫和治安。左右巡使属于御史台，主管巡视有关坊内居民的治安问题；左右街使属于金吾卫，负责坊外街上的警卫和治安。

左右巡使又称左右巡御史，原是一种纠察官，本是御史台监察御史的属官。左右巡使的官署称左右巡使院，设在御史台中，是御史北台的一部分①。左右巡使，分别主管巡察以朱雀街为界的左街、右街各坊居民以及东西两市所有不法之事，包括“流降人”的停匿不去、妖讹（造谣生事）、蒲博（赌博）、盗窃、狱讼、冤滥、贸易和赋敛中的不法行为等等，都必须检举上奏，并负责巡查所有监狱，包括刑部、大理寺、东西徒坊、金吾卫以及县的监狱②。因为左右巡使的重要，开元初年改属殿中侍御史。代宗广德年间吐蕃入侵，劫掠焚烧，“长安中萧然一空”，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曾任命御史中丞兼充左右巡使。代宗大历年间和宪宗元和年间又曾作为殿中侍御史的兼官③。

从左右巡使具体纠察不法的事例来看，中唐以后，他们纠正了当时不按时开闭坊门、违法向街开门以及高官“侵街造舍”的事①；这些正是都城中严重破坏封闭结构的事件。也还有左巡使因长安县令擅自在坊中开渠，没有觉察而被罚两月俸料的②；更有左巡使因有人“以麻弁发，持竹筐及葺席，哭于东市”，没有上报而被贬职的③。

左右街使是金吾卫的属官。金吾卫掌管宫中及京城的警卫工作，分为左右金吾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其下分设左右翊府，各设中郎将一名。左右街使即归左右翊中郎将府管辖，分掌京城左右街的巡查。所有城门和坊角，都设有武候铺。武候原是金吾卫的旧名，武候铺就是警卫驻屯之所。沿着左右街、设在坊角的武候铺，又称为街铺；设在城门的武候铺，又称为助铺。大城门的铺有警卫一百人，小城门有二十人；街铺中大铺三十人，小铺五人。所有这些警卫，原由征发来的府兵充任，《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有“直宿坊街”的条文④。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７２３年）以后改用应募的?骑担任。左右街使有率领骑兵在街头巡行的职责。每当日落，击鼓八百下而城门紧闭，就由左右街使分率骑兵巡行街上并叫呼，到五更二点，街鼓敲动，坊市之门开启，才停止巡逻⑤。这样沿着大街的坊角设有街铺，平时诸街铺由左右金吾中郎将等巡查①，夜间由左右街使等负责巡夜，禁止夜间街上通行，实行戒严和宵禁，用以确保治安。宣宗大中三年（公元８４９年）六月右巡使奏称：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在前任宫苑使日，“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唐会要》卷八六“街巷”条）。怀真坊当即怀贞坊，是朱雀街西第二街的第五坊，其西南角沿街当设有街铺，这里有亭子，看来当时沿街的大铺建有亭子，用来侦察和望，从而加强警戒。

由于左右街使的重要，唐代晚期常常以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兼任②。所属有判官、街吏等。除了维持城中沿街治安之外，兼有维护沿街设施的职责，遇到“起造舍屋”侵占禁街的事件，有责任奏请拆除③。沿街的桥梁，有保护的责任；如要修理，要与京兆府“计会其事”④。甚至沿街的绿化种树，也要由左右街使具体办理⑤。(www.xing528.com)

左右街使还有卫护高官出入安全的责任。宪宗元和十年（公元８１５年）京城发生藩镇派遣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和打伤裴度的重大案件，一时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六月”条），就是由左右街使督率骑士张刀露刃加强卫护。当时曾特别从内库中选出好的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二月”条追叙前事）。由于这一重大案件的发生，“于是京师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者皆索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六月”条）。同时下令“坊市居人团保”（《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元和十年六月辛丑”条）。所说“团保”，就是要每五家相互连环保。元和十二年二月曾再次下令“京城居人，五家为保，以搜奸慝”（《旧唐书·宪宗纪下》），并“命朝官及官中，条流家人部曲及在宅参散人数，送府县；其寺观，委两街功德使团保”（《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同年月条）。这种“团保”的工作是由京兆府及所属万年、长安二县主管的。

唐代后期宦官专权，代宗广德元年（公元７６３年）宦官鱼朝恩总典禁兵，于是北卫的神策军掌握京师的警卫和司法权力。当时“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掩置狱中，忍害拷讯，录其家产尽没之”（《册府元龟》卷六二八《环卫部·虐害》“刘希暹”条）。文宗太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发生甘露之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过去因藩镇刺杀宰相武元衡而从内库发给左右街使的武器，“至是悉罢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全部归还内库①。从此左右街使失去精良武器，长安城内警卫司法之权全由神策军主管。文宗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京师发生宦官仇士良谋刺宰相李石事件，李石受微伤，没有被刺杀，于是“命神策军遣兵防卫，敕中外捕盗甚急，竟无所获”（《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唐代末年在左右街使失势的情况下，开始设置左右军巡使及其官署左右军巡院，作为“捉获劫贼”的衙门，实际掌管长安的治安和警卫。五代后梁在京师设置左右军巡使主管警卫和治安，就是沿用唐末的这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