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封闭市换新行市和新街市的改革

原有旧的封闭式的“市”的被淘汰，当在北宋中期。东京的里城原有东西两市，新建的外城未见有封闭式“市”的设置。东京的东西两市，在太祖的建隆、开宝年间，真宗的景德年间，还见于记载，用作行刑的场所①。在古代偏重记载政治事件和政治历史的史书中，很少讲到“市”上交易情况；述及“市”的往往用作刑场。这不仅是宋代，宋以前讲政治历史的史书中已多如此，因此我们不能依据这些记载来判断封闭式“市”的消失时间。《东京梦华录》记载，出里城梁门，经梁门大街以西的西大街，“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不知何时把“刑人之所”迁到外城西大街的瓮市子的。东京里城东西两市的消失，当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口的新“行市”兴起和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都城中众多居民日用商品的供应以后。这样原有旧的封闭式“市”中的“行市”就根本不起作用，因而不得不自然淘汰。这中间应该有一个逐渐新陈代谢的过程②。

北宋东京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到南宋临安继续有进一步的发展。临安原是北宋的杭州，杭州在北宋时早已发生了变化，沙河塘一带已较繁华，但是人口密度还不高，“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带也是“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周?《清波杂志》卷三）。南宋定都临安，人口急剧增长，新兴的沿河近桥和城门外的“行”“市”就有进一步扩展。临安许多新兴的“行”“市”，依然是在沿河近桥的空地上兴起的，如同东京从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一样。《都城纪胜》“市井”条，讲到“路歧人”（街头艺人）在街头“作场”的情况，最后说到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说明这些“市”的所在，正是街市的空隙地段，而且都在沿岸近桥、交通便利之处。肉市在大瓦子，靠近西河（清湖河）的三桥；药市在炭桥，就是小河（市河）的芳润桥；书房在橘园亭，靠近大河（盐桥运河）的油蜡桥；菜市在城东东青门外的菜市桥、坝子桥以及崇新门外南土门市；米市在西北余杭门外黑桥头以及市镇湖州市等。

南宋临安新兴的行市，运输量比较大的，大体上都设在城门外沿河近桥地段。除米市、菜市外，柴市设在东南候潮门外柴市桥，布市设在东南便门外横河头，鲜鱼行设在东南候潮门外和城东东青门外坝子桥，鱼行设在余杭门外水冰桥，鲞团设在便门外浑水闸头，蟹行设在崇新门外蔡湖桥。运输量比较小或需要加工的市，大体上都设在城内沿河近桥地段，除肉市、药市、书房外，花市及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在御街中段官巷，珠子行在御街中段融和坊到市西坊，生帛市在大河北段盐桥，柑子团在御街中段后市街，青果团在候潮门内大街。有些行市既有发售的许多商铺，又有加工制作的作坊。如肉市的两街都是“屠宰之家”，花市也有制作各色装饰用花朵的“花作”，药市也该有制作熟药丸散和生药饮片的作坊，书房更有雕版印刷的作坊。临安城中原有的封闭式市区早已消失，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市西坊“今为市曹”（《咸淳临安志》卷一九）。此地可能原为封闭式“市区”所在，虽已变成为“坊”，仍保留有“市曹”。(www.xing528.com)

这一重大变化，就是以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闭式的“市”，不仅发生于都城中，而且发生于所有的较大的城市中，具有普遍性。我们再以平江府（即今苏州）为例，根据范成大《吴郡志》和《平江图碑》，位于子城西北、街市中心的乐桥，东南有绣锦坊（大市），东北有干将坊（东市门）、富仁坊（鱼行桥东），西北有西市坊（铁瓶巷）、谷市桥、丝行桥，西南有馆娃坊（果子行）、和丰坊（米行）。以上除谷市桥、丝行桥见于《吴郡志》卷一七“桥梁”条以外，其余都见于卷六“坊市”条。说明南宋时期的平江府城，原有封闭式的东西两市和大市早已改变为坊，沿河近桥的新“行”“市”早已兴起，因而有米行在和丰坊，果子行在馆娃坊，并有鱼行桥、谷市桥、丝行桥、果子行桥等名称，这就是以新兴的沿河近桥“行”“市”代替了原来封闭式“市”的结果。这个变化的遗迹，虽然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图碑中，它的实际变化应该早在北宋已经完成。平江原有的东西两市及大市由于失去作用而改变为坊，这也是当时变化中的一般规律。

北宋洛阳的情况基本相同，所有的坊几乎全部沿用唐代的坊名，只有南市改为乐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为邻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为通济坊（见《元河南志》）。北市的改称为北市坊，犹如平江的西市坊以及临安的市西坊、市南坊。南市的改为通利坊，西市的改为通济坊，依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