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新影剧院，邀请旅行剧团演出，开设新升平电影院

张世一

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影剧业是很繁荣的，不仅有很多演员是从天津这块土地走上舞台而成名的，而且当时也有很多名演员在天津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由于天津影剧业的繁荣，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热心于影剧业的经营者，这里要说的张紫垣就是其中之一。

张紫垣名德薰，以字行。生于1873年，祖籍浙江绍兴。张16岁时，正值清政府搞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学堂，张紫垣遂离家到武汉投考格致学堂，在校期间他发奋学习数理化及外语等科目。毕业后，先在湖北造币厂担任技师，后被派往日本学习造币工艺。在日本时曾结识英敛之、郭宝书等人，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武汉数年，调往杭州任造币厂总办，兼管技术。1905年调天津任造币厂总办。1911年又调任北京印刷局总办，对改进当时的印刷技术做出了贡献。1915年曾率造币方面的代表团到美国参加巴拿马赛会，我国展出的银币、纪念币等获得优等奖，并购回印钞票的设备。袁世凯称帝时，曾饬令北京印刷局制作龙版钞票版，准备登基时连同纪念币同时发行。但张紫垣等人为之设计好不久，袁即倒台，此版未用上，存放仓库无人问津。迨至1937年日军侵华后，日本为掠夺我国物资，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而一时间又来不及制作钞票版，遂将存放在仓库中的这块钞票版拿出来大量印发。张紫垣这时虽早已退职在家，但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气愤，常对家人说：“当初不如烧掉，省得害中国人。”

二十年代初期，天津的电影业从影片的进口、发行到电影院都为外商所控制，中国人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光顾，但也常遭外国人的白眼。张紫垣对此常愤愤不平，他说：“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做买卖，赚中国人的钱，还瞧不起中国人，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和亲友们商量，决定开办中国人自己的电影院。

1924年在张紫垣的主持下成立了新新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资金由张承担，其他股东有王景杭（安福系骨干分子王郅隆之子）、周寅初（天津恒利金店经理）等。张为董事长，聘韦耀卿为总经理，郭宝书为法律顾问。1924年先开设天升影剧院（解放后为解放桥影院，现已拆），并在该影院屋顶举办家庭舞会，聘一位希腊人马某任经理，后因营业不佳，兑给马某自营。其后马某又开办真光电影院（今曙光影院），因该影院地处黄家花园附近，观众方便，营业甚佳。张紫垣等有鉴于此，选购现滨江道繁华地区筹建新新影剧院（解放后为新闻影院，现已改建商店）。开业后放映不少中外有名的默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国产片有《孤儿救祖记》、《空谷兰》等，外国片有《淘金记》、《黑奴吁天录》等。

新新影院的开业无疑给外商影片公司平添了一个竞争对手，于是外商影片发行公司不租给新新影院一轮影片或新片。当时外商经营的平安、光明都上映新片，而新新却租不到，只好等二、三轮，这样观众就少多了。于是新新在租不到新片时就上演京剧或歌舞等。张紫垣和梨园人士颇多交往，尤其与天津名角孙菊仙过往甚密，所以约角并不困难。新新影剧院曾上演过章遏云、朱素云合演的《得意缘》，新艳秋的《红拂传》，此外，周瑞安、侯喜瑞、高庆奎、郝寿臣等也都先后在此演出过拿手好戏。以北京奎德坤剧社（河北梆子）在这里演出的时间较长，该社所排练的新剧目颇受观众欢迎，除河北梆子传统剧目外，“九一八”事变后也演出一些如《战地之花》一类的宣传爱国思想的好戏。奎德社主要演员有张蕴馨、秦凤云、李桂云、马艳秋、宁小楼等。进入三十年代后有声电影问世，新新影剧院主要上演过美国福克斯及雷电华公司的影片，其中有秀兰·邓波的《小将军》、《小孤女》，国产片有《啼笑姻缘》等。

1926——1928年间，张紫垣派人在北京开设了中天电影院（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经理是张之侄子张钟生。该院除上演电影外，也兼演京剧，黄桂秋剧团经常在这里演出。上海梅花歌舞团也在这里演出过歌舞、杂技。

为了扩大营业，1930年新新股份有限公司欲在英租界开设一家豪华电影院，于是与英籍印度人泰莱悌签订合同，在海河边兴建了蛱蝶影院（今大光明影院）。该影院内装修由张的长子与次子负责，其他建筑由泰莱悌出资兴建。张的两个儿子参考了国外的资料，将该影院装饰得非常华丽。1931年影院开业，那时新新公司有三部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出产的放映机，声光效果均好，开业用这三部机子首次放映的新片是《爵士歌王》，兴旺了一段时间，以后因票价昂贵，地点偏僻，加之外商影院的排挤，营业额大为下降。有一段时间约请程艳秋剧团来此演出，但上座率仍不理想。

与此同时，张紫垣准备在北京东城的帅府园购地建一座新型的电影院，但因协和医院以医院附近不准建电影院为由，阻止建房。于是张将此事呈诉法院，但终以失败而结束。为打这场官司，张以珍藏书画为抵押，结果全部赔了进去。

至1934年左右，蛱蝶影院赔累不堪，拖欠债务逾期半年，于是泰莱悌擅自作主将影院设备抵押，使营业无法进行。新新公司见此，对泰莱悌提出了起诉。但因泰是英国人，而中国政府又没有治外法权，因此此案必须得交英租界当局处理，而最后审判还得去英国。为此，新新公司请了一名美国律师为其打官司，但又不能与英国人直接交涉，结果上告败诉。后来泰莱悌将蛱蝶影院租给了下野军阀吴光新之子经营，不久也因生意不佳而歇业。于是泰莱悌自己经营，这时影院已改名为大光明。

新新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设的中天影院，开业以来营业尚佳，但自“九一八”之后，日、朝浪人在华北各地挑衅滋事，娱乐场所更是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天影院被迫让予亲日份子经营。天津的新新影院在营业不振的情况下，邀请中国旅行剧团来院演出话剧。该团主要演员除唐槐秋、唐若菁父女外，还有戴涯、陶金、章曼萍、姜明等人。上演剧目有《雷雨》、《日出》、《茶花女》、《天罗地网》等。以后又有天津的鹦鹉剧团在此演出，当时谢添是该团主要演员。然而，尽管新新影院用尽种种招法，经理韦耀卿费尽苦心，在当时百业凋零的经济状况下，经营仍是业不抵债。面对这种情况，新新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已，终于在1935年冬以宣告破产而结束。(www.xing528.com)

1935年张紫垣之子张钰如在石家庄开设新升平电影院，这是当地第一家有声电影院，开业后受到观众欢迎，营业极佳。这时张紫垣之次子张培世因北平的中天电影院倒闭，遂组织影院职工携带两部放映机分别到河北、河南各地租当地影院放映电影，营业尚有盈余。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长子在石家庄的新升平影院关闭，次子的两支放映队也与天津失去了联系。从此，张氏父子脱离了影剧业。以后石家庄及外地的放映事宜由马介人、焦作钧自行经营，与张紫垣无关系了。

1928年至1934年间，张紫垣经常与熊希龄、朱庆澜及天津工商界一些著名人士举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他曾连任多届天津的江苏同乡会董事，为来津的江苏同乡解决了不少困难，后来又积极参予筹办广仁堂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熊希龄等人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张紫垣作为社会贤达也积极响应。在长城抗战中，张紫垣不顾自己患有风湿宿疾，自告奋勇，充当了后防医院院长，亲带救护队赴喜峰口、张家口接收负伤抗日将士到天津治疗。

天津沦陷后，伪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王竹林曾多次到张家中劝说张出任伪职，张以年老多病而坚辞。他为躲开这些人的“好心劝说”，不得不从自己在日租界一所较大的住宅搬到英租界一所较小的住宅去住，并从此闭门谢客，不与敌伪人员往来。

张紫垣大半生从事技术行政工作，虽有积蓄，但都为经营影剧院而赔出去了，晚年生活全靠其子供养。其长子1938年由石家庄辗转回到天津，曾租赁南市燕乐剧场放映电影，但开业不久，就受到南市流氓的骚扰，终以赔钱而倒闭。张紫垣拒不出任伪职，可以说晚节不亏。张紫垣于1951年病逝。

「吊钱儿」的传说

我国民俗大多都有迷信色彩，但其本质，不过都是老百姓盼望丰衣足食、家业兴旺而已，因此，留传下很多求吉利的习俗。此外，还有一些避凶民俗，贴挂签就是其一。

它是从神话传说姜子牙斩将封神中繁衍发展流传下来的。姜子牙封完诸神后，剩下他的老伴没着落，想到老妻与自己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就封她为穷神。今后去到哪家，就使哪家败落受穷，叫他们也尝尝受穷的滋味儿。但转又一想：不好。若去了为富不仁者家里，使他们受穷应该，若是去了穷人家，岂不坑害了穷苦好人！更回想自己穷困卖面时，先被马蹄把面簸箩踢翻，再被大风卷飞时的苦况，于是思虑再三，又附加了一条限制款项，即“见破不入”。也就是说，只能进那些门口华丽堂皇、前后侍卫、出入小卧车（姜子牙当然知道历史的发展）的人家；若是门口已经破败，就不准穷神进入了。

人们为了避免穷神降临，于是就把破烂纸条挂在门窗上，表示破败，骗阻穷神进入，这就是“挂签儿”的缘起。后来，觉得挂破烂签儿不雅，于是用整纸剪成整齐的穗子成流苏状，贴在门窗上。再后，又改用五彩纸，剪得更加细致；逐渐变成今天用大红薄绵纸，刻上各种花纹和吉祥语等花样。“挂签儿”也就渐渐转移成了“吊钱儿”。

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