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压缩式产业转型的内涵
压缩的产业环境和治理方式是思考“中国式”发展转型的基本脉络，也是驱动城市产业转型的根本动力。基于此，我们将中国大量传统制造业城市（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产业转型过程定义为“压缩式产业转型”，其内涵具体可以界定为：在城市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境中，政府主动、超前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克服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加速城市新旧动能的转化过程，使转型过程在时间维度上呈现被压缩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转型进程被压缩的同时，往往也将伴生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空间现象，但是由于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压缩式产业转型有可能跨越新旧动能交接过程中的经济衰退，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既有矛盾。与此同时，更为激烈的转型状态也将快速解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中人口—土地—产业的同步增长耦合关系，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冲突。
2）特征表现：产—人—地关系的加速脱耦
（1）经济：增长减速而非骤然衰退。不同于西方国家许多城市经历的“先衰退而后复苏”的经验，中国城市的压缩式产业转型虽然会导致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但经济总量上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可观的增长。在政府的主动干预之下，转型开始的时点往往超前于市场作用下的经济拐点，始于传统经济动力尚未完全丧失的中高速增长状态，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较好，且保留一定的增长惯性。受政府的调控作用影响，经济新旧动能的转化过程虽然将更加剧烈，但是由于衰退效应和增长效应在短期内同步叠加，形成此消彼长的对冲，经济增长总量上反而显得总体比较平稳（图1-2）。当然，受制于城市的发展基础和政府的治理水平，不同城市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现象亦不尽相同。理想状态下，政府可以通过治理力度和方式的动态调整来及时调控产业转型的节奏，构建政府干预与市场需求相互契合的良性互动关系，保证经济实现中速稳定的增长，避免城市显著衰退并最终实现城市发展的“精明转型”。
图1-2 不同情景中的两种经济转型发展模式(www.xing528.com)
（2）人口：结构调整替代总量增长。压缩式产业转型的过程将带来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与结构的剧烈变化，珠三角、长三角那些以异地城镇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则尤为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的工业城市大多呈现以就业供给为牵引、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异地城镇化特征，人口的流动性非常显著。近年来在政府强力的调控之下，部分不符合生产要求的传统企业被关停，有成长条件的企业加快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转变，低端就业容量被迅速挤压，相对应的流动人口（即使部分已为城市常住人口）将出现明显的流失。不过，压缩式产业转型并不意味着城市对外来人口吸引力的彻底丧失，也并不必然会开启长周期的人口收缩过程，而更多地反映为伴随就业结构变化的人口素质结构调整过程。在人口—产业的新关系建构中，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对人口数量的依赖将明显下降，而对人口质量的依赖性将显著提升，亦即从利用人口数量红利向利用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间呈现减量式脱耦（图1-3），也就是意味着城市将有可能以人口规模的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
图1-3 不同情景中人口规模与产业规模的耦合关系
（3）用地：存量约束下的增长依赖。相较于经济、人口不同程度的降速趋势，城市用地在这一阶段反而将呈现出更高的增长诉求。压缩式产业转型不仅是一个经济调控过程，也是政府引导产业空间重新集聚扩容、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矛盾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存量土地再开发涉及产权交易等相对复杂的博弈过程，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速度往往滞后于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布局增量空间以腾挪存量企业，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化解之前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遗留的功能混杂、空间破碎化等历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新增用地的需求也依然迫切，倾向于以土地增量来支撑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导致新增用地的高效使用与存量用地的低效闲置现象并存。土地绩效的提升将显著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出现土地产出绩效阶段性的下降。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间呈现增量式脱耦（图1-4），亦即经济增长依赖于更大规模的用地增长过程。规避存量约束的“新”增长路径为产业的快速转型提供了支撑，但也加剧了人—地关系、产—地关系的离散化趋势。
图1-4 不同情景中用地规模与产业规模的耦合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