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对大学生创业影响

1.经济责任

经济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石。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可以从效率和非效率两种视角去看。企业生存于技术和制度两种不同的环境之中，二者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技术环境的影响下，效率好的企业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并保持较好的可持续经营发展。因此，从技术环境出发的效率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包含了销售收入、净利润等经济指标，也就是企业的经济责任，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核心、最基础的层面，没有经济责任作为基石，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金字塔便只能是空中楼阁。

2.法律责任

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做出表率，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承兑保修允诺。带动企业的雇员、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3.伦理责任

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企业应努力使社会不遭受自己的运营活动、产品及服务的消极影响。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绿色企业，增大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定尽职尽责。

4.慈善责任

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的最直接利益，也直接决定着社会安定与否，和谐与否。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这就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本，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为发展社会事业，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支援社区教育、支持健康、人文关怀、文化与艺术、城市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帮助社区改善公共环境，自愿为社区工作。

“幸福9号”的居家养老事业

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农村的王振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为了生存，他曾在砖厂拉砖、给人擦皮鞋、为了保住在一家工厂做饭的差事，他还曾自费给所有员工洗衣服、擦皮鞋。他的弟弟王磊初中毕业，在街上摆过摊，在理发店做过小工、美发师。就是这样一对名不见经传的80后兄弟在从事医疗器械和保健品销售9年后于2014年3月开始了二次创业：他们创办的“幸福9号”电子商城在开业首日即实现销售额1500万元。此前，京东商城上线第一年营业额为700多万元，淘宝上线第一年营业额为2700万元。

但是高额销售业绩并不是两兄弟的创业目标。他们的梦想是通过构建专属老人消费的电子商城和大数据平台，用商业利润来反哺线下居家养老事业，让更多人能够在“幸福9号”老人乐园安度晚年，从而打造全球孝养老人最多的机构。

作为“幸福9号”总舵手、比王磊大两岁的唯创总裁王振也不再是当年在砖厂孤独拉砖、沉默寡言的青年，31岁的他立志成为“中国商界的曼德拉”。“人越不为自己，他的价值越高”，王振说。“这一代里伟大的企业家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构建新的商业模式，传递公平和公正”，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互联网的改造已经进入了诸多基础服务领域，比如医疗、金融、教育。这些领域就要求你的商业模式承担更多的社会价值，这也是中国在转型期面对的一个新机遇。

在王振的眼里，企业家是孤独的。他们必须是乐观主义者并且善于从全局思考，特别是当别人不相信你能成功的时候。

自2005年开设第一个门店经营医疗器械和保健品开始，两兄弟就表现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不管上班多忙，他们下班回家都要学习医疗保健的专业知识，相互考试，此外，还要抽出时间读《论语》、看《道德经》。

“《论语》讲如何做人做事，《道德经》让人滋养正气，有了正气，有了方法，再加上勤奋和坚持，就一定会能做出成绩。”王磊说。而直到今天，哥哥王振还都会坚持在睡觉前把一天发生的事情想一遍，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妥。(www.xing528.com)

目前，“幸福9号”已在石家庄、徐州、东营、聊城和上海等地开设了老人乐园店，拥有170万老年会员。在从保健品销售向养老产业转型之初，很多人都觉得两兄弟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是今天，哥儿俩不仅组建了极具竞争力的团队，而且正在和各类消费品厂商合作，快速推进老年智能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开发。不久前，德国《南德意志报》记者对“幸福9号”老人乐园进行了采访，希望能够帮助德国在现有公共养老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互助养老模式。

每每遇到困难，王振说他的心中都有一个声音在打气：“我们要为使命而战，让天下老人享受幸福”。他相信，“幸福9号”的未来一定是由技术驱动的公司，用互联网技术重塑养老服务。

在SinoFund资本管理机构管理合伙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副秘书长元志中看来，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出现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轨迹中看出端倪。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宿主，环境容量有限、资源稀缺，所以人们开始提倡环保。环保主义与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活动的共振、再加上美国社会的反越战行动，推动以美国为主的工商企业开始强调社会责任，并逐步使社会责任贯穿于从产品设计、制造工艺、原材料获得乃至生产加工销售涉及的各个环节。

这些人对从事理财服务的基金公司提出要求，比如说要求他们把钱投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业企业里。基金经理作为股东代表又进入董事会，并要求企业不得把产品卖给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否则就抛售股票，要求不能投资军火商，要求生产过程、产品设计和原材料不能破坏环境，要求不能用童工，要求妇女同工同酬等，乃至后来发展出一系列的社会责任指标，使社会责任得以在商业行为的全链条中被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责任意识普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实是当时的有钱人。”元志中说。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推动力。首先，从富裕阶层来说，除了借力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依靠工程、矿业、房地产迅速发财致富的群体外，中国还有两类在改革开放后接受了完整教育，甚至在西方留过学的富裕群体。一类年纪轻，属于互联网新时代的创业者，比如马云、马化腾、雷军以及他们身边的一批人，有着改变世界的愿望。还有一类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恢复高考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有文化、有社会情怀，总是希望能回报社会，让人生更精彩，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会带动中产阶层，比如都市白领和新一代青年，去承担社会责任。“既然大家基本上都衣食无忧了，那就自然会展现出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他说。

不过，从文化驱动角度来说，社会责任其实并非西方文化的专利。元志中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义利之辩，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的通识教育，教人去关照身边的人。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对环境和自然的呵护。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太穷了，生存压力太大了，好的文化传统断掉了。现在中华传统文化在复兴，越来越多的人会找到自己的民族自信，会希望有自己的担当。”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动的激励下，中国的日均新增注册企业达到了1.1万户，创业者中既有“80后”“90后”，也有寻求二次创业的人士。

面对这股创业潮，既是投资人又是创业者的宜信创始人唐宁说，很多人习惯于从经济上来分析创业驱动力，其实最终的驱动力还是要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和自己内心的真伪”。“企业家们每天面对的挑战够多了，如果早晨起来觉得这一天非常有意义，你就会很积极、很正面地为周围的人和事带来一些改变。当企业发展遇到是该追求短线利益还是长线利益的选择时，如果大家志同道合，有共同的理想和默契，那再艰难的旅途也是愉悦的。”唐宁说。

十多年前还在做投资经理时，元志中每年会收到近1000个项目申请，而真正投资的项目只有三四个。他说，一般来说，投资人判断项目能否成功一般要看三个方面：目标、创新性和行动力。

“创新性保证了差异化和新颖，行动力确保创业者能做事会做事，”元志中说，“但是如果目标越高远，越关心社会共同问题，在创业中遇到具体困难时，创业者就越容易承受物质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压力。我们发现，支持创业者渡过难关的那叶扁舟往往都是他满怀社会理想的那颗初心。”

思考与讨论

大学生创业是否可以选择与老年人行业有关的项目？如果可以，你会选择做什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