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辽朝劲敌、割据势力消灭，宋朝统一华夏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鋹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①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不让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②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www.xing528.com)

③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①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②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③“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