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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大学教学与探究的协同推动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理科教师中,也同样具备教学与探究相结合的素质,比如费鸿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其教学行为能力得到了不断发展。他的这一做法,使得物理、化学等系的教员群起仿效,为搞好教学与开展学术研究开了好头[15],有效地促进了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

中国近代大学教学与探究的协同推动

在发展科学职能彰显后,学术研究活动不断丰富,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探究能力也不断迁移到教学中去。表现为大学教师能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把新的知识应用到知识的传递中去,为培养人才注入新的元素;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教学结合起来,把教学和研究联合起来。在这一时期,大学教师教学能力融合了探究的素质,并因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而提高。

启发式教学方法广泛使用。在中国近代大学出现发展科学职能后,相关制度对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没有培养人才为主要职能时期严格,大学教师对自己所教授的课程进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大学教师各自决定所授学科的教学方法,他们在这一时期,大量使用启发、探究等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邵循正先生教中国近代史,只讲到义和团,据说解放前邵先生讲清史,满族入不了关课程就结束了。”但这种漫谈式的教学方法,能带动学生去“经常阅读各门课有关的学术论著,翻捡一些基本史籍,尤其是不断写读书报告,所以学生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当可观”[11]。这也体现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相结合的思想。还如,茅以升1926在北洋大学任教时“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并精心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如学生提出课程中的问题,老师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深受学生欢迎”[12]。这种教学方法的改进,使得教学效果明显,收到很好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和掌握。因此“茅以升讲课,学生从不缺席,往往有已听过课的上一级学生,再次来听茅以升的课,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13]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因学术研究的要求,教师这时候不仅仅只是上课,不仅仅是把课教好,还要在知识传递的同时把相关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就带动了他们在教学同时也要围绕教学开展学术研究。比如,王国维先生讲授《说文》时,“用的例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14]。在理科教师中,也同样具备教学与探究相结合的素质,比如费鸿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其教学行为能力得到了不断发展。刚任教该校时候,他夹着皮包到校上课、一到下课时间就走,后来,随着教学实践的发展,并因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他在校内划出小房间用以接待学生,课后认真解答学生的问题,又在中国首次设立植物标本室,添置图书仪器,为教师实验、研究、讨论问题提供条件。他的这一做法,使得物理、化学等系的教员群起仿效,为搞好教学与开展学术研究开了好头[15],有效地促进了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

逐渐形成以教学带动研究的能力。通过寻求解决教学中出现问题的方式,来推动教学中研究能力的发展。比如王亚南先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同学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奇怪的问题,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很难解答的,每隔几周,王亚南先生都要在一个特大的教室中解答这些问题,他不但指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这些问题错误在哪里,而且最后还要指明,提问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什么错误”[16]。这种解答式的教学行为,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知识,并且促使教师去发现问题,去探究问题的症结,推动了教师进行学术研究。

以学术研究的发展来带动教学能力的发展还表现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融合进研究的实例,以研究的成果来例证教学内容。比如,丁文江讲课使用地质学研究的实例,尤其是我国实际材料,以及他自己在许多实地工作中见到的地质现象,来进行教学分析,有自己的看法,讲得非常生动,且具吸引力,不但能为学生学习地质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能启发同学如何进行思考及分析问题[17]。此外,学术研究的开展,使得大学教师在准备课程内容上,也丰富了探究的能力,用事实的材料,详实、丰富的内容来推进教学的进度。如张奚若讲课时,“博学深思,授课也材料最多,因而参考书一大堆”[18]。钱穆每次上课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19]。教师在课堂教学行为的背后,蕴藏着大量的研究行为,学术研究为丰富教学提供了源泉。具备这样的教学能力,是和他们对各自学科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www.xing528.com)

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引入课程内容,或者是把新的研究转换成一门新的学科知识或教材。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化学热力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张子高就把它引入国内,传授给学生。还比如胡经甫在燕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时,在为教学编写的讲义中,广泛结合当时最新的学术成果,做到了取材新颖、内容充实,很受学生欢迎。他写的《无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实验》等,均被视为当时国内优秀的大学教材。再如,钱崇澍1923年与邹秉文、胡先骕根据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该教材内容新颖,改正了旧教科书中不科学的名称,如将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20]。曾昭抡也强调教材要反映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他亲自编写讲义,把一些最新动态和成果加进去,介绍给学生。这些行为,都是他们结合学术研究成果而形成的新教学能力的表现。

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不断发展。比如,吴耕民在东南大学园艺系任教时,未学过花卉学,但为了讲授此课,他便于1921年向法国费赫莫汉(Vilmorin)种苗公司购进该公司全套草本和木本花卉种子,按培育说明,精心地播种栽培,亲自管理,经观察调查后,取得实际的种植实验结果,于1923年开设“花卉园艺”课,并编写了讲义。此外,吴耕民通过研究,用他所编著的蔬菜园艺教材替换了美国学者汉考克(Hencock)在金陵大学农科兼课时所讲授的蔬菜园艺讲义[21],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内容,使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因此,在发展科学职能出现以后,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教学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术研究活动直接带动了教师教学能力中出现了探究的素质,并且他们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发展,能够更好地融合进学术研究的结果,能够把教学和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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