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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交通的进步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证。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

中国大历史:交通的进步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现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秦始皇陵出土二号铜车马复原图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两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用二十人,殷时称胡奴车,用十人,周时称为辎辇,用十五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做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时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时候,只是现在所谓独木舟。《易经·系辞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进,乃知集版以为舟。《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经》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虚。”又引《注》云:“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案方、旁、比、并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为方,正因其比木为之之故。此即后世的舫字。能聚集许多木版,以成一舟,其进步就容易了。

渡水之法,大抵狭小的水,可以乘其浅落时架桥。桥亦以木为之。即《孟子》所说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离娄下篇》)。《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倚。”又说:“堤谓之梁。”《注》云:“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则后来亦用石了。较阔的水,则接连了许多船渡过去。此即《尔雅》所说的“天子造舟”,后世谓之浮桥。亦有用船渡过去的,则《诗经》所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观《礼记·祭义》,谓孝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可见。

航行的技术,南方是胜于北方的。观《左氏》所载,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为自水路运输,此外泛舟之事极少。南方则吴楚屡有水战,而哀公十年,吴徐承且率舟师自海道伐齐。可见不但内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经开始了。《禹贡》九州贡路,都有水道。《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

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证。古书不甚见骑马之事。后人因谓古人不骑马,只用以驾车。《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说,以为是骑马之渐。这是错误的。古书所以不甚见骑马,(一)因其所载多贵族之事,贵族多是乘车的。(二)则因其时的交通,仅及于平地。《日知录》说:“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总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广,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车自不如乘马之便。骑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动的,虽然能阻碍人,使其不得过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却可以帮你活动,节省你的劳力。山却不然,会多费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后世,水路的交通,远较陆路交通为发达。长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黄河流域之后,后来却反超过其上,即由于此。唐朝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可以见其盛况了。《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明朝郑和航海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共有六十二只。可以见其规模的弘大了。

因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一千里以下的运河,几乎数不着他。中国的大川,都是自西向东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觉得不便。大运河的开凿,多以弥补这阙憾为目的。《左氏》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运河。《史记·河渠书》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遗迹,虽不可悉考,然其性质,则极似现在的贾鲁河,乃是所以沟通河淮两流域的。至后汉明帝时:则有从荥阳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当时的富力,多在山东,所以急图东方运输的便利。南北朝以后,富力集中于江淮,则运输之路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两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运河。唐朝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门之险,乃陆运以入于谓。宋朝建都汴京,有东西南北四河。东河通江淮(亦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称外河。现在的惠民河,是其遗迹)。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大。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都自此入汴京。岭表的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的货,有从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剑门,和四川的货,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说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动脉,运河连接之功,亦不可没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异。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现在的大运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见第十一章。唐咸通时,用兵交阯、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阯。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是为国家由海道运粮之始。元、明、清三代,虽有运河,仍与海运并行。海运所费,且较河运为省。近代轮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运输,亦是很盛的。就到现在,南如宁波,北如营口帆船来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虽极发达,陆路的交通,却是颇为腐败的。《日知录》说当时的情形:“涂潦遍于郊关,汗秽钟于辇毂。”(《街道》条)又说:“古者列树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树》条)“《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藉以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境,能望如赵充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桥梁》条)观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后为甚。其原因,实与建筑之颓败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与顾氏所谓“涂潦遍于郊关,汗秽钟于辇毂”,如出一辙的。(www.xing528.com)

全国除新开的商埠外,街道比较整齐宽阔的,没有几处。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较多,亦无不崎岖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偏于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坏,交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子·齐俗训》《淮南子·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檋与桥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轝之字,《左氏》作梮(按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輂,《说文》:“輂,大车驾马也。”案《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赵注》云:“蘽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蘽梩,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輂,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輂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逾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的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皇都积胜图》(局部)

描绘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象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

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

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寖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

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展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诵他,有人咒诅他,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

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一)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着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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