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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观念探索:从《文心雕龙》到儒家思想的学习型创新影响

时间:2023-09-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持的就是学习型创新观念。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刘勰的创新观念是学习型创新观念。一味创新和一味沿袭都是极端表现。所谓“似”,也就是要学习前人,有继承的一面;所谓“我”,也就要有创新,妙在“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之间,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二千多年来,孔子儒家及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同样地,孔子主张的学习型创新思想对后世文化包括文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创新观念探索:从《文心雕龙》到儒家思想的学习型创新影响

孔子认为,人有所谓“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是指六个方面的弊病,这些弊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好学”。孔子的创新理念是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即所谓“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要传承,自然要学习,学习不好自然有诸多“蔽”。我们把孔子的创新观念概括为“学习型创新”。由于孔子儒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学习型创新”的观念对后世文论的影响也很大。

我们可以举几个代表性事例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持的就是学习型创新观念。一方面刘勰很注重创新,如《文心雕龙·序志》所说,刘勰的人生志向是弘扬儒家思想,而弘扬儒家思想最好的途径就是“注经”,但前代大儒马融、郑玄辈在这方面已做了很精深的工作:“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刘勰转而论文,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文论里程碑式的巨著《文心雕龙》。刘勰当初的选择就是研究角度、思维角度的创新。另一方面,刘勰强调学习的重要,所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文心雕龙·体性》)尤其注重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传承,认为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以指导后世作者走向文学正道,所谓“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刘勰的创新观念是学习型创新观念。

清人顾炎武、叶燮等人也很重视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3]

顾炎武认为,诗歌发展变化是必然的,是一种“势”,是“不得不变”的,所以反对模仿。同时,诗文又有沿袭继承的方面。诗文的发展实际上就要沿袭继承和创新变化之间掌握一定的度。一味创新和一味沿袭都是极端表现。李白、杜甫的诗歌与其他诗人相比,之所以独高一代,就是因为他们的诗歌有沿袭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即又有“似”又有“我”。所谓“似”,也就是要学习前人,有继承的一面;所谓“我”,也就要有创新,妙在“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之间,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www.xing528.com)

叶燮《原诗》也主张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叶燮认为,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万事万物的气运变化的规律是“递变迁以相禅”,“变迁”是创新发展,“相禅”是继承延续,“变迁以相禅”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理,也是势,无事无物不是这样。诗歌的发展也不脱这个基本规律。叶燮以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拿《三百篇》来说,“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4]“正”与“变”就是传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往后看,汉苏李、《十九首》与《三百首》之间是“因”与“创”的关系:“皆因乎《三百篇》者也”;又“实苏李创之也”。“因”与“创”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建安、黄初年间的诗与苏李及《十九首》之间,是“因”与“创”的关系:“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又有创新和发展的地方:“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5]从《三百篇》下至苏李、建安、黄初、到晋、到六朝、历梁、陈、隋以迄唐,经宋、元、明,诗歌的发展史是在“正”与“变”“因”与“创”的关系中延续发展:

《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淡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绘,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其间键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自是南宋、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6]

“因”即继承,“创”即创新。二千多年来,孔子儒家及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同样地,孔子主张的学习型创新思想对后世文化包括文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近现代以来,人们每当说起创新,以为是横空出世、开天辟地出来一样新东西,是对一切前人思想成果推倒重来,这是没有哲理依据的,因而也多走不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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