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英[1]
摘 要：张宗祥天生是个乐观开朗的人，晚年手不释卷地抄校古籍，有人据此认为他只是个“抄书匠”，他能够当上西泠印社社长，只是因他1956年率先提出恢复西泠印社而已，这显然是对张宗祥先生缺乏了解。张宗祥是修养深湛的国学大师，书法、文史、经学、诗词、校勘等是他的强项，同时，他又是戏剧家，有专著《中国戏曲琐谈》行世。
关键词：张宗祥；西泠印社；艺术
晚年的张宗祥，从照片上看，总是笑容满面，灿若莲花，与其号“冷僧”相去甚远。
张宗祥曾著有散文笑话集《骑狗录》，自言“举所闻所见所亲历，诙谐可笑者笔之”，其幽默搞笑才能非同一般。如《打人人打》篇记载，傅增湘对他说：“冷僧，尔上改一姓则被人打，下改一字则打人。”因其上改姓是“章宗祥”，下改名是“张宗昌”，张宗祥自嘲其是“处于打与不打之间”。“被打者”章宗祥乃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因巴黎和会上对西方不平等条约应对无策，引发五四运动抗议浪潮，被学生暴打，狼狈不堪。“打人”者则是目不识丁的山东土豪军阀张宗昌。张宗祥《骑狗录》有一则描写其没文化出洋相的《张宗昌放逃兵》：“张一日获一逃兵，怒甚，即提笔欲书‘着即枪毙’四字，‘毙’字不能写，换一纸，欲书‘打二百棍’，‘棍’字又不能写。忽笑道：‘算了，放了你吧。’”活脱脱的土豪军阀形象跃然纸上。《骑狗录》中的《译白话》，叙述张宗祥与胡适见面的情景，张宗祥问胡适：“你乱七八糟要到哪里？”胡适说：“专来看你，不到哪里。”张宗祥笑说：“我是把你的姓名翻成白话而已，不是问你到哪里。”其幽默感可见一端。
从见过张宗祥的师长们所述中得知，张宗祥天生就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张先生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不论长幼，只要话题里涉着些许快乐因子，都能引发他一阵朗声大笑。”[2]韩登安先生特为他制一印“老小孩子”。
晚年的张宗祥总是口叼烟斗，手不释卷地抄校古籍，即使客人到访，仍是边抄边聊，丝毫不受影响。张宗祥《八十书怀》诗云：“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直到临终时，他还在为年弱力衰无法完成《明文海》的抄校而遗憾。在浙江美术馆曾举行“崇文载学·铁如意——张宗祥逝世50周年纪念特展”[3]，展出的张宗祥手抄本上，可见密密麻麻的小字横平竖直，齐整清晰，无论是他惯常的略带北碑风的行楷体，还是笔法单纯、书写快捷的“写经体”，通篇毫无懈笔。据说他能日书两万余字，而且可以“从中间写起，向两边延伸，或从四角写起，向中间聚拢”，行距、字距井然有序，已经神乎其技了，这种说法姑且一笑置之。不过，有人据此认为他是个“抄书匠”，能够当上西泠印社社长，只是因他1956年率先提出恢复西泠印社而已，他的声望与成就在七任社长中相对较“弱”，这显然是对张宗祥先生缺乏了解。作为综合修养深湛的国学大师，张宗祥并不“弱”，除了书法、文史、经学、诗词、校勘等是他的强项，他医术之高超也是其他诸社长所不能及的。姜亮夫先生在《阆声（张宗祥）先生门下问学散记》中记载了张宗祥为他开方治病的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浙江省府，共同参加一个什么学术讨论会，我就坐在他的侧边。他看看我，看看我签到的名字，他说：“你就是姜某人？”我说：“是的，先生，我还没有请教。”他说：“我是张某人。”我说：“我读过你不少书。”他说，他是“抄书”的，不是著书的，这当然是谦虚之词。会后，他对我说：“我看你的气色不大好，从气色来看，恐怕病根很深。”今日初次见面，我又没给他把过脉，也没同他谈起我过去的病情，而他一见面的几句话，却是我病况的总结……他说：“我跟你说一句话，要想办件大事，‘财政部’要捐钱，‘财政部’不捐钱，你再有本事也没法子，你恐怕是‘财政部’出了问题！”我当时不懂“财政部”指的是什么东西，便笑问他：“先生，你说‘财政部’三个字，我还是似懂非懂的。”他大笑说：“你呀！你大概读儒家的经书读得太多了，别人说的平常话反而不懂，是不是？”我窘迫得无以对，他便说：“我是说你的胃不行，你吃得很少，事情很多，那就是你的财政空虚，‘财政部’不健全，支出很多，你身体有这样大的本钱供支出吗？”[4]
这段极其生动的描述，让我们见到张宗祥风趣、谦和的“老中医”形象。
据《冷僧自编年谱》载，张宗祥幼时体弱多病，右足跛，不能行，“父母日夜忧惧，谋将来学画学医，庶可坐食”。张宗祥从小熟读《本草纲目》，中年有医药专著《医药浅说》《本草简要方》《神农本草经新疏》等。《冷僧自编年谱》又载他68岁“来沪后，即思行医，自食其力”。因此，他的高超医术源于其自幼及长的潜心研习，绝非一时之兴。他能为姜亮夫、孙晓泉、陈左夫、秦康祥之子、陆维钊之女、浙江图书馆老同事等等治好病，就不奇怪了。
张宗祥又为戏剧家，有专著《中国戏曲琐谈》行世。他专为浙江昆剧团改编了剧本《浣纱记》（写西施故事），还编著《荆州记》（写关羽之死）、《卓文君》（写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马二先生》（纪念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平飓母》（神话科学剧）等剧本。张宗祥参与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公演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力称赞，被田汉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的春天来了”。
张宗祥还是金石书画鉴定家，曾被特聘为故宫博物院名誉委员。据载，凡雅集聚会时，只要张宗祥在场，书画均请他鉴别，他过目立判，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等皆侍立一旁，唯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沙孟海说：“阆公（张宗祥）赏鉴书画，一瞥即能审定其真伪，以生平经眼既多，对古书画的气韵、墨色、纸张、装裱，触手即知，固不必验其题识、印章，而后才能品第也。”[5]
张宗祥在民国为官40年，经历过“木瓜之役”[6]，组织过反腐治赌，还以官员身份与洋人周旋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最后一个“官”是西泠印社社长。长期的官宦生涯，使他有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政治洞察力，1956年他率先在浙江省人代会上提出恢复西泠印社议案，与政府欲振兴文化之意不谋而合，立刻得到大力支持，为西泠印社的恢复立下首屈一功。西泠印社社长是他一生中最具学术声望与艺术分量的“官”了，可谓功德圆满！(www.xing528.com)
当然，张宗祥赖以成名的还是他杰出的书法艺术和经史学问。据《冷僧自编年谱》载，其少时即广读经史之著，如《尔雅》《诗经》《易经》《礼记》《国语》《战国策》等。书法从外祖父沈韵楼发蒙，初习颜真卿诸法帖；22岁得明拓肃府本《淳化阁帖》，始习行草；31岁改学李北海，自《李思训》入手，复临《云麾将军》6年，《法华寺》《麓山寺》一二年；又临六朝方笔之碑及汉隶四五年，后杂临各家，至唐而止。张宗祥书法能融合李北海、董其昌之长，以董之灵秀化解李之硬拙，又以李之豪俊摒董之敝弱。从笔迹看，张宗祥作书在线条的起讫、转折处多现北碑的顿挫、方折，在字间、行间则现南帖的秀逸、流转，张宗祥书法可以说是取北碑的线条骨力与南帖的章法气息，碑帖结合自然天成。当今书写者多喜标榜“融通”，以“碑帖结合”为时髦，实际上张宗祥、陆维钊等大师早已践行，只是未像当下某些书家那样大张其事罢了。从“张宗祥逝世50周年纪念特展”展出的作品来看，他早年作品中尚有较纯粹的章草、魏碑、写经体等，至晚年其“碑为用，帖为体”的张氏风格日渐成型，炉火纯青。从书写内容看，他早年喜取经学章句作对联，晚年则多书毛泽东诗词，好作全诗整幅。其书风与内容取舍的演变，显现了时代的深深烙印。
张宗祥先生的书论著作以《书学源流论》《论书绝句》为代表。《书学源流论》为他37岁时所著，凡8篇，分为《原始篇》《物异篇》《时异篇》《势异篇》《人异篇》《溯源篇》《篆隶篇》《鉴赏论》。其中《原始篇》《篆隶篇》分论书体，《物异篇》分论古今载书材料和工具，《时异篇》《溯源篇》分论断代书史及其承续关系，《势异篇》由作者的创作心得分论笔法、章法之妙道，《人异篇》及《鉴赏论》纵论书家的胸襟学问。《书学源流论》较全面地论述了与书学相关的各个论题，使读者能够了解书体的起源、演变和特质，古今刀笔纸墨的性能和变化，书学问学之道，用笔结体之法等。余绍宋评曰：“《物异》一篇最为精审，《势异》一篇亦颇明通。”[7]盖因其自出机杼，不同凡响也。张宗祥61岁所著《论书绝句》以一诗一论为体例，别出心裁，发为新声，颇多真知灼见。《论书绝句》从评岳忠武始至吴缶翁止，正好百诗百论，其中有97篇论历代书家墨迹，3篇分论晋人写经、六朝人写经、唐人写经，读者可从其对历代墨迹优劣得失的评判中得受真传。
笔者陋见，对七任社长作一比较，吴昌硕当为最“强”，正因有吴昌硕为标杆，遂使西泠印社社长的推选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高起点。其后为沙孟海与饶宗颐，两位皆以学术渊深、创作丰硕享誉天下，在学术与艺术上可谓泰斗级人物；再为赵朴初与启功，皆为国部级领导、当代热门人物，具政治优势，学术与艺术上亦不愧社长之誉。唯张宗祥与马衡相对冷寂，业界之外所受关注不多。近年来，浙江省文史馆、西泠印社、浙江美术馆、张宗祥书画院等对张宗祥先生之业绩大力推扬，多次举办张宗祥作品展，出版《张宗祥文集》，西泠印社社刊《西泠印社》《西泠艺丛》于2012年、2015年两次推出《张宗祥研究》专辑，由此出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张宗祥学术与艺术研究高潮，此当为西泠印社中人及张宗祥艺术与学术研究者、爱好者之幸事也。
【注释】
[1]郭超英，西泠印社理事、《西泠艺丛》执行副主编、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艺评委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金鉴才：《怀念阆声先生》，《张宗祥研究》专辑，《西泠印社》，2012年第2辑（总第34辑），第15页。
[3]2015年8月16日下午3点，“崇文载学·铁如意——张宗祥逝世50周年纪念特展”在浙江美术馆隆重开幕。
[4]姜亮夫：《回忆录》，《姜亮夫全集》第24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
[5]邵德法：《张宗祥先生的书法艺术及其对西泠印社的影响摭谈》，《西泠艺丛》，2015年第8期（总第8期），第11页。
[6]“木瓜之役”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师反对封建旧礼教的一场斗争。1909年冬，夏震武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迫不及待要恢复旧礼教，引起张宗祥等教员的强烈反对，风潮逐渐扩大，最终导致夏震武辞职。因夏极端守旧，被称为“夏木瓜”，这场驱夏斗争即被称为“木瓜之役”。
[7]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3，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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