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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绘影画理:地域美术史研究新方法

时间:2023-09-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视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互渗。显然,视觉文化或图像交叉融合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图像本体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和文本形式研究共同构成了图像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图像研究视角,两者不可偏废。

江南绘影画理:地域美术史研究新方法

视觉文化研究由来已久,自20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介入视觉文化研究以来,在大批学者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景象。同时,由于网络媒体时代“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的加剧,使视觉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又由于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成为最能激荡学界思想、最具活力的前沿学术领域

视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互渗。由于视觉文化研究不同于图像文本研究,它更多的是关注图像或视觉的外部内容,正如英国柯律格所指出的,视觉文化更关注的是图像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在自己书中正运用了视觉文化研究手法试图“处理中国规模庞大的图像制作(picture-making)以及图像观赏(picture-viewing)活动的某一部分”,并非局限于绘画,而是借鉴视觉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研究明代社会生活包括漆器陶瓷、织物上的各类图像样式以及人们的“观看”方式。[39]在国内视觉文化研究中,不少学者已将其与人类学传播学解释学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使视觉图像研究的方式更加多元,也使其时代社会背景更加宏阔深厚。如吴秋林的《图像文化人类学》,仔细分析了图像学系统中音乐图像学、美术图像学、科技图像学、动态图像学等各种门类,更重要的是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建构了自己的图像文化人类学,同时还介绍了图像文化人类学图像的拍摄等具体操作方法,为图像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足资借鉴的方法。[40]段炼的《视觉的愉悦与挑战: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也探讨了视觉文化与美术研究、图像研究、当代摄影等内容之间的关系。[41]丁宁则在《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42]一书中撇开艺术的艺术性问题,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探讨传统美术学所忽视的命题,如艺术品的归属问题,以及艺术品的偷盗、修复和艺术博物馆,拓展了艺术研究的文化维度。经历了21世纪前10年的转型期,新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对文本的深入,对中国当代社会潜在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对中国古代图像理论作了更自觉的总结与挖掘,使固有的中国古代图像理论获得当代阐释。

视觉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与传播学和解释学等学科融合研究。图像的制作往往意味着制作者和观看者对图像意义不同层面和侧面的接受,甚至隐含着制作者对文学作品或现实社会的文化批评,因而通过对图像符号的解码,可以逆向推求图像在传播和解读中所隐藏的寓意和被重新赋予的意义。在文学插图研究中,就可认为插图是作为文学文本“失真”的“镜像”,是以美术形式直观再现特定时期的文本接受状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和“改编”,通常是在再创造中对文本进行审美和伦理上的价值判断。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由图像考察文本的传播、接受和批评。比如乔光辉从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入手,从插图文献中寻求文学文本的接受。何萃、解玉峰通过对清代神怪小说绣像的考察,发现“绣像图本身也有非常‘自觉’的表达意识”[43]。周欣分析明末刻书插图的发展及传播过程,将社会风尚、文化思潮和审美趣味等图文背后的各种面相一一呈现。[44]曹院生指出,明清戏剧小说与插图之间并非一种单向传播,而存在的是一种互动传播模式,插图的传播无疑提高了戏剧小说的受众接受度,甚至影响了读者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45]海龙、张向静运用语言学理论中视觉语法以及传播学,对中外媒体报道中使用的图像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揭示两者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46]从传播功能上研究图像,不仅是对图像符号能指的解码,更是对其社会历史图景的“再现”,因而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径向。(www.xing528.com)

另外,视觉文化研究还拓展了地域研究方法,将图像地域空间与图像风格表达联结了起来。比如乔光辉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里探讨了金陵地域书坊、建阳地域戏曲插图特征。欧俊勇、温建钦对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荔枝记》插图叙事功能进行了探讨。[47]周辰对明代浙江武林版画插图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研究。[48]他们都通过对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在长期发展演变中形成独特地域风格的插图进行研究,透过插图,就可以了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特定时空环境对插图地域风格形成带来的影响。显然,视觉文化或图像交叉融合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图像本体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和文本形式研究共同构成了图像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图像研究视角,两者不可偏废。2010年以来,各学科纷纷“嫁接”图像,各种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充分说明图像研究在横向的广度和纵向的深度上均有所拓展。这不仅拓展了图像理论本身的研究疆域和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图像与视觉文化在历史、社会大背景中激荡融合,合谋共生,推动了整体人文学科研究向图像发生转向,也因此建构起了新的范式。反过来,新的图像变革,突破传统学科边界,也为各门人文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使各学科研究在“互馈”中获得互惠多赢,并由此挖掘出旧有范式所未有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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