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天津，仁立的生产和营业遭受很大损失。从德国购进的两千枚精纺环锭，自前一年开始安装，此时已安装完毕。投产还是不投产？如果投产，生产什么品种？都成了问题。对这样一个初创的工厂来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朱继圣与董事长孙锡三商议，认为可趁此时机，大抓原料。由于天津是口外羊毛的集散地，而经营羊毛的商人大都是小商贩，在此时局紧张时，他们的存货受到银行紧缩放款的影响，不能不降价求售，正可大批购进，所需货款可赖中孚银行接济。这一期间一共收购了大约一千万斤羊毛，进价便宜，一直用到全国解放之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天津英、法租界，原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停止活动。日本当局通过他们在事变前设立的天津满蒙毛织厂，向仁立商谈订货，签订了承制七千码草绿色哔叽的任务。此事引起了朱继圣的警觉，立即采取措施，把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或看见的东西尽量地隐藏起来。并把一部份进口羊毛染成黑色和深蓝色，然后与白毛混合，以防被征用做军装。一天，日本人马场来到仁立，透露日本人要通过委托加工军用品，进而接管仁立。朱去北京向董事会汇报，找了一个京奉铁路的医官、日本留学生张某，设法向当时日本军需部长疏通，终于躲过了这一灾难。(www.xing528.com)
日军接管天津英、法租界后，从经济上加强控制，组织了各种商业组合，控制货源和价格。呢绒业当然不能例外，以组合的名义订出呢绒的出厂价格，分为“一部”批发商售价，和“二部”批发店售价。价格虽是以组合的名义公布的，但如有违犯者，就要依“经济犯”定罪。事实上，市场价格却远超于组合的定价。仁立为了不致在经济上吃大亏，便冒着风险建立起后账，即前账按官价收支票，后账按市场实际售价之差额收现款。这种办法限制了交往的户头，为了方便，仁立另立字号，开设了一家“一部”企业（呢绒批发商）——义昌信号，经理是朱继圣的同乡老朋友黄式琴，两家“二部”企业（呢绒批发店）——裕华号及鸿翔号，分别由刘学俭及翁乐之任经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接着国民党政府大批接收人员飞来。不久，政府从日本进口来三十多万码呢绒抵充战争赔款，另外还有美国来的海军呢、大纹哔叽等，充斥市场，给民族工业带来了灾难，造成国货滞销，以致仁立不得不在街头摆摊售卖呢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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