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夏天《何梅协定》签定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步骤更加快了，在北平、天津、保定、青岛、济南等地鼓动一小撮民族败类请愿、游行，叫嚷“华北自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派人到处散发日军部出版的《日本对支那的基础观念》一书，极其明显地表明日本鲸吞华北的企图。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萧振瀛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同时被召见的还有秦德纯。蒋介石让他们二人转告宋哲元：“务要忍辱负重，苦撑华北局面，拥护中央抗战准备，三年之后，方可言战。”宋哲元是一个有正统封建思想的人，对蒋介石的秘密指示，只有服从。但又意识到这是个有关民族兴亡的问题，不愿放弃自己的职责，因此弄得一天到晚闷闷不乐。
一九三五年六月，宋哲元因“张北事件”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此后，局势更加动荡，日本人到处鼓动闹事，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平津形势危急，而河北省的防务配备又极为脆弱，只有商震的三十二军和万福麟的五十三军，均装备窳劣，不堪一击。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令二十九军接防北平。与此同时，河北省主席商震也被迫去职，改由宋哲元继任。同年十一月底，发表萧振瀛为天津市长。
萧振瀛刚一上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唆使所谓“华北自治请愿团”的傀儡组织，包围了天津市政府和天津警察局，鼓噪“还政于民”，“华北五省自治”。紧接着，殷汝耕的汉奸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出场了。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萧振瀛遂向蒋介石报告了华北局势，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蒋介石为了缓和这种局势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以亲日派为骨干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特任宋哲元为委员长。从此，蒋介石把华北的重担就都压到了宋哲元的身上。
一九三六年的春节以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更人，由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同时又增加了以河边少将为首的一个混成旅团。萧振瀛的日子也就更不好过了。由于萧和日本人办交涉只能开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日本军方就对他大发脾气，不断施加压力。日本驻军又接连和驻津的二十九军发生冲突，造成“大沽口事件”、“中日警察冲突事件”、“北宁路炸车事件”等等。与此同时，萧振瀛又招来国内各界人士的不满。萧振瀛常代表宋哲元出面举行中外记者、各界名流和学术界人士的招待会，萧不学无术，信口开河，答非所问，不仅说话无分寸，而且给人造成宋哲元要投敌当汉奸的印象。于是，张伯苓、梅贻琦、罗隆基等人对萧群起而攻之。(www.xing528.com)
当时，住在天津租界里的许多失意的北洋军阀和许多亲日的政客、遗老也伺机而起。他们见萧振瀛代表宋哲元说话态度暧昧，便施加影响，企图促使宋哲元宣布“华北五省独立自治”，这样他们也可以东山再起。宋哲元、萧振瀛的言行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平津爱国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坚决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萧振瀛的市长维持不下去了。社会上对他的微词泛起，说他“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要当汉奸了”，“挨了张自忠两记耳光”……等等。宋哲元想出一个办法，让萧振瀛出国，日本人再来纠缠时，就把责任全推到萧的身上，以此缓和一下局势。一九三六年八月间，萧振瀛离开天津市长的职位，出国考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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