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工人工资是极其低微的，依靠工资收入不能养家餬口，日本统治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威胁着工人的生活，工人们每天下班后，不得不去蹬三轮、拉胶皮、卖纸烟、扛河坝或干其他劳动，赚几个钱过日子。国民党接收后，在通货恶性膨胀、物价剧烈飞涨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日益下降，中纺系统工人工资在天津市列为工资水平较高的单位，一九四八年九月份，平均工资折合玉米面347.27斤，十月份只折合玉米面49.81斤。女工和男工同工不同酬，还经常受到歧视和污辱，尤其是童工，即所谓艺徒，境遇就更惨。华新纱厂于一九二九年雇用童工四百四十七人，女童工占三分之一，平均年龄十二、三岁，最小的九岁，最大的不过十五岁。招来的艺徒，要立卖身合同，规定三年之内，如有不学或逃跑等情，必须赔偿饭费等。在棉纺厂学徒三年出师，出师后一天连一角钱的工资也合不上，成年工虽然工资也不多，但要高于艺徒六、七倍，因此资本家多喜欢大量招用艺徒。艺徒跟成年工一样干活，每天顶班十二小时，身材矮小，够不着机器，还得蹬在板凳上。
资本家不按时发工资，工人一般要先做满一个半月的工后，才能得到一个月工资，或一个月发半个月、压半个月，还巧立名目说成是怕工人损坏机料物件，留作赔偿用。
工头在厂内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工人生病请假，工头不准假，带病也得上工，不然就被开除；尤其是女工结婚、怀孕总是藏着背着，怕叫工头知道。从华新建立到中纺时期，污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度一直存在，下班时要排成长蛇阵等待检查，尤其是青年女工被搜时，经常遭受到难忍的污辱和意想不到的迫害。
此外工人还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华新津厂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到转年二月间，全厂共有工人二千三百四十八人，被解雇的竟达九百八十五人，举凡缺工、犯规、抗令、懒惰、斗殴、工作不良、返籍、婚嫁、生育、疾病，家族死亡等等，都是被解雇的理由。
工人对各种压制不堪忍受，气愤已久，遂于一九四七年中秋节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节前某日夜班，刚上工不久，纱厂先关了车，布厂也继之关车，开始罢工。卢统之闻讯立即召集厂内国民党部、工会计议阻挠，由工贼指使手下兵卒，带头开车，不出十五分种，当布厂关车时，纱厂已又开车，工人联络被切断，罢工终于失败。进步工人当夜在布厂木工房开会，决定继续罢工，提出推倒伪工会，开除伪工会理事。马镜轩得知后，随即在卢统之的主持下，召集有关人员会议商讨破坏和镇压罢工的对策。(www.xing528.com)
当上次罢工失败后的第三天，夜班上班时，纱、布厂首先关车，毛、染厂也相继停工。马镜轩立即按计划行事，分别向公司、警备司令部报告，卢统之和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朝新等先后到厂。王朝新向集聚在院中的工人讲话，加以威胁。就在他讲话的时候，伪工会理事等进入车间，指挥亲信或由自己动手开车生产，工人们在院中听到机器声，引起骚动，这时工人代表正在同厂方谈判，而车间内已停止了罢工。
谈判中，卢统之表面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表示要请示公司后再决定。但两、三天后，警备司令部逮捕了两名工人，工人提出的条件并没得到答复。中纺七厂的罢工，在反动统治的破坏，工贼的出卖、军警的镇压下结束了。
天津解放战役中，国民党军一〇五师进驻中纺七厂，将司令部设于厂旁的万柳村，炮位安在厂内花园附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珍惜人民生命财产和工业建设，兵临城下，未发一炮，几次商议和平解决条件，国民党军仍存侥幸万一的梦想，不肯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迫不得已，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向国民党一〇五师司令部炮击，当然不免波及工厂。当时马镜轩、张兆麟曾组织护厂队，各率领二百人，昼夜分班护守，十四日晨，马镜轩冒炮火入厂，下午五时，眼见仓库、料库、纱布厂相继起火，束手无策。天津解放后，仅保有的染厂，在一九五〇年开工生产。
（柴寿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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