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教育国际化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成果

（一）日本国际教育援助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对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近20年的经济支援，并以此作为展示“软实力”和开展外交的重要手段。2003年10月日本国际合作署（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成立，专门从事面向国外的各种援助活动，如技术合作、特许贷款及拨款援助等。该组织在2008年进行改革，加强了日本与受援国地方政府、教育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整合并实现无缝隙的帮助、增进研究和知识分享、在援助活动上实现综合多种援助干预以帮助受援国解决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及着重于提供专业帮助并培育专长等。

2002年，在加拿大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日本政府宣布了“BEGIN计划”（BasicEd-ucation for Growth Initiative），确定了日本援助发展中国家教育方面的基本策略。策略强调对受援国在职教师的培训，与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积极支持战争冲突后国家战后重建。2002～2007年期间，日本通过提供补助金、开展技术合作和捐助国际组织等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提供了共计2.5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是国际上教育兴国的典范。结合本国经历，日本的教育援助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1999～2004年，日本对以摩洛哥为代表的非洲国家提供了890万日元的贷款用以建设教室、图书馆和采购其他教学设备。此外，日本还为埃塞俄比亚援建了远程学习项目，其中包括向8个广播电台和2个电视台提供设备，派遣日本广播和电视教育专家到埃塞俄比亚参与技术指导。

（2）重视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自1998年起，日本在开展了名为“加强中等教育中数学和科学教育项目”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在肯尼亚首先执行，诞生伊始便受到了周边国家的关注。该项目2003年公开的统计报告显示，一个区域性的合作网络系统（SMASSE- WECSA）已经形成，目前已有30余个非洲国家参与，并致力于共同提高中等教育阶段的科学和数学教育质量。

此外，从1999年起日本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区域教育发展计划。在该计划执行过程中，日本协助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亚洲国家建立了现代中等教育模式，并协助这些国家加强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建设以提高他们制订规划的能力。

（3）重视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援助。与专注于普及初等教育的美国不同，日本在受援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也有较大比例的投入。比较典型的有1986年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泗水专科学院，1993年面向亚洲其他国家高等院校教师的“第三国家培训项目”，2002年对老挝国家大学经济和工商管理学校的援建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也是日本对外高等教育援助的受益国之一。2001年，日本在中国启动了“内地人力资源发展项目”，提供了用于更新大学设施与设备、培训中国教师和实施共同研究项目的贷款。日本国际合作署2006年报告显示，截止至2005年，该项目已经覆盖了中国内地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67所大学，同时为中国695名大学人员提供了访问日本的机会。

（4）重视留学生的培养。日本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智力上国际合作”的计划，并拟定在2020年前接纳30万名外国学生。据日本教育与国际发展部统计，到2003年，日本完成了吸引10万留学生的突破。此外，赴日留学生的数量仍在以万人为基数的数目逐年增加。日本政府开展的“人力资源开发学者项目”，为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了5910万日元的贷款。

（二）瑞典的对外援助

二次大战后，瑞典于1952年对欠发达地区开始了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1962年瑞典议会确立了扶贫、保护人权、正义、平等和主事权的对外援助目标，并作为援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针对瑞典的报告中指出，瑞典对欧洲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是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平均数的两倍；以国民收入中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衡量，瑞典是最慷慨的援助国，是对外援助额超过联合国国民总收入指标0.7%的五个DAC成员国（瑞典（1.12%）、挪威（1.06%）、卢森堡（1.04%）、丹麦（0.88%）和荷兰（0.82%））之一。

近年来，瑞典对国家援助政策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瑞典本国国情的对外援助战略和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SIDA）将教育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瑞典对外援助调研2005年度报告指出，瑞典国家发展合作署已与120个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欧国家和组织共同实施了6000余个双边教育援助项目，并通过发展教育，达到了减少世界贫困人口和为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条件、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民主和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

瑞典对国家教育援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它们是：通过教育，改善受援国民主和人权状况；保护该国环境和气候；实现男女平等并提高女性在发展中的地位。其中，通过教育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被视为重中之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年报告指出，2007年度瑞典的国际援助有88%用于改善女童与妇女权益的方面。

2003年瑞典政府制定的《责任共担：瑞典全球发展政策》方针指出，在对外援助的政策上，瑞典充分考虑了与受援国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主要体现在：加强与民间团体和私人部门的合作；鼓励私人部门发展作为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载体；减少政策的复杂性，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缩小协调机制，监督、分析和报告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方面的差距；明确政策目标的优先性和等级性；加强系统性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制定监督和报告援助进程的框架；积极鼓励来自受援国的关于瑞典政策和行动一致性的评价和反馈。同时，瑞典进一步使用“瑞典团队（Team Sweden）”理念来推动瑞典各个援助主体的协调性。

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报告显示，近年来，瑞典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仅在2001年和2009年略有下降。2008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达47.3亿美元，为其历史最高援助额，该年援助净额同比增长约9%，位居当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援助国第八位。2000～2009年，瑞典官方发展援助增长比例一直在联合国制订的0.7%的目标之上，2009年更是高达1.12%，居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成员国之首。针对以教育为主的民生部门，瑞典提供了2.53亿美元的援助。尽管从援助净额来看在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成员国中并不突出，但在包括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稳步增长。

报告进一步指出，截止至2009年，在瑞典的对外援助中，亚撒哈拉地区占到最大的比重为8.89亿美元，约占援助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战争和战后国家如阿富汗、巴勒斯坦、苏丹等国家的援助较多。另外，瑞典对欧洲的援助也较为突出，约为援助总额的6%。双边援助一直是瑞典的主要援助渠道。2000年瑞典的双边援助额为12.4亿美元，占援助净额的69%；2009年其双边援助净额为近30亿美元，占援助净额的66.2%。同时，瑞典是联合国几个主要机构最大的援助国之一。2009年，在联合国接受的多边援助中，瑞典占38%，占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12.7%，为发展援助委员会平均援助水平的两倍；2009年瑞典对世界银行和欧盟的援助各占其官方多边发展援助的23%和19%，分别为其官方发展援助净额的7.8%和6.5%。区域发展银行也占到瑞典官方多边发展援助的11%，非洲发展银行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在教育援助领域，瑞典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展了由单边（捐款为主）到多边的发展项目。瑞典的对外教育援助方法为协助受援国兴建学校，并为医院、发电厂和工厂等民生部门培养技术人才。近年来，瑞典逐步提高教育援助经费的投入。阿富汗教育部长在2007年11月的政府工作发布会中指出，瑞典联合挪威、荷兰等国为阿富汗教育部提供了0.466亿美元的教育经费。

近年来，瑞典开展了“希望之星”项目（Swedish star of hope），在全球19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为教育援助项目提供了基金。据我国黑龙江省慈善总会2010年报道，自2006年起，“希望之星”项目在齐齐哈尔、牡丹江市、拜泉县、富裕县、海林市、宁安市、佳木斯市、伊春市和都昌等数十个县市提供了教育援助。在黑龙江省，“希望之星”对中小学教师第四章　教育国际化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积极影响

的教学水平提供了援助，有680名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接受培训，7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得

到了不同形式的二次培训，近20万名贫困地区的学生直接受益。（三）澳大利亚教育援助概况澳大利亚的对外教育援助主要针对亚太地区、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援助方法为培训

教师、改革学校课程、建立基础设施和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澳大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Aus-

tralian council for overseas aid，ACOFA）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展国际援助的重要主体。在教育援助实践中，该会在国际社会认可的基本教育援助准则（提高政策能力、加强(www.xing528.com)

政府机制、杜绝腐败、加强教学资源配置等）基础上，提出了几个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援

助目标，包括支持伊斯兰教育；通过非正式教育工具辅助英语语言学习；改革职业技术教育

系统；建立一所澳大利亚太平洋职业技术大学，以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深造；帮助

合作伙伴以开发可持续发展信息系统；支持社会问责制措施；用试验创新的方法鼓励孩子完

成学业；支持学校重建，培训学校紧急事件的反映和处理能力。以上目标的制定充分考虑了

不同地区、民族、宗教信仰和语言环境的发展现状。澳大利亚在提供教育援助的过程中，强调了英语教学在加强受援国国际交流、贸易和高

等教育发展上的重要性。2010年印度尼西亚通信和信息产业发展及合作机遇报告指出，针

对英语学习，澳大利亚在印度尼西亚实施了广播计划，通过兴建了130个英语广播站，为

1.7万人提供了自主学习英语的机会。另外，澳大利亚也注重通过在受援国兴建高等或职业

学院，输出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上的成功经验。在教学资源的援助方面，澳大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也有着显著的成效。在其2008年发

布的工作报告《MYTHSBUSTED--FactsaboutACOFA》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已有380

所初中学校在该会的协助下建成，其中包括46所伊斯兰教学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

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帮助他们完成了学校课程改革，并在2006～2007年向3273所幼儿园、

4531所小学和183所初中发放了学习教材，直接受益学生达1000万；在老挝，4000余名教

师通过培训走上了职业岗位，其中女性人数过半。为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澳大利亚通过课

程改革，纠正了教材内容中包含的性别歧视问题，同时，提高了女性在教育管理高层的人数

比例，并为女性学生兴建了专设的卫生设施。报告另外指出，支援自然灾害受害国的教育重建也是澳大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的工作重

点之一。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澳大利亚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9所学校中重建了

2840个学习场所；2006年，该会协助受台风灾害影响的菲律宾进行学校紧急修复工作，保

证1万多名学生及时受到教育；2008年，该会为地震后的巴基斯坦地区的42.7万学生建立

了4800所传统的帐篷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