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商经营保险业内幕揭秘！

许良灏　戴学熹

许良灏从1916年任华商华安保险公司职员起，直到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在保险业中由一个普通职员，直到襄理、副经理和外商保险的买办，以后又曾断断续续地做过法商安全保险公司和其他华商保险公司的津方代理人。前后30余年，对保险事业在中国北方发展的过程和经营情况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戴学熹在洋行保险行做了6年多的职员，对洋商在津经营保险事业的方式和内幕情况，亦有一鳞半爪的认识。现在我们虽然都早已脱离了这项工作，而亲身所历，尚能忆其梗概。

清末帝国主义国家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进出口机构（洋行）；组织专门向殖民地提供周转资金和办理押汇的银行（像汇丰、麦加利、汇理、华比、花旗、美丰、德华等银行）；组织航运（像太古、怡和、大来、三井等）以及设立保险机构。

天津外商的保险业是随着洋行业务的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清末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在津设行，除经营进出口外，还在码头建立了仓库，同时又经营着中国沿海和远洋航运。这些仓库的存货和船只的运输都是保险业务的对象，所以它们又代理承办本国在华的水火险业务。以后各国在津设立洋行也都兼办保险。由自己代理的保险公司承保水火险，不仅节省很多手续，还可以赚到代理费和佣金，尤其遇有事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和公证行联系办理赔偿。所以各国在津的进出口洋行，大都代理着一家或几家其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保险公司在天津的业务。这时中国的商民对于这项新兴的事业还感到很陌生，对于赔偿也半信半疑。

1912 年袁世凯在津制造壬子兵变，给外商保险事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当华人眼见由外商保险行承保的财产遭了火灾或抢劫，居然大部分获得了赔偿，才开始重视这个行业，于是纷纷投保。因是外商的保险行业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外商在津的保险业，初期都是由进出口洋行代理。由于中国政局不稳，洋商看到了他们发财的机会，所以辛亥革命后，天津又增添了一批专营保险事业的行号。第一个是英商华隆洋行专门代理保险业务。随后又有英商保安保险公司、荷商荷兰保险公司、美商花旗保险公司等在津开业。再后又有美商美亚保险公司、法商保太和安全保险公司成立。而华隆洋行和保安保险公司等数家公司为了扩充营业，在天津当地还建立了分支代理机构。这些专业保险的行号，虽然也做着它们本国或别国工商户的生意，而主要营业对象，已经不是少数的洋商，而是整个天津市和以天津为中心的外埠的华人工商户。这时洋商保险事业，不仅在天津和北京等地有了大幅度的展开，而且以天津为中心逐渐伸展，铁路沿线如保定、沧县、石家庄、太原、唐山、张家口、沈阳、锦州、山海关、秦皇岛、济南、郑州、洛阳等地，都有了它们的业务，尤其这些地方的火险，几为它们所包办，华商同业不敢问津。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外商保险事业的深入和发展时期。(www.xing528.com)

1912 年前后由国人创立的保险公司，像上海宁波帮的华安、华兴，广帮的先施、福安和南洋一带广帮华侨设立的广恒、羊城、金星、香安、联保等等的保险公司，也都曾来津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但华商保险公司的资本额大都小得可怜，它们一方面想多做生意，一方面又惧怕赔偿，同时又因为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这种保障安全的事业，更难得为商民们所信赖，势力远敌不过外商同行。就火险方面论，外商在津的工商企业，当然不会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而国人经营的产业，资产数目大、坐落地点适中、建筑物比较坚实不易引起火灾的也都被外商保险行抢保，剩下资本薄弱、地点杂乱、建筑简陋或经营易燃品的中小型工商户，外商不愿承保，才落到国人的保险公司手里。这种中小型工商户的组织和管理既不健全，盈亏又无把握，如果到了业不抵债或其他不利的情况时，难免心存侥幸，放一把火来解决困难，这就苦了中国的保险公司。赔偿吧，火灾可疑，不赔吧，怕损失信誉。就我们所知，天津北大关和大胡同一带，所有比较坚固洋灰门面，十有九家都是投保户自己制造出的火灾或被牵连遭灾而由中国的保险公司赔款后重新修建起来的。至于侯家后、河北关上和其他一些狭窄街道上房屋简陋的小型铁器制作店和手艺作坊集中地，都是外商保险公司所放弃不取，而为华商同行“不得已而取之”的。至于主要专营水险的华商，只有招商局的附属机构仁济和一家，它只能做一点招商局自己的船只来往沿海货运水险生意，其余所有外商船只的水险都由外商包办。

另外，华人买办经纪人的宣传加上当时一般富有资产阶级惧外、媚外的心理正盛，愿意依靠外国人的势力来保护自己，使得外商保险行的营业更是蒸蒸日上。相反，华商的保险业务每况愈下不能长久支持。所以1915年以后，有不少华商保险公司因为赔累不堪，不得不下了招牌，撤回沪粤。

1920 年起由中国银行创办的保险公司，如中国实业银行的永宁保险公司、金城银行的太平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的宝丰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上海广帮的先施和永安保险公司，先后陆续来天津开设分公司或代理处，承揽水火险业务。从这时起，国人自办的保险事业在天津又有了起色，但因家数渐多，竞争日趋激烈。它们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尽量降低保险费的实收数额，多让利给经手人和投保户。

辛亥年前后，津行和外商保险公司给经纪人的佣金，不过是险费的一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竞争导致，佣金逐渐增加，但一般仍保持五折左右，以后日本的三菱、三井等洋行的保险公司也参加竞争，竞争随之愈演愈烈。至七七事变前夕，一般火险的险费实收额，竟跌至倒七折左右，其中如美商的美亚和法商的安全更跌至倒八折，同时水险也跟着大落价。

对外商保险公司来说，尽管它们把险费降低，但因为所承保的多是资本金比较雄厚，业务比较可靠的工商户，纵然降低险费，而营业的范围却扩大了，每月总的险费收入反而激增。况且它们的总机构在中国的同行中，虽然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但总不免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太小的不愿保，太大的不敢保，还是要转到外商手里去承保。这样又使外商能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地从中国人手里获得巨额的险费收入。